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杨伯江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发表《战后70年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全文约1.6万字）。

杨伯江认为，1945年日本战败，宣告了其“军事立国”国家战略的破产。1947年《日本国宪法》施行，1951年《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签署，标志着战后日本“经济中心”导向型国家战略体系逐步确立。战后70年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大历史阶段：战败投降至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酝酿转型与新目标确立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至目前的“大国化”目标导向型战略阶段。这一发展演变过程的内在逻辑，在于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日本核心利益界定的变化、战略目标的调整以及路径选择的改变。

杨伯江在文章中指出，国家战略，一般是指国家为达生存与繁荣之目的，不拘平时与战时，全面调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并加以统筹运用的“科学”与“艺术”。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包括形势判断、确立目标、制定计划、政策落实等主要环节，涉及以自身价值取向为基础的核心利益的界定、以内外形势研判为前提的实施路径的选择等关键要素。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基于对过去的反思，结合国际格局变化与国内现状，确立了新的国家战略，此后在不同历史时期随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同步调整。

（一）“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

1945年日本战败，不仅是军事战略的失败，也宣告了战前“军事立国”国家战略的破产，日本面临近现代史上继“明治开国”之后又一次道路抉择，而主题是如何在战争的废墟上实现复兴并重返国际社会。在经过短暂的过渡期后，从1946年吉田茂首次组阁，到1947年《日本国宪法》施行，再到1951年《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签署，战后日本“经济中心”导向型国家战略体系逐步确立。

1.日本走“经济中心”导向型和平发展道路是现实的选择

日本明治维新后持续在海外进行军事扩张，对邻国实施侵略，通过战争掠夺殖民地，获取原材料和市场。二战的失败，彻底粉碎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日本不仅丧失了军事力量，也丧失了海外殖民地，“军事立国”丧失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从国内看，日本战败后经济衰败，民生凋敝，民众普遍向往和平，和平主义思潮势头强劲，“军事立国”路线为主流民意所不容。国际环境也不允许有待处置的战败国日本重新走“军事立国”道路。在东西方冷战帷幕拉开之前，削弱日本、防止其东山再起，是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

现实严格限定了日本统治集团只能在和平主义的方向上构思新的国家战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将实现国家经济自立确定为最优先课题，主张放弃军事力量而专心发展经济，提出以“重经济、轻军备”为核心的“吉田路线”。1947年，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主导下开始施行《日本国宪法》，从此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这部和平宪法的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和平宪法成为保障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最高法律依据，也使得战后日本得以集中精力专心发展经济，国家战略得以从战前的“军事立国”平稳转向“经济中心”。

2.追随与借助是该战略的基本思路

这一阶段日本国家战略的基本目标，是通过优先发展经济恢复元气、壮大自身实力，进而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在国际舞台上重新获得发言权。为此，从吉田茂开始，战后历届内阁高度重视经济复兴与增长，先后制定实施了以“倾斜生产方式”为核心的产业复兴政策、确立“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千方百计增强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拓展海外市场。同时，充分利用美国扶植下的有利外部环境拼抢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在内的各种发展机遇。在对外战略层面，随着冷战帷幕的拉开，处于美国单独占领之下的日本确立了在外交上追随美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基本路线。此时的日本因战败而丧失了主权，但围绕如何走出一条既符合现实又有助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发展道路的思考与筹划从未停歇，并就此与美国进行了频密沟通与讨价还价。

作为战后日本与美国等48个战胜国片面媾和的产物，1951年9月签署的《旧金山和约》标志着日本最终选择加入西方阵营，并将以此为立足点，致力于重返国际社会、开拓海外市场。而此后几小时签署的《日美安全条约》，则意味着日本在通过《旧金山和约》解决了战后领土边界与国际地位问题的基础上，进而以牺牲部分主权（允许美军基地驻留、镇压日本“暴乱与骚动”）为代价，换取了被占领状态的结束，并与美国化宿敌为盟友、被纳入后者的全球与地区战略轨道，从此仰仗其庇护。此后，1960年1月《日美安全条约》的修订，标志着日本沿既定方向再向前迈进了一步。《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即“新安保条约”，不仅使日美关系的“对等性”有所增强，也使条约从单纯军事性质扩充为兼具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综合性质。

3.在迅速恢复与壮大经济实力方面，该战略取得非凡成功

在“经济中心”导向型国家战略指引下，日本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并实现腾飞。在经过大约十年的恢复与发展阶段后，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并一直持续到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据统计，从1946年至197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11倍，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其间，从1960年至1970年，GNP年均增长率达11.3%，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达16%。1968年，日本GNP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至1972年，日本GNP占到资本主义世界的9.4%，至1974年，出口总额占到7%。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稳定增长，但增长速度仍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4.在追赶美欧的经济发展目标基本实现后，该战略面临调整压力

