（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杨伯江在本刊发表《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日本“全面正常化”走向探析》，全文1.3万字。要点如下：

　　美国政策因素与中国和平崛起一道构成驱动亚太局势的两大自变量，也是影响日本战略走向与空间的主要外部因素。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加剧了地区大国博弈，也为日本推进战略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但其第二任期内”亚太再平衡战略”面临调整的预期、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美和中日关系的两面性以及美日之间利益与立场的差异，决定了美国“重返亚太”对日本战略影响的复杂性。日本将在充分借助美国政策的利好作用推动“全面正常化”转型的同时，战略上趋利避害，加紧自主防务能力建设，以强化政治自主、预留未来空间。

　　美国“重返亚太”出现于日本“全面正常国家化”启动之际，对日本的战略转型具有明显的助推作用。但鉴于重返战略及其调整的复杂内涵，日本将在最大限度地对其“为我所用”的同时，以强化自主防卫力量为基础，借增强政治自主性确保未来战略空间。

　　（一）借力美国因素推动战略转型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总量超越苏联，成为世界第二[①]，此期间在“经济能量政治化”法则驱动下，战略精英层先后提出日本要在世界政治中强化发言权以及成为“正常国家”[②]的目标，意在摆脱战后体制、增进国际权力。继90年代确立“入常”目标后，以首届次安倍内阁将防卫厅升省为起点，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进入全面展开阶段，核心是要成为有强大军事能力做支撑的“正常国家”。其内涵是：（1）将“军事强国”指标纳入“政治大国”目标体系中，使“正常国家”概念更为彻底、完整；（2）针对战后吉田路线塑造的特殊的国力结构，重点强化军事防务能力的短板；（3）在传统经济外交“战略性外交”之外，将安全军事手段纳入实现国家目标的政策体系；（4）在安全战略中，大幅提升传统安全要素的比重。

　　与推动“正常国家化”的上一阶段相比，日本战略转型的关键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成为什么样的“正常国家”，是否包含“军事正常化”；二是用何种手段成为“正常国家”，是否包括安全军事手段。上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猪口孝曾概括说，就日本要在国际社会赢得“体面的地位”这一点而言，日本国内不存在分歧；但就以何种方式赢得这种地位存在分歧。这是对当时日本国内战略论争的形象描述。与此对照，日本国内如今已经具备“为了和平而展开行动的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向突破另一个“战后和平主义的缺陷”;不愿为了和平而使用军事力量”迈进。[③]

　　“对外因应性”是日本对外战略的一贯特征[④]，就战后、冷战后而言，美国战略和政策无疑是最直接、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因素。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旨在“战略收缩”的“新亚洲政策”即触发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一波浪潮。2000年10月，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政策报告《美国与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主张重新明确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建立平等的美日关系，双方从“责任分担”转向“权力分担”。受此影响，三个月后上台的小布什政府确立了“政治上提升地位、战略上加大利用”的对日政策基调，强调提高美日防务合作水平，促使日本放弃“专守防卫”政策、放行“集体自卫权”。美日两国就推动同盟扮演“活跃的地区和全球安全角色”达成一致，小泉内阁借国际反恐推动国会通过多个“有事法制”相关法案、加紧向国际安全领域渗透。

　　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发生在日本谋求“全面正常国家化”过程之中，对日本战略转型无疑具有关键性助推作用。2012年8月美国CSIS《美日同盟：亚洲稳定的基石》政策报告，从执笔者——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与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及报告基调看，它凝聚了民主、共和两党共识，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官方政策。报告论证的核心议题是，在中国崛起和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背景下，美日如何加强同盟。报告给出的建议是，为使同盟更为有力、有效，日本需要根据美方思路与步骤尽快完成战略与政策调整，包括增加军费、加强军备、放行“集体自卫权”、明确对同盟的军事防务责任、在“空海一体战”构想中更有效地配合美国。[⑤]报告列举的这些“建议”与民主党野田、自民党安倍两届内阁的现实政策惊人地吻合，也预示着下一步日本在外交安全领域的政策方向。

　　（二）重点增强军事防务能力

　　美国重返亚太给日本战略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而军事防务领域恰恰是日本认为最需触及而又最能“好风凭借力”之处。[⑥]内在政治欲求与美国战略需要的相互契合，使日本军事强国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这一点在“3·11”复合型灾难中已经得到充分验证。在经历了那样一场重大灾难之后，日本并没有像众多研究者所预测的那样走向“新的发展方向”，反而是在传统安全领域加强了危机和防范意识。“‘3·11’并没有使日本变得更‘内向’，也没有改变2010年底新防卫计划大纲所规定的军事安全政策方向与政策优先次序”。“日本处在改变防卫政策以应对新安全环境的长周期之中……而‘3·11’等偶发事件不足以改变这一变化的方向”。[⑦]

