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日本学刊》2001年第3期）

一

由中华日本学会组织的中国日本研究杂志编辑者代表团，于2000年11月28日至12月11日出访日本。

代表团以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蒋立峰为团长，团员由中国目前最活跃的7家日本研究杂志——《日本学刊》、《日本研究》、《日本问题研究》、《现代日本经济》、《现代日本》、《日本研究集林》、《日本学研究》以及《东北亚学刊》和河北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及有关人士一行15人组成。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为此次访问提供了部分资助。

自首次中国日本研究杂志编辑者代表团访日至今，已经过去9年时间。在此期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日关系虽经曲折，但总体运行良好。特别是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和1999年小渊惠三首相访华以来，中日友好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为21世纪两国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据中华日本学会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调查统计，目前全国共有20余家日本研究杂志，广泛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中地区，愈益发挥出中国日本研究重要载体的作用。因此，由中华日本学会组织这次全国日本研究杂志编辑者代表团访问日本，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日期间，代表团访问了东京大学、松下政经塾、松下电器公司、讲谈社、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中协会、日中学院、东方书店等单位，与日本各界特别是编辑、出版机构的同行进行了广泛接触。代表团的多数成员是第一次访日，为此在访问中还适量安排了参观项目。通过此次访问，达到了初步体验、认识日本社会，增进日本研究杂志编辑人员的对日理解，以促进中国的日本学建设，进一步发挥日本研究媒体的作用，推动新世纪中日友好关系健康发展的目的。

 二

代表团的访问首先是从松下政经塾开始的。松下政经塾始创于1979年6月21日，它是以松下幸之助的私人捐款为基金、经文部省批准设立的公益法人。现任理事长系松下电器公司前会长松下正治。松下政经塾设立的宗旨，是探求为实现21世纪的理想日本所需要的各种理念方策，以及培养推进这些理念方策的人才。政经塾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塾生，为他们提供各种适宜的研修内容和场所。通过考察研究“何谓人”、“何谓天地自然之理”、“何谓日本传统精神”等一系列基本命题，探索国家经营理念形象，并通过对实际社会生活的体验研究，使塾生获得政治、经济及教育的社会活动知识，培养其强有力的决策能力和从事国际活动的素质才能。截至2000年1月，松下政经塾已毕业塾生180人，其中有现任国会议员15人、地方议员23人、市长2人、区长2人。因此，松下政经塾素有“政治家的摇篮”之誉。

松下政经塾塾头冈田邦彦先生向代表团介绍了松下政经塾的现况，并认真听取了代表团成员有关中国日本研究杂志出版情况的介绍。他指出，就目前日本社会而言，物质繁荣的背后，同样面临着经济衰退，社会生活不稳，青少年犯罪增加，良好人际关系丧失，思想道德混乱，国民精神渐趋迷惘等问题。与此相对应，松下政经塾所要树立的就是以国家与国民、精神和物质一致繁荣为目的的基本理念。而要真实地了解日本社会，寻求日本发展的方策，只有深入下去一途，所以学校十分强调实地调查、体验。顺便还应提及的是，松下政经塾此次特意安排代表团参观了位于大阪的展示运用最新技术装备的家用电器和通讯设备的松下技术馆，同时在松下历史馆，团员们也了解了松下公司是如何经过80多年的艰苦奋斗，由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国际性的综合性电子技术的跨国公司的历史，使他们受益良多。

作为此次出访的“重头戏”，代表团考察了多家编辑、出版单位。久负盛名的东京大学出版会给团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东京大学出版会每年要出版新书120种，重印250种。其大体分布领域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占1/3。出版会有一个由57人组成的评议员会，还有编辑、出版、营业、总务等部门，经济上是独立的核算单位。出版会会长由东大校长兼任，足见其地位之重要。

对于如何确定图书选题的问题，负责接待我们的山下正常务理事回答说，一般图书选题要经过约稿和评议员会自由投票两个程序，而出版会平时就热点问题、社会问题进行的调研，往往成为选题的重要参考。凡决定出版的书稿，都要经过审稿程序。审稿标准一是学术水平，二是经济上是否合算，三是内容与迄今出版物的关联。书稿水平如有定评的，则不再搞评议。另外，一些图书有社会效益，虽不能很快取得经济收益，但只要三年内可以收回成本，也能出版。就是说，要同时考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总的说，出书的原则是宁缺勿滥。