“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在较短时间内造就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但几乎与此同时，这一战略开始受到来自日本国内的质疑，面对调整的压力。概言之，质疑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1）该战略本身在成就经济腾飞的同时，也给日本的长远发展带来了制约。（2）日本在积聚了相当的经济能量之后，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下一步何去何从的问题，而“吉田路线”没能就此给出答案。

（二）酝酿转型与新目标确立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奏响了国家战略调整的序曲，至90年代初冷战结束，最终明确将成为“正常国家”作为新的战略目标。日本新的战略诉求主要通过要求参与主导国际新秩序构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国内进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酝酿修宪等对内对外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不过，在这一阶段，与“正常国家”化这一新目标本身的鲜明度相比，日本新国家战略的展开尚缺乏体系完整性，政策路径选择的主体部分尚未完全敲定。

1.“经济能量政治化”法则推动日本诉求升级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日本的自我期待值也同步蹿升，大国意识复苏进而膨胀，对核心利益的界定趋于扩大，谋求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作用的愿望日渐强烈。

进入这一时期，日本朝野都不再满足于只做经济大国，而是渴望成为世界一流的“政治大国”。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就任首相后，明确提出日本要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1990年5月，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撰文《剧烈变动的90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展开》，提出日美欧构建“三极体制”、共同领导世界的主张。1993年5月，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在率众退党、另组新生党的前夜，推出其重要政治论著——《日本改造计划》。

2.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动对日本战略调整构成重要动因

基于日本战略文化中“外压应对式决策”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从酝酿阶段开始即受到这一时期国际局势的深刻影响。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在军事战略上发起攻势，大有在全球范围内排斥美国势力与影响之势。里根政府为扭转军事战略上的不利处境，迫切要求日本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协调，分担防务责任，共同抗衡苏联的军事扩张。美国的要求与日本政坛主导势力的愿望一拍即合。日本决策层认为，“为美国分担责任”既可以维持西方阵营对苏的战略优势，维护有利于日美及整个西方阵营的国际体系，又能帮助日本进一步提高在同盟及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在国际上树立起政治大国的形象。因此，日本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做出了积极回应。

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冷战结束及国力结构、发展态势的国际比较，同样成为日本大国志向膨胀的重要源泉。

3.实现“正常国家”化成为日本新的国家战略目标

经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长期酝酿，日本要“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在冷战后最终确立。日本对这一目标的诉求主要体现在：（1）参与主导国际新秩序构建；（2）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3）着手政治行政体制改革，酝酿修改和平宪法。

4.“正常国家”化战略尚缺乏体系完整性

总体来看，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正常国家”化或曰“政治大国”化战略的展开还主要停留在战略构想与目标宣示阶段。首先，在日本为战略转型进行的体制性、制度性准备工作中，这一阶段触及的主要还是对内“自我矫畸”较浅的层面，即“矫正”小泽一郎所谓日本战后体制中那些明显“不正常”的部分。其次，日本选择何种政策手段，即通过何种路径实现“正常国家”化战略目标，也尚未定型。

（三）“大国化”目标导向型战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剧烈波动，日本经济步入“失去的十年”，加之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对外部环境与自身评估经历了从山巅到谷底的“云泥之变”。但是，日本对既定战略目标的追求历久弥坚，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有所扩大，为达成目标而采取的路径选择日渐清晰，“大国化”目标导向型战略由此具备了体系完整性。

1.日本对形势的认知更现实，而追求目标的意志更坚定

90年代中期，日本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出现重大转折，从理想主义、乐观主义迅速转向现实主义甚至是悲观主义。种族冲突多点爆发、安全热点轮番涌动，使得日本战略精英层很快意识到，冷战后世界远比几年前苏联解体之初所预想的要更为艰险、复杂。

这一时期，日本的自我感知与战略反应都经历了急剧起伏，而且呈现反向运动。换言之，自我感知的“差评”与战略目标的欲求度同时都在增强。一方面，日本国内社会思潮中民族主义的影响持续扩大，同时，基调从曾经“高昂的民族主义”转向“悲情的民族主义”。但另一方面，日本对既定战略目标的追求更加执着，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来自国际社会的尊重”更加重视，开始将其明确纳入国家核心利益。

2.“战略增长点”集中于政治安全领域的突破

依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结构压力”的概念，任何国家都会受到来自于它所处的国际体系的压力，而所承受压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它对国家战略的选择。就日本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它所承受的“结构压力”出现了两点重要变化：一是压力本身未减反增；二是主要压力源出现转移，从美国转向整体国际局势，转向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与日本有着特殊关系的中国。在此背景下，日本“大国化”战略目标本身不会出现变化，但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发生了重要变化。

