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江永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3期发表《地缘政治思想对中美日关系的影响》（全文约2万字）。    

    刘江永认为，美国、日本的对华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传统地缘政治学说和权力均衡理论的影响。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以及对南海、东海矛盾的介入，安倍内阁提出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与美国修订防卫合作指针、修改国内相关法律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其对华政策及地缘战略服务的。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遇到来自美国和日本的质疑，其背后仍旧是西方传统的地缘战略因素在起作用。   

    刘江永在文章中指出，迄今，在全球国际战略争夺中，地缘政治思想一直发挥着无形的巨大作用。决定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与其说是国家利益，不如说是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排序以及形势判断，其中包括对地缘战略利益的认知所形成的地缘政治思想。

    地缘政治利益、地缘经济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如何认知和管理这些利益，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则会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学说。虽然西方传统地缘政治学说中的不同学派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其目的都在于如何赢得战争、夺取和巩固世界霸权。实质上，这是一种从地理学派生出来的战争理论和霸权政治，带来的必然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当前，美日两国在军事方面积极介入东海和南海，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则消极对待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种现象背后，伴随有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

日本历来十分重视地缘政治利益，并把它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密切结合。然而，有利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地缘战略思想，目前在日本并未形成主流。相反，西方和日本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相互作用，似乎仍在左右着日本的高层战略决策。

一、日本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必然导致对外扩张并可能改头换面重新抬头

日本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曾经是日本侵略亚洲邻国的主要思想源流之一。例如，早在明治维新前，继承了丰臣秀吉对外侵略扩张思想的佐藤信渊（1769～1850），便曾在1823年《宇内混同密策》一文中提出：“皇国欲开拓他邦，必先吞并支那国”；“支那划归吾版图，余等西域、暹罗、印度等国则将逐慕吾之德，惧吾之威，不得不叩首匍匐，跪地称臣”；“以此神州之武威，征服蠢儿夷蛮，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其战略路线图是占领朝鲜、再占领中国的“满洲”，然后从中国东北突破山海关，占领全中国。

其后，无论是日本历史上固有的地缘政治思想，还是吸收的西方传统地缘政治学说，对日本决策产生的影响总体上都是消极的。从甲午战争之前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论”、山县有朋设定的“利益线”，再到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提出的“大陆政策”、1940年时任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概莫能外。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始于1933年阿部市五郎撰写的《地缘政治学入门》。该书也受到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影响。

战后70年，日本自由派国际政治学者一直在认真研究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近年来，他们结合欧盟的形成和发展，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张。然而，日本受到美欧传统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些进步学者的主张目前未能形成主流。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主张在日中韩合作基础上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短暂尝试，也在日本国内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和美国的巨大压力下而遭受重挫。正如日本学者羽场久美子所指出的：“敲打鸠山政府的‘东亚共同体’及露骨地敲打鸠山本人，就是警告只要脱离美国的亚洲外交战略，日本无论谁执政都待不长。”

代之而来的是“安倍—麻生路线”。安倍内阁从地缘战略出发“脱亚入美”，选择了参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而抛弃了鸠山内阁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更加危险的是，安倍内阁2014年决定以灵活解释宪法的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又在国会审议修改相关法案。安倍内阁关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对象，包括“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并企图通过修改宪法，再度以所谓“保卫日本国民的生命和自由”作为在海外使用武力的借口。

其实，早在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施政演说中就曾宣称：“要维护一国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非保护利益线不可”，“何为利益线？与我主权线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也”。朝鲜半岛、中国台湾等，都被视为当时日本的“利益线”。由此可见，2014年安倍内阁的所作所为，与当年的山县有朋内阁确有相似之处。发展下去，日本有再度以“自卫”为借口使军事行动“正当化”的可能性。

二、日本推崇“陆权论”必然结盟纳粹德国侵略中国并发动太平洋战争

“陆权论”创始人麦金德认为，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的地缘战略利益不同，人类历史主要是陆上势力与海上势力的斗争史。这些发端于欧美的地缘争霸理论，一经传播到日本，便产生十分危险的地缘战略思想，成为20世纪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地缘战略理论。