坚持学术标准，保证书刊质量，不仅是东大出版会的出书原则，也是代表团在京都访问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办刊方针。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多种定期出版物，包括有70年历史的《东方学报》、60多年历史的《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人文学报》也有50年的历史了。还有一本英文《ZINBUN》杂志以及一些研究报告丛刊等。

该所东方部狭间直树教授介绍了《东方学报》的有关情况。《东方学报》主要刊登该所东方部人员的研究成果，是纯学术杂志，其特点是对文章篇幅无严格限制，较长的文章如多至20多万字的文章，包括与外国学者合作研究的成果，都可以刊登。另外，规定每人每年只可在杂志上刊登一次论文。学报不设编委，由专业相近的专家负责审稿，退改多次的情况也有。选题首先是个人提出申请，所里召集全所人员开会征求意见，但在会上被否决的情况并不多。听取个人写作设想的过程很重要，需认真准备。初稿写出后再召开“合评会”，以保证文章的质量。这种“合评会”制度已坚持了10多年，效果很好。所里其他杂志的编辑情况与此大同小异，但也有不搞“合评会”的，原则上文责自负。学会的杂志则有匿名审稿制度。

总之，各个机构包括下面专门介绍的讲谈社，虽然编辑审稿制度、管理方法不一，但目的都是为了保证书刊的质量。

三

讲谈社是代表团访日的重要一站。讲谈社为代表团来访进行了精心安排。国际室次长堀宪昭先生详细介绍了讲谈社及日本出版界的情况，回答了团员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带领我们参观了资料中心，在职工食堂共进午餐。半天的活动，使大家感到获益匪浅。

讲谈社是日本最大的一家综合性出版社。它以“有趣、有益”为出版理念。每年出版各类书籍1700种，漫画单行本900种，杂志50种。从小说到杂志、图鉴，应有尽有。长期以来经营一直比较稳定，且经营相当灵活，它依据市场需求变化，可以在一种杂志滞销时，及时停刊，并创办新的杂志，即在市场调查、把握读者对象定位的环节，狠下工夫。如日本名牌杂志《周刊现代》的读者定位于“上班族”，内容有些是对政府进行批判，一些政坛丑闻就是通过它揭露出来的，发行量长期保持在80万份左右。另外，以25岁以下年轻女性为对象的《妇女》月刊，以年轻、时尚为宗旨，发行量高达85万份，每期广告收入即达1亿日元。在众多杂志中，漫画杂志是讲谈社最重要的支柱杂志。漫画杂志《周刊少年》，每期印行400万份，内容分为少男、少女两大类。杂志出版一段时间后再结集发行单行本。这样，同一个东西就可以赚两次钱。再进一步改编为动画、录像，又可获得收益。这类杂志在台湾、香港都很有市场。母婴漫画杂志的读者定位更细，甚至每一岁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杂志，孩子在母亲的阅读中成长起来。讲谈社还与国外（包括中国）合办杂志，版权贸易也很活跃。通过网络售书的情况，也逐年多了起来。

近些年，讲谈社还从事了许多社会公益事业。如开展“图书推进活动”，就很有特色。活动的目的主要是让孩子从小能够有机会接触到图书，养成读书的习惯，当然通过这一活动也使公众了解了讲谈社的图书。讲谈社现有一辆大篷车图书馆，如有需要，大篷车可以开到全国各个角落。另外，东京迪斯尼乐园里有一个游乐项目也是讲谈社赞助的。讲谈社和迪斯尼的关系很密切，是迪斯尼出版物在日本最早签约的出版社。迪斯尼乐园在日本已营业了17年，讲谈社自一开始就有投资项目。前几年迪斯尼改造时，讲谈社又赞助了“卡通世界”，而且整个项目都是讲谈社出资建设的。