从中不难发现，在冷战结束以来的20余年间，日本思考国家战略的视角和重点出现重要变化，即，从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等要素在内的综合视角，转变为强调外交、同盟政策特别是国防政策以及价值观的推广、国际权威的获取。正是在这样一种变化了的战略思路的引领下，自桥本龙太郎以来的日本历届内阁均致力于自主防卫能力的构筑，而手法主要倚重“软件”的强化，即通过打破战后以来的政治政策束缚来释放军事能量。当然“硬件”的强化也受到重视。譬如“9·11”事件后，日本虽然没有大幅度增加防务预算，但军费的使用明显向武器研发和远洋海上行动倾斜。特别是小泉纯一郎内阁以来，日本三度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在无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出兵伊拉克协助美国反恐。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后，日本政府面对经济、社会、能源等诸多政策难题，但也丝毫没有放松“安全进取”的姿态。2012年底二次执政的首相安倍借助行政权力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实际废弃“武器出口三原则”，进而以既成事实在国会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为“抢跑的政策”寻求法律背书。

3.将“建设性追随”美国确定为基本路径选择

早在冷战末期，贸易摩擦引发的日美矛盾即伴随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苏关系的缓和而趋于激化。苏联解体后，日美同盟一度陷入“漂流”状态。1994年8月，作为日本首相咨询机构的防卫问题恳谈会向首相村山富市提交的政策建言《日本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应有状态——面向21世纪的展望》（通称“樋口报告”）首先建议日本政府采取“能动的、建设性的安保政策”、推动“多边安保合作”，其次才是“充实日美安保合作的机能”。这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普遍看作是日本要在安全上“脱美”的迹象，也由此触发了1995年秋季开始的、旨在“重新定义”日美同盟的“奈倡议”进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所承受的“结构压力”增大，压力源同时发生重要变化，战略制衡的标的也随之转移，逐步锁定加速崛起的中国。这就奠定了日本重返追随美国路线的战略基础。而以1995年为转折点，日美经济贸易摩擦趋于缓和，又为两国改善关系、深化安全合作创造了契机。两国贸易摩擦趋缓不单是美国加大外压、日本自我约束导致的政策性结果，同时也是由于日美经济关系内外环境发生了变化，它反映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意味着日本发展失速、对美国构成的“经济威胁”开始减弱，美国对日本战略心态趋于平和。以1996年4月17日桥本龙太郎与克林顿签署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重新定义”日美同盟为标志，日本重新回归追随美国战略。特别是2001年小泉内阁以后，日本开始了对美深度追随、“建设性追随”之旅，即在追随的过程中提出日方的意见、影响美国的决策、实现日本的利益。

（四）日本国家战略发展演变引发的若干思考

在经过短暂的战后过渡期后，以1947年和平宪法施行、1951年《旧金山和约》与《日美安全条约》的签署为开端，日本国家战略经历了三大阶段的发展演变。这一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在于日本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其核心利益界定的变化、战略目标的调整，实现战略目标的政策路径选择也随之发生改变。

纵观70年来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追求“大国化”的基因似乎是一直存在、贯穿三大阶段的。这促使我们思考，首先，战后“经济中心”导向型阶段与此后酝酿转型阶段、“大国化”目标导向型阶段之间，是否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存在，那么它主要是客观形成的结果还是主观设计的产物？吉田茂在提出以牺牲部分主权为代价、换取美国安全庇护之际曾表示，“当年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如今美国强于英国。如果日本现在甘当美国的殖民地，将来日本必定强于美国”。按照战后“吉田路线者”们的说法，日本走“重经济、轻军备”的和平发展道路，就是先要实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然后以此为后盾，谋求其他问题的解决。那么，“正常国家”化是否从一开始就包含在“其他问题”之中？

其次，日本国家战略现行调整方向是否具有合理性，能否做到“可持续发展”？（1）追求包括军事大国在内的政治大国目标，是否是日本真正的国家利益之所在？“积极和平主义”倡导者将“消极和平主义”定义为“日本越是非武装化，世界就越和平”的错误逻辑，那么反之，是否“日本越武装化，世界就越和平”？（2）假设安倍二次执政以来所推行的全面“正常国家”化符合日本真正的国家利益，那么，现行政策路径是否真的有助于这一目标的达成？毕竟，日本深化对美国的追随，不管怎么具有“建设性”，但它首先是“追随”，它意味着日本将被更牢固地嵌入美国的战略轨道。（3）从日本自身的基本国情看，通过“强军路线”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路径选择是否可行？不仅人口问题、财政赤字的制约都对此构成难以逾越的障碍，更关键的是，主流民意是否支撑这一路线？

美国学者彼得·卡赞斯坦曾认为，日本战略文化在战后数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转型，日本已经成为和平国家，“非暴力”已经成为日本国家管理者的行为标准和认同，因此它在冷战后既不会追求中等强国的自主防卫态势，也不会担当“军事超级大国”这一不大可能的角色。但现实已证明了这一论断的谬误。日本正在巧妙地借壳日美同盟，追求远远超出中等强国之上的自主防卫态势。不过，彼得·卡赞斯坦在一点上是正确的：经过战后70年的浸染，和平主义已经深深植根于日本社会、渗入多数民众的观念之中，体现这种观念的主流民意对统治层任何带有极端倾向的战略抉择都会构成根本性制约。这一点，恐怕是“吉田路线者”们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