不过，与麦金德相比，在历史上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研究所所长豪斯霍夫。他与当年日本统治集团关系密切，为促成德日结盟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地缘政治理论。豪斯霍夫是“日本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08年至1910年曾任德国驻日武官。这一时期，时任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认为：“作为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的地位为之一变，成为拥有欧亚大陆土地的大陆国家。”豪斯霍夫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宣布了向大陆拓展“生存空间”的国家战略。1913年，豪斯霍夫发表博士论文《大日本》，1919年发表论文《日本帝国的地理发展》，1921年发表《日本及日本人》等，鼓励日本继续扩大所谓“生存空间”。他提出，日本是个具有地缘政治本能的典型国家，日本人意识到时刻存在着威胁日本民族生存的因素，日本人具有强烈的空间意识或帝国成长的地缘政治认识。他提出日本统治下的“泛亚洲地区”，与后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基本一致。他主张德国统治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德日结盟，支持日本实施南进政策，挑战英美对海洋的主宰地位，最终确立德日共同主宰的世界新秩序。这些主张无疑对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战期间，豪斯霍夫在日本与高层政客、军人、学者联系密切，回国后保持了与历任日本驻纳粹德国大使及武官的频繁接触。豪斯霍夫的论著大多涉及日本，并被翻译为日文版，在日本风靡一时。1924年豪斯霍夫的《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出版后，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曾亲自促成日文版的翻译出版。豪斯霍夫还通过与近卫文麿首相、松冈洋右外相的智囊等密切交往，对日本战略决策施加了重要影响。松冈洋右推进与纳粹德国结盟，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实际上都采纳了豪斯霍夫的地缘战略主张。

日本早在1904年通过与英国结盟取得日俄战争胜利后，曾企图针对英国建立日德军事联盟。1911年春，时任日本首相桂太郎曾与到访的孙中山密谈称：日本战胜俄国后“在太平洋上，日英两国，完全立于敌对地位。此后日本唯一之生路……唯有极力遮断英俄联盟，而且尽力联德，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这一战略设想因桂太郎去世而未能如期实现，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则得到充分体现。

三、日本沿袭“海权论”必然结盟海洋国家钳制中国

马汉提出，为防止俄罗斯向海上扩张威胁西方的海上贸易通道，海洋国家美国和英国可以结盟，从欧亚两翼及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对俄形成遏制。二战后初期，日本首相吉田茂提出“轻武装、优先发展经济、坚持日美同盟”的所谓“吉田茂主义”。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它一直是日本政府的主流政策。“吉田茂主义”地缘政治思想是，加入海洋国家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制，享受自由贸易，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战后日本保守主义政治主流派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彻底摆脱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响，与超级海洋大国美国结盟；与此同时，在美国冷战政策影响下，对大陆国家苏联、中国等进行遏制。

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吉田茂主义”遭到否定。日本一些人大谈日本作为“海洋国家”（海权国家），必然与中、苏（俄）等大陆国家发生对抗。他们错误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海洋国家依靠海上贸易通道，有共同的利益，受到大陆国家的威胁，日本的成功在于同海洋国家结盟，而失败在于和陆地国家结盟。例如，与英国、美国结盟时，日本或取得日俄战争胜利，或赢得冷战，而同德国结盟或向大陆扩张，则归于失败。其结论是，日本今后只能跟着美国走。甚至连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认为，可以依照各国对伊拉克战争的不同态度，把现在国际政治结构分为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两个对立的系统，这种对立是由历史和传统的国家战略的差异造成的，特别是由于战略视野的不同而产生的。这种观点等于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把世界格局划分为海陆两极，从中得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与美国、英国结为联盟，并与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等欧亚大陆国家对垒的必然性。这种“海陆对抗论”，也是日本当局结盟美国、澳大利亚等海洋国家共同对抗中国的所谓地缘战略“依据”。

如果日本一直囿于“海陆对抗论”，在亚洲区域合作中将很难发挥积极作用。其实，无论与谁结盟，日本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外侵略扩张，即便在对外战争中能勉强获得一时的胜利，但终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而战后的成功则是由于走和平发展之路。然而，如何理解和处理海洋国家同大陆国家的关系，对日本来说迄今仍是一个尚未处理好的战略问题。

    日本有人主张建立“海洋联邦”遏制中国。胜平太郎对中国海陆兼备的地理特点加以歪曲，宣扬中国分为“大陆中国”和“海洋中国”，甚至称台湾正在成为“一个独立的台湾”，但只有在网络里的相互依存中才能独立。21世纪，日本的目标应是“在促使‘海洋亚洲’和西太平洋小国组成松散的海洋联邦，从而在牵制大陆中国的同时，成为太平洋统一体的领导者”。也就是通过建立东亚海上联盟，支持“台独”，分化、弱化中国，以建立日本的亚洲霸权。

日本还有人提出，作为海洋国家，日本应在结盟美国的基础上，推行包括中东、中亚在内的所谓“大亚洲”战略，在更大范围调动国际力量牵制中国。宫家邦彦主张日本“最好的战略应该是：（1）继续维持亚洲大陆内部的‘实力均衡’；（2）绝不能深入大陆腹地；（3）维持海上交通线，靠自由贸易保持繁荣。而要实施这些措施，最为奏效的手段就是寻求拥有共同战略利益的海洋国家同盟和军事同盟”。日本应“建立包括中东和中亚的‘大亚洲’概念，在这个概念内考虑维持‘实力均衡’，构筑崭新的对华外交才是当前最为妥当和紧迫的任务”。这种地缘战略说很可能对国家战略造成误导。如果把海洋国家日本和大陆国家中国视为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随着中国影响范围的扩大，日本必然会在亚洲乃至世界扩大制约中国的战略。这将是一条严重破坏中日关系的反华地缘战略歧途。

