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在《日本学刊》2013年第5期发表《20世纪前半期日本的能源安全与科技发展》。

冯昭奎在文章中指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众所周知，日本侵略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惨败，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打了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最终被世界人民奋起进行的反法西斯正义战争怒涛所淹没。然而，从日本能源安全问题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可以看出，在这场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野心而获取能源等战略资源为初衷的战争中，日本从能源生产不安全、能源来源不安全、能源运输不安全直至最终走向能源绝境，整个过程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就是科技的失败。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生活》杂志即刊登了一张被炸成废墟的日本东京的照片，下面写着这么一行字——“没有技术的民族的末日”。由此可见，导致日本能源不安全甚至战败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科技失败”。而日  本之所以“科技失败”，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片面发展军事技术，军用和民用科技发展极不平衡

在军国主义的统治下，不断增加军费成为一种刚性需求，日本军事重工业依靠巨额军费刺激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军舰、军机的技术水平迅速追上甚至超过欧美。例如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无论在续航距离、最高速度，还是上升性能、盘旋能力等方面都达到出色水平，堪称对欧美战斗机进行综合改良设计的“模范”。但这并不能说明日本的整体科技实力超过了欧美。因为明治维新后，虽然日本在工业和科技实力方面缩小了与欧美的差距，但在日益抬头并夺取了统治地位的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推动下，日本经济开始走上军事化的畸形发展道路，形成了军事技术先进、民生技术落后的“两张皮”状态，技术人才和资源高度集中于军事部门，整个科技发展呈现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局面。

与之对照，美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发展了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制造工业，民间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积极开展技术革新，重视质量管理，从而通过发展强大的民生工业体系夺得全面的科技优势。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迅速崛起的武器性能优势，就是以其全面的科技优势做后盾，通过实施科技资源从民用向军用的战略转移、大力发展军需产业的成果。

在军部统治的淫威下，即便是日本国会也无权对军事预算进行审议，可以说，在武器开发方面日本是有备而来的，是有明确备战目标的。1900～1940年，日本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比美国经常高出4～5倍，在发动战争的年份甚至高出20多倍。日本依靠巨额军费拼命研制先进武器，但这并非是其整个科技实力强大的表现。比如，美国的战斗机在开战之初只能续飞两小时，主要是因为美军考虑的是近海和大陆范围内的作战，而没有像日本那样首先考虑远距离的海空作战。其后的事实证明，以强大的民生工业和科技实力做后盾，美国完全有能力迅速实现“民转军”，制造出性能优越的战斗机。随着这种战斗机的出现，日军的空中优势很快丧失。

（二）制度的劣势导致科技发展缺乏竞争动力，社会科学发展受到压制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单单体现在能源、军事力量等自然科学领域，更体现在国家发展战略、社会制度和思维模式等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对于日本这样高度依赖从国外进口能源的国家来说，其保障能源安全的主要手段包括科技和外交，而正确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则有赖于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社会科学的支持。这意味着从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广义科学技术”的角度看，科技发展对于能源安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日本作为一个专制的、军事化的封建性资本主义国家，与欧美主要国家相比，其政治制度存在着明显劣势，尤其是居于一个国家近代化标识之顶层的政治近代化远远滞后于其产业的近代化。中国人民外交活动家郑森禹指出：“日本国内的民主主义一直没有很好、很完整地发展过。明治维新前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远不及欧美那样彻底。它一开头就跟封建贵族、地主相妥协，而始终保持浓厚的封建残余。”日本政治家石桥湛山也指出，一战后日本虽然成为所谓“世界五大国”之一，但“没有像日本那样不光明正大的国家，没有像日本那样缺乏自由平等之精神的、官僚的、军阀的、非民主的国家，日本是远远不及其他四国的下等国，而致使日本国格如此低下的责任不在日本国民，而在包括元老、军阀、官僚、财阀  在内的特权阶级”。

在自然科技方面，以旧财阀为首的垄断大企业操纵价格，扼杀市场竞争，而且经营者通过拉关系走后门讨好军部便可争到武器订单获取丰厚利润，被“只要是军事需要、花多少钱都没关系”的产业政策“惯坏”的企业自然没有那种为了应对激烈市场竞争而推进技术革新的动力。既然大企业经营者对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不热心，即便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有所发明创造或合理化建议，往往也被上级束之高阁，致使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受到挫伤。总之，由于日本工业技术发展缺乏广大消费者和激烈市场竞争的检验，导致战前日本以轻工业品“质次价高”而闻名于世，其重工业产品的质量也很低劣。另外，军需工厂均由军部指派校官军人监督，这些军人不懂科技，只知道一味追求数量指标而不管质量等。结果导致日本的科技创新因缺乏发展动力而明显滞后，工业  制造技术也因此表现不佳。