　　日本强化“自主防卫力量”，迄今主要是通过自我解除战后的种种政治约束来实现的，即通过改变“软件”来释放能量。截至目前，除“集体自卫权”尚待突破外，从“专守防卫”原则、武器出口禁令到和平利用太空、和平利用核能，战后制定的几乎每一个与军事防务相关的方针、原则都已经不同程度地被修改。

　　（1）关于“专守防卫”。2003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等三项“有事法制”相关法案，规定日本不仅在受到现实已发生的外来武力攻击时可以出动自卫队作战，而且可以根据“将受到武力攻击”的预测出动自卫队作战。即，日本可以根据主观判断，针对尚未发生的事态行使自卫权，从而为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铺平了道路。

　　（2）关于“和平利用太空”。2008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宇宙基本法》，规定太空开发“要有助于确保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和我国的安全保障”，可拥有“非侵略目的”的卫星，从而摆脱了1969年国会决议规定宇航开发“限于和平目的”的限制。2012年6月，日本通过《独立行政法人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法》修正案，删除了规定该机构之活动“限于和平目的”的条款，从而使太空开发可以用于军事目的。

　　（3）关于“武器出口三原则”。2011年12月，野田内阁决定大幅放宽基于“武器出口三原则”的武器出口限制，允许日本参与国际联合研发生产武器和以人道和平为原则的国际援助。

　　（4）关于“和平利用核能”。201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原子能基本法》、《原子能委员会设置法》修正案，增加“核能应为保障国家安全做贡献”的条款，为将核能用于军事目的扫清了障碍。

　　日本强化军事防务能力，主要不是通过简单加大资源投入譬如增加防卫预算实现的。相反，财政拮据恰恰是战略精英层实现强军梦的一大制约。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军费占比的国际比较看，日本仍明显低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并非“穷兵黩武”。但是，2013年度日本军费在时隔11年后首次增加，似乎预示着一个拐点，即日本将增加对整军经武的财政支持，在“硬件”方面也开始加大投入。况且，日本财政预算有别于国际标准的特殊编制方式，原本就造成了一些防卫相关项目以“非防卫预算”的面目出现，如太空开发费用、美军基地相关费用、军人养老金和抚恤金以及“第二海军”海上保安厅的预算。

　　（三）以政治自主确保战略空间

　　日本对美国的借重，并不能掩盖其日渐强烈的战略主体意识。正如战后反美民族主义思潮同时来自于左翼和右翼阵营一样，安倍晋三的“摆脱战后体制”或者鸠山由纪夫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实际同样都体现了日本以自身价值与战略判断为基础、谋求独立的国际认同的政治追求。对美国重返亚太，日本的应对明显带有超越“配合”的深远意味，并且通过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初步达到了提升对美地位和增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目的。[⑧]鉴于美国亚太战略将持续调整和地区局势前景的“不可预测性”，日本今后将继续最大限度地借助同盟框架增强自身实力，在此基础上谋求进一步增强对美政治自主性，为将来应变预留转圜空间。

　　增强政治自主性不等于对美独立，现阶段日本无力也无意摆脱日美同盟；但中美关系的发展、美国霸权衰退的长期趋势及其利己主义的对外政策，都促使日本预留后路，以免成为“美国政策的牺牲品”。在安全军事领域，“日本认为，较之过去，美国更无力在日本与邻国争端领土、海域问题上提供威慑，在这样一种新的安全环境下，日本必须提升自身在本地区的防卫能力”。[⑨]外交上，日本对上世纪70年代两次“尼克松冲击”[⑩]至今记忆犹新，对奥巴马第二任期政策、人事动向反应敏感，认为美国对华将软化身段。新任国务卿克里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重视中国的姿态十分抢眼”，他认为“中国带来的机遇多于挑战”，而“美国推进重视亚洲的政策，原因之一是要加强与经济大国中国的关系”。克里强调美中“在对伊朗制裁上通力合作，在应对朝鲜方面也可以进行更多协作”，同时却没有提及美日同盟，更没有像四年前希拉里接任国务卿时那样宣　　　　称该同盟是“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基石”。[11]

　　美国重返亚太带给日本的不仅是机遇，也有压力和风险。日本对此心知肚明。首先，美国重返亚太固然带有“中国指向性”，但对一直与中国争夺地区合作主导权的日本的战略空间也是一种打压。其次，奥巴马既要重返亚太，又要大幅削减军费[12]，势必进一步加大日本的财政压力。再者，更重要的是，美国实施“驻日美军整编计划”，将驻冲绳海军陆战队部分转移至关岛、澳大利亚及菲律宾，军事部署从第一岛链撤往第二岛链，在提升了日本军事防务作用的同时，也将日本暴露在“中国威胁”当面，等于将日本推上与中国对峙的前沿。