2007年12月，以樱井良子为理事长的“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一成立，就派团出访印度，与印度的“世界问题评议会”（ICWA）共同主办了研讨会。2011年组织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印；2012年举行“日本与印度结合在一起的民主主义对中国‘战略联手’建议研讨会”。樱井良子强调，欧亚大陆“所有摩擦的原因都是由于中国力量的增大和其价值观的异质性”。她称，日本与印度生活在“历史性价值观斗争的时代”，日印拥有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等共同价值观，并有可能形成“共有的历史观”，具有开展“价值观外交”的巨大潜力。这完全是执行安倍、麻生的“指令”。

在会议期间，日本前驻印度大使平林博表示，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建设瓜达尔港，并与缅甸、孟加拉、斯里兰卡合作建港口，进入印度洋，是印度非常担心的；在钓鱼岛和东海则令日本担心；在南海对东南亚国家采取“军事威吓行动”。所以，从东海经南海到印度洋，再到苏伊士运河和波斯湾，确保海上通道，对日本、印度及东南亚国家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因此，平林博主张从全球地缘战略角度促进日印合作。印度前驻日本大使阿尔逊·阿斯拉尼表示，期待日本在亚洲“阻止中国的霸权主义倾向”；修改宪法第九条，拥有国防军；加强日美同盟；在国际舞台和地区问题上占据无愧日本的地位；与对中国有同样担忧的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建立相互信赖的友好关系。这些主张与安倍晋三的相关政策几乎完全一致，但未必能如愿以偿地得以全面实现。

四、日本接受“边缘地带论”必然构建针对中国的“自由与繁荣之弧”

西方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对战后出生的日本政治家影响较大。2010年6月，时任日本民主党政府防卫大臣政务官长岛昭久在演讲中称，“美国的地缘政治学者斯皮克曼所著《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是座右铭”，如果欧亚大陆出现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支撑我们繁荣的海上通道，即我们的海上安全就会受到威胁。70年前斯皮克曼便告诫美国国务院里的亲华派：“加强现代化军事力量的中国将在亚洲的地中海（南中国海）对西方各国构成威胁；拥有空中作战能力的中国，与其大陆国家的相重合，将控制亚洲的地中海”；“美国外交只能是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国家共同遏制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势力向外扩大”。这些判断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日本的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走向。

实际上，小泉纯一郎内阁2001年便曾借口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在战后首次把陆上自卫队派驻海外，并开始加强同澳大利亚、印度及部分东盟国家的军事交往与合作。2006年安倍晋三执政前便提出建立“日美澳印四国同盟”战略构想。同年末，安倍内阁外相麻生太郎提出，日本要同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东欧到波罗的海各国，形成以普遍价值为基础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围绕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日本要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及战略利益的盟国美国以及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澳大利亚、印度，八国集团、欧盟、北约密切合作”其实质是安倍、麻生针对中国谋划的地缘制衡战略。

很明显，在当前的“一带一路”及亚投行问题上，安倍内阁把认定的地缘战略利益、意识形态因素置于经贸、金融合作利益之上。据此，就不难理解日本拒绝加入亚投行的真正原因了。不仅如此，安倍首相还宣布，未来五年，日本将向亚洲开发银行投入1100亿美元，与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较量。今后，日本很可能如影随形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合作方面展开竞争，甚至不排除是一种恶性竞争。可见，“自由与繁荣之弧”与“一带一路”完全是背道而驰。

2015年4月27日，安倍首相访美期间，日美联合发表了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首次提出美军支援日本保卫和夺回岛礁的联合作战，以及日美两国针对日本以外国家受到武力攻击时共同参与海上作战等。日美军事合作将不设所谓“周边事态”的地域限制，而是覆盖全球，即从东海扩展到南海、印度洋及中东地区。这将导致未来日本直接参与“暴力多边主义”，在国际上配合美军，协助所谓“关系密切国”，联合作战。这意味着，把从朝鲜半岛经东海、南海、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及地中海的广阔区域，即麻生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纳入日美军事控制之下。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还针对中国在钓鱼岛等所谓“灰色领域”的行动，实现日美两国从平时到战时“无缝衔接”的军事合作。日本安全保障问题专家认为，“这是日美同盟对干扰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活动发出的警告”，“是一个划时代的修订”。奥巴马总统2015年4月28日重申了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适用《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其中包括钓鱼岛。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再度严重干涉，中国政府立即通过外交部发言人表明中方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