再一个是为留学生提供奖学金。讲谈社与中国新闻出版工作者协会合作，每年接受中国出版界的研修生来社学习。这是讲谈社的一项很重要的活动，已搞了15年，有12批超过30人的研修生前来学习。他们到了日本以后，要到讲谈社的编辑部门、发行部门实习，住在讲谈社的职工宿舍，费用由讲谈社负担。总的来说，日本出版业比中国要发达，研修生能够到日本来，把一些先进的东西学到手，带回国内，无疑促进了中国出版业的进步。讲谈社还设有多种奖项，主要是面向作者的文学奖，目的是鼓励他们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讲谈社的人员培训颇具特色。讲谈社每年都要招收新职工25人至30人，而前来应聘的人员很多，最多的一年曾达到9000人。新社员通常是4月1日正式入社，然后用两个月时间培训。培训也搞些讲座，但讲谈社的特色是入社第二个星期就到书店去，要实习三个星期卖书。通过实习，使新社员了解图书是通过怎样的流程走向读者的。由于实习费用是讲谈社负担的，所以书店都非常欢迎实习生到书店来。实习期满回到讲谈社学习编辑业务，这需要两个星期时间。学习结束以后还要到希望去的编辑部进行最后实习。经过这样的过程后，就正式分配到各个编辑部去，编辑部给他们每人配一个“指导社员”，“指导社员”要负责指导新社员的工作方法。新社员至少要在讲谈社工作三年。

此外，讲谈社每年6月要进行社内的人员调整。比如，编辑部门之间的人员进行调动，发行部门和总务部门的人员调整等。一个新社员能够独立从事编辑工作大约需要三年时间。到了第三年，由社人才开发部在东京远离城区的郊外租一所房子，把新社员集中起来，主要是来听取他们对现在工作的看法，如果对工作不适应而有调动的愿望，大都可以满足要求。

讲谈社分为很多编辑局，编辑局下面又分为若干个编辑部，每个编辑部都有一个完整的班子。如果在编辑部工作10年以上，可以当到副总编辑，再顺利的话，15年后可以坐到总编辑的位置上。长期做编辑工作，一般20年后都可以当到总编辑。

讲谈社还建有一整套书刊出版质量保障体系。除上述划分细密的编辑局、编辑部之外，还有专门的校阅局（含图片）。校阅局约有160多人，相当于全社人员的14%。有感于国内一些出版物制作粗糙，存在不少差错的情况，有的团员向日方提起中国新闻出版署关于出版物不超过万分之一差错为合格品的规定，询问日本的指标是多少时，日方人员似闻所未闻，对中国制订这一指标大感吃惊，连连说：“为什么要错呢？”

讲谈社对资料工作的重视，也大大超乎团员们的意料，其收存的图书资料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它们一方面为社史、刊史留存积累了资料，另一方面也为编辑人员利用工具书、资料以及相关书刊提供了方便。

在这些方面，国内的日本研究杂志做得还很欠缺。这种差距恐怕不在经济水平上，还是观念意识上的问题。如果我们能从这些看似小事实则不小的方面做起，当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编辑工作有所进步，使日本研究杂志登上新的台阶。

四

朱镕基总理在2000年访问日本时曾强调：“民间友好是中日友好的根基所在。”此次日本之行，我们也深切感受到日本人民的友好之情。无论是长期从事日中友好事业并为此次代表团访日承担接待工作的日中协会，还是“为日中友好起桥梁作用”的日中学院，及至我们访问的各个机构的工作人员，无不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无微不至的帮助。

另外，在电车上，在街道上，日本人表现出来的良好素质、敬业精神，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东京是一个人多车多的稠密地区，但道路整洁，秩序井然；古都京都，环境优美，不愧世界文化遗产名城，既尊重传统遗风又融合现代文明，古迹保护与城市建设相得益彰，愈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财富。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设立于京都，是意味深长的。研究中心以极为优厚的条件，吸引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日本研究人员前来进行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时也把日本文化推向了世界。到目前为止，中心还接受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土耳其、比利时等国的学生学习博士课程。

在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日益深入的今天，我们也注意到，许多被访单位的人员，坦言对近年来某些领域中日关系低冷的担忧。他们从各个角度，几乎不约而同地谈到中日双方传媒要客观地研究、报道对方国家，特别是正面和反面、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我们这些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编辑者们无不感到肩上的责任。

当然，我们在感受中日友好情谊的同时，也在街头看到了“南京大屠杀虚构”的标语，但我们也更多地收到过诸如日本母亲会散发的“日本永不再战”的传单，听到了日中学院里日本学生学习汉语的琅琅读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