　　发展对华合作既是日本强化对美政治自主性的重要动力，也是它预留战略空间的重要方面。外交上，日本需要加强与邻国的合作以“携亚自重”，增加对美国的战略筹码。经济上，日本借助东亚市场维持自身繁荣的路径已不可逆转。安倍晋三在《致美丽的祖国》中曾爆料：“五年前有人提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经济是一种威胁，当时小泉首相就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并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实际上，自那以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在经济上，日本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无法分割的互惠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13]野田内阁时期，日本开始与中国互持国债、双边贸易部分直接结算，等于把自身前途命运与中国的发展更紧密地捆绑到了一起。[14]

　　综上所述，美国“重返亚太”无疑强力助推了日本战略转型的进程，但从美国战略及其下一步调整的复杂内涵看，对日本的影响又绝非“单边利好”那么简单。日本重点在军事防务领域搞突破、走向全面正常化的大方向难以逆转，但并非以对美强化追随、对华加剧对抗为前提。国际社会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日本”，但中国因素对日本内政外交的影响也在同步上升，中日博弈中中国无疑地位更主动，准确把脉“新日本”、以正确的战略政策开启中日之间的良性互动，仍然大有可为。

[①]由于日本与苏联经济体系、统计口径不同，围绕日本经济总量超越苏联的具体年份存在争议，至少有1980、1986、1987年等几种说法。

[②]小泽一郎原著中“正常国家”的内涵，一是否定战后日本传统的协调型政治模式，建立两大保守政党制；二是否定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路线”，修改宪法和防务政策。此外，小泽刻意挑选了日语“普通”这一温和、略带谦逊的措辞，但从作者的本意——要对战后日本国家形态中存在的所谓“扭曲”、“不正常”方面实施“矫畸”——来看，译做“正常”更为准确。参见杨伯江等：《当前日本对外战略：成因、手段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2期。

[③]神谷万丈「日本の安全保障と日米同盟—冷戦後の展開と今後の課題—」、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日米関係の今後の展開と日本の外交』、2011年3月。

[④]美国学者肯尼斯·派尔称之为“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认为日本是个被动的国家，政策总是根据国际环境作机会主义式的调整。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一直遵循着调整对外政策和国内制度以适应国际体系变化的模式。参见：Abe Shinzo and Japanp’s Change of Course, by Kenneth B. Pyle, NBR ANALYS IS, Volume 17, Number 4, October 2006, p. 14.

[⑤] The U.S.-Japan Alliance: 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 by Armitage & Joseph S. Nye, CSIS, August, 2012.

[⑥]美国对日本增强军事实力的担心，目前明显已被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所覆盖。况且，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随着日本经济低迷呈现长期化趋势，美国国内“日本威胁论”已开始大幅退潮。参见：杨伯江：《日美贸易摩擦为何趋缓》，《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3期。

[⑦] Japan Unlikely to Redirect Defense Policy, by David Fouse, PacNet Newsletter, Pacific Forum CSIS, May 5, 2011.

[⑧]实际上，自“重返亚太”以来，美国对其他盟国或友邦合作的强化往往是通过“美日 1”的形式实现的。2011年6月，美日“2 2”会议制定“共同战略目标”，提出两国要加强与澳大利亚、韩国的三边安全及防务合作，加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则重点体现了其独立的地缘战略考量。“与越南签署原子能合作协议、与菲律宾签署海上安全合作协议，使日本在东盟地区获得了更大的战略纵深。与菲越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为日本提供了在东南亚地区安全机构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机会”。参见：Asian powers scrambling for regional space, By JOSHY M. PAUL, PacNet Newsletter, Pacific Forum CSIS, Oct. 24, 2011.

[⑨] Japan Unlikely to Redirect Defense Policy, by David Fouse, PacNet Newsletter, Pacific Forum CSIS, May 5, 2011.

[⑩]一是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将在1972年5月以前适当的时间访华，此“越顶外交”行动给消极对待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日本佐藤内阁造成沉重打击；二是同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放弃金本位、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和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经济金融动荡，对日本构成重大冲击。

[11]『米外交·安保、中国を重視』、『朝日新聞』2013年2月2日。

[12] 2012年1月，奥巴马在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新版美国国防战略指南——《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先优势：21世纪国防的优先事项》，宣布将裁减美国军队数量，并将国防预算削减5000亿美元。

[13]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株式会社文藝春秋、2006年、151頁。

[14]经营管理大师大前研一说得更明确，日本需要以新的“国家哲学”——“中国客户论”来自我拯救。日本就业人口以每年80万人的速度减少，国内市场也随之缩小，“要维持现在的国力……只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除此之外，日本的生存之路别无他途”。参见：大前研一『「最強国家ニッポン」の設計図』、小学館、2008年、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