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刘江永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1期发表《甲午战争以来东亚战略格局演变及启示——兼论120年来的中日关系及未来》的长篇文章，纵论120年来的中日关系。

文章指出：从甲午战争至今，东亚经历了以“殖民、战乱、革命”为主的60年和以“和平、冷战、竞争”为主的 60年。未来东亚是走向“安全、合作、统合”还是“对抗、冲突、内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前景。东亚战略格局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动。目前安倍晋三内阁的某些做法，与甲午战争前十年及伊藤博文内阁有相似之处。这预示着未来十年日本国家模式转型有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使中日矛盾再度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深入、客观、全面地了解变化中的日本，加强协调，妥善应对。

甲午战争 120 年来的警示与启迪是：

第一，自甲午战争至今的120年来，之所以出现“战争”与“和平”两个甲子，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直接相关。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国家模式必然导致中日战争，甚至海洋国家之间的战争；二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国家模式，则没有造成中日军事冲突。目前，日本国家模式正处在新的转型期，尽管难以轻易复活军国主义，但如果日本以维护本国安全为由，逐步突破战后自我约束而脱离和平发展道路，也会以新的形式威胁中国的安全与主权。

第二，东亚大国关系格局之所以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较大的变化，与相关国家发展模式成败引起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各国当权者更迭后的决策偏好。继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再度把中国视为主要军事对手的对外战略，正使中日矛盾第三次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其原因之一是，在二战后建立“反华包围网”方面，50-60年代美国的对华冷战政策、6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的“亚太安全体系”均告失败，如今日本的安倍内阁似乎在做第三次尝试。2013年，在东北亚陷入孤立的日本，竭力诱导美国、拉拢东盟各国制衡中国即其表现之一。尽管目前中日矛盾的时代背景及矛盾性质与历史上的有所不同，但未来十年，这种矛盾如何变化将决定东亚战略格局走向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第三，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无内乱则外患难至，靠人帮不如靠自强。中国要不断增强硬国力与软国力。在硬国力方面，科技、经济强，国防方能强。在软国力方面要抓一个核心，即提高法治化、科学化的正确决策能力与落实执行能力。中国要切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经济总量曾是日本的三倍以上，但还是遭到日本的入侵。原因就在于中国海空军事力量薄弱，陆军则在军阀混战中自相残杀。因而“中国梦”的实现决不能以GDP所反映的经济规模总量来衡量，而要看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先进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拥有坚实的国防力量，同时要维护好国内社会政治的安稳，防止国际上“八国联军”式的“暴力的多边主义”对中国或中国周边地区的“包围”。

第四，与国际格局变化相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需要从时代高度判断。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后起的大国往往通过战争重新分割世界，谋求霸权，曾两次引发世界大战，中国均饱受其害。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不复存在，帝国主义难以通过占领殖民地建立世界霸权，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在加深，因而国际力量多极化与新兴大国崛起不需要依靠战争手段，而可以采取和平方式。战后，日本、德国都曾经历了和平崛起的历程。而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经历这一历程，其国防力量增强绝不意味以武力侵略别国。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符合本国利益与世界潮流，而谋求突破战后宪法自我约束、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则有违世界潮流和日本的根本利益，并可能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祸患。

第五，日本民族历来争胜好强，危机意识强、情报意识强、细致调研能力强、集团合作精神强。但日本一些领导人缺乏哲学思维和正确的战略思考，遇到障碍会做策略调整，但不遭彻底失败便很难改弦更张。历史上，日本对俄国、美国都是在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以先发制人的偷袭方式发动战争，而非在拥有绝对优势时才开战。因此，21世纪东亚的和平与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日本是否保持自我约束，以及能否受到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有效约束。日本历来与强者为伍，但是否对外使用武力，关键要看《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能否继续得到遵守。日本在《明治帝国宪法》下建立的日英同盟、德意日反共同盟，都曾是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日本在战后和平宪法下的日美同盟则没有对外侵略。今后，日本宪法如何修改将决定日本国家模式如何转型，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日美关系、中日关系走向。

第六，武器、情报、协调、指挥、意志等方面的差距，会成为决定战场胜负或伤亡多寡的重要因素。甲午战争前，日本制定对华作战方案，首先通过各种方式刺探中国的情报。自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开创近代日本外交以来，日本尤其重视舆论战、情报战与外交战相结合。如今，NSC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搜集和研判关于中国的各种情报。2013年，日本一方面不断要求中国增大透明度，另一方面通过《特定保密法》等减少本国的透明度，限制本国公民的知情权。这很不正常，反而似乎泄露了日本开始全面加紧对中国备战的天机。对中国来说，要力避自大轻敌，有患无备，丢掉不切实际的预期或幻想，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为中心，加强经济、科技与国防建设。这才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捍卫东亚和平的关键。

第七，正确看待日本人民的作用。在日本国家决策过程中，日本人民实际上难以直接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日本对外政策由内阁决定，日本立法与国家财政预算由国会决定。日本人民在这一决策过程中没有直接发言权，也没有直接责任。例如，在《特定保密法》问题上，日本民众通过媒体舆论、集会游行等渠道也难以改变自民党在国会占多数的决策权。日本人民的政治作用主要体现在日本众参两院选举和地方选举的投票选择权。问题在于，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情况下，各政党对华态度趋同，日本选民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但另一方面，日本民众对政府的错误决定未必支持，甚至会强烈反对。因此，中方更需把握日本政情脉络和社会思潮变化，重视并加强同日本各政党、各大媒体、各智库、各友好团体之间高质量、有成效的交往，把握中日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善于团结日本人民。即便在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把日本广大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魁区别开，对日本战俘教育改造取得良好效果。战后，日本之所以“服美、亲美”，不只是原子弹的威力，而有赖于美国扶植、保护日本所形成的利益纽带，以及“自由、民主”价值观和美国文化渗透所形成的精神纽带。在网络、飞信等新媒体大发展的时代，中国应更加重视国际媒体与对日公共外交，多摆事实讲道理，在解疑释惑的细节与针对性上多下功夫。同时要避免过犹不及地说过头话、做过头事，客观上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第八，日本决策者习惯于盯着局部想全局，而不习惯从全局思考局部。因此，日本往往是盯着中国看世界，总想着如何利用各种力量对付中国，而不善于从世界全局和时代潮流看中国，选择顺势而为。这是导致日本战略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促使日本决策层转变思维方式与看问题的角度至关重要。例如，应该促使日方正确理解在传统国际格局以外出现的非传统国际格局及其对中美形成新型大国关系的影响，正确看待和平的多边主义与暴力的多边主义两种世界潮流的较量、影响与变化及日本可取的国际战略选择。这样，日本或许才会认识到，企图诱导、利用美国在军事上抗衡中国根本行不通；企图利用行使集体自卫权，联合多国对中国推行“暴力的多边主义”也注定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