日本政府这次修订防卫合作指针的目的之一，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把美国卷入其中。在日本的强烈要求下，这次《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使用武力的具体事态明确包括“离岛防卫”，以日本为主、以美国支援自卫队为辅进行作战分工。其中包括“使用打击力量”，也包括“离岛被非法占领”时的平时“灰色领域”的警戒监视、联合训练及驱离行动。

安倍访美后，日本国会就要根据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在国会通过《自卫队法》、《周边事态法》、《武力攻击事态法》、《联合国和平合作法》、《船舶检查法》等的修订案，并新设立所谓《国际和平支援法》，旨在为战争中的美国及多国部队提供后方支援，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其实质，是以“支援和平”为名，使日本直接参与“暴力多边主义”行动的“支援战争法”。安倍的下一个最大政治目标，就是在2016年7月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然后在任内实现修改《日本国宪法》。这预示着二战后70年日本这只东亚的“和平鸽”，似乎正在变成一只破壳而出的“雏鹰”。

日本右翼反华地缘政治学者、筑波大学名誉教授中川八洋还公然鼓吹：“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学是21世纪日本外交的不朽指南，麦金德地缘政治学是21世纪日本国防生死攸关的海图。”他认为，“日本只是在两个陆地大国威胁下发抖的‘近海小岛国家’……日本海与东支那海是大规模军事力量一瞬间就可横扫日本的‘高速道路’。从开始登陆时阻止北方和西方侵略的白蛮（俄罗斯人）和黄蛮（支那人）的可能性连万分之一都没有。”因此，中川主张：“日本如果要对付这两个蛮族，享有自由、独立和主权，就决不能脱离麦金德地缘政治学和斯皮克曼地缘政治学的原理原则。” 根据这些地缘战略理论，中川认为：“台湾的命运与日本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纽带关系”；“台湾是‘保卫冲绳的不沉航母’，台湾不独立冲绳无安全”。他指出：“阻止台湾被‘赤色支那’吞并的唯一方法是，在台湾东北部部署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届时，台湾才能仰仗背后不屈服于支那本土的军事力量，即使日本暂时不是台湾公开的同盟国，也无须害怕中共的恫吓，可以昂然地对北京展开外交。”他主张：“台湾防务不能只在军事上交给美国，在对美信任的基础上，还要使日本外交的重心转向我们日本必要时也要有出汗流血精神准备的高尚伦理之上。”

中川建议：“日本把临近台湾的岛屿全部变为坚固的要塞，平时最起码也要部署500辆以上中型战车部队（地面部队五万人规模），此外至少还要部署两艘可搭载24架垂直起降海上战机的航母、四艘核动力潜艇以应对紧急事态”；“冲绳全县应该继续作为美国在亚洲展开军力的主要基地。冲绳固定为‘美军要塞’，就可保卫台湾，保卫冲绳”。中川还宣称：“日本不应疏忽的是中共面向东南亚铺设的高速公路网和高铁建设。因为这些才是中共大部队进攻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地面兵站运输线。”这些思想似乎仍然停留在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当代一些人对中国台湾的野心昭然若揭，值得警惕。

如果说，中川八洋只不过是一个右翼学者，他的想法未必有代表性，但日本自卫队高官的下述主张则不能不令人更为警惕。2012年时任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司令的五味睦佳撰文宣称：“对我国的海上防线来说，台湾具有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台湾就是我国的生命线，台湾与日本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他认为：“如果中国统一了台湾并把台湾作为潜艇基地，那么潜艇一出海就可以进入深水区，从而可以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必将给日本和美国带来重大威胁。”美国积极军事介入南海问题，也是基于同样的地缘战略认知。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就推行过类似的对华遏制战略，但最后以失败告终。为打开对华关系大门，美国跳过日本对华进行“越顶外交”。21世纪的今天，日本若开历史的倒车，再挑头扛旗制约中国的和平崛起，最终只能加深中日矛盾，使日本重蹈美国的覆辙，在国际上自我孤立。

作为海陆兼备的大国，中国对外贸易的90%经过海上通道。因而，中国同样需要维持海上通道的安全与航行自由，根本不存在与海洋国家对抗的必然性。针对日本以海洋国家自居的远交近攻、海陆对抗态势，中国要反其道而行之，谋求“远交近和”、“海陆和合”，扶正祛邪，同时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如果认为，只要中国向西部发展而不向太平洋方向挺近，中美两国就可以相安无事，那可能就过于乐观了。只要了解到上述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对美日两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后，或许就会意识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