在社会科学方面，战前日本专制制度弊端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压制科学和民主，政界和媒体都迎合军部，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唯恐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而趋于沉默。科学的理性思考被扼杀，即使有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很优秀，在国家战略上提出了真知灼见，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整个国家被无知、迷信与极权相结合的“三位一体”所支配。而专制制度下的权力者总以“一贯正确”自居，毫无反思的意愿。其结果是，一批刚愎自用的军部官僚误判国际形势、独揽政策立案、无视专家意见，不自量力地提出“美国独霸东太平洋，日本独霸西太平洋”的所谓日美“平分太平洋”要求。而日益被军部操纵的日本帝国议会对军部的种种妄自行动不仅未加制止，反而堕落成追认战争政策的机构，日本媒体也起劲地煽动民族主义并争先恐后地迎合军队。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展，在国际社会上日益赢得美欧诸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特别是美国通过中止对日石油出口而勒紧了日本的咽喉，迫使日本走上了对美开战的一条死路。“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可以与两个以上——遑论世界多数——的大国对抗。20世纪40年代，德国希特勒开始跟英国作对，赢得西欧，1941年正在得意之际挥师直奔俄国，又是三年便遭到失败。同期的日本开始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底又与美国开战，还是三年失败。”

“英国欧脱莱在《泥足之日本》一书里说：‘日本不顾它自己国内原料的贫乏，竟在世界跋扈，真无异于叫泥土之足去支撑千钧的重担，一动就会立刻倾覆。’”日本军部不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谏言，无视日本在石油等重要的战略资源和资源运输线方面的明显弱势，居然将战争矛头转向世界能源资源最大生产国和能源资源通道最大控制国——美国，这无疑是“以卵击石”的极大战略错误。

（三）与欧美对抗，导致技术引进中断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在科技方面追赶欧美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日美关系较为协调的20世纪头20年，正值“大正民主时期”，日本基本上采取了对英美协调的外交政策。在此背景下，美国等外国企业纷纷对日本进行直接投资，基本上采取了与日本企业合资的方式，例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与东芝、西屋与三菱电机、标准电气与住友电工等双双成立了合资企业。通用汽车公司（GM）也自1927年开始向日本出口汽车零部件并在当地组装汽车，至1929年日本加工组装生产汽车的产量达到29000辆（此前日本每年进口大约1000辆）。外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产生了“魔术般”的效果，日本企业不仅因此获得了资本，还引进了先进技术，企业本身也出现了“美国化”倾向，包括强调对企业的爱与忠诚、培养员工的团队精神、重视员工福利等。

然而，日本科技在尚未追上欧美之际便走上了重军事、轻民生的歧途，加之与欧美关系日趋对立，终于割断了从欧美引入先进科技的渠道，致使“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日本与欧美的技术差距的历史是日本追赶欧美、缩小与欧美的差距后又被欧美拉大差距的历史”。待到二战结束，日本科技工作者看到技术革新潮流风起云涌的外部世界竟然如此精彩，不禁产生隔世之感。

从日本能源安全所经历的四个时期，可以看出科技落后如何影响了战争国家日本的能源安全。当然，“科技落后”并不直接等于“能源不安全”，也不一定直接导致“战争失败”，但是如果强调这里说的“科学技术”不单是“能源科学技术”，也不单是“自然科学技术”，更不单是二战前和二战中日本所倚重的“军事科学技术”，而是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全面的、综合的“广义科学技术”，那么，我们就绝不能低估“广义科学技术”对于能源安全和战争胜负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战前日本的能源瓶颈主要表现为进行战争所必需的石油需求，而这个瓶颈又恰恰掌握在从潜在敌国变成现实敌国的美国手里，致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早遭遇所谓“石油危机”的国家。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日本的军事资源和国力几乎消耗殆尽，受此牵制，日本军国主义对国际国内形势做出错误判断，为了争夺西太平洋霸权而挑战那个从生产到运输等环节控制着日本的石油瓶颈、而且国力数倍于己的美国，结果从“为了战争的石油”走向“为了石油的战争”。这既违背了正义，也违背了科学，其失败既是非正义战争的失败，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不尊重科学、不懂科技、迷信武力所招致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