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中日关系一直磕磕绊绊，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政治层面的两国间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原因，也有历史问题的羁绊。而心理文化层面上的两国自我认识与他者认识出现偏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因。2012年11月17—18日，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为契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的援助下，举办了“中国与日本——其自画像与他画像”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期为增进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做出贡献。来自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湖北大学、西南大学、外交学院、洛阳外国语学院、北京旅游学院、山东省青年政治学院和日本大阪大学、法政大学、独协大学、岐阜圣德学园大学等单位的4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副所长高桥耕一郎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大阪大学教授米原谦、南开大学教授杨栋梁做了基调报告。开幕式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教授崔世广主持。近20余位专家学者做了学术报告。

米原谦在题为《现代日本的民族主义》的基调报告中详细梳理了现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他指出，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促进了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急速发展，日本也不例外。经济和社会急速发展而政治却未能作出适当应对，是发达国家存在的普遍现象，日本表现得更为极端。21世纪的日本政治，笼罩着一层前所未有的闭塞感。小泉内阁通过民粹主义式的手法和对朝鲜的强硬姿态一时间蒙蔽了日本国民，反过来却暴露了后小泉时代自民党内阁的无力感，从而使自民党失去了政权。民主党政权也同样为剧场化的政治环境所束缚，在诸多方面表现得颇不成熟，使原本对它抱有期待的国民大为失望。而这一事态又为桥下彻、川村隆等民粹主义者和石原慎太郎、安倍晋三等极端右翼政治家提供了绝好的登台表演的机会。

杨栋梁在《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知行》的基调报告中，深入分析了“知行”的概念内涵及日本人中国知行的发展历程。他指出，近代以来日本人的中国知行贯穿着如下规律：（1）“利益准则”。“国益”是战前日本使用频率颇高的词汇，即便是赤裸裸的侵略扩张行动，只要打出为国家、为民族的旗号，总能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2）对华认知上的“近视”和“远视”。为了“认识”中国，近代日本“投入”巨大，得出了对中国现状较为客观的“认知”和判断。然而，除了极少数头脑清醒者外，“中国通”及知识界精英们普遍低估了中华民族的内聚力、抵抗力和巨大潜力，并以此误导了民众。（3）对华态度上的实力主义依据。（4）对华行动上的机会主义表现。近代以来日本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善于捕捉和利用中国与国际社会（列强或大国）的矛盾，其行动上表现出了强烈的机会主义特征。

南开大学教授赵德宇、山东大学教授邢永凤采用历史学的方法对近世日本人的中国观做了深入剖析。赵德宇在《杉田玄白的汉方医学观》一文中，以江户时代著名的“兰医”杉田玄白为案例，指出杉田玄白经历了从“取兰弃汉”到“兰汉折中”的曲折回归的认识过程，才基本确立了他对中医以及中国思想的客观评价。邢永凤则以近世日本的知识分子为中心对日本近世的对外认识和自国认识做了深入分析。

厦门大学教授吴光辉、西南大学副教授谭建川和日本岐阜圣德学园大学博士横久保义洋，对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做了深入考察。吴光辉在《“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与想象空间——以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考察为中心》的中指出，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纪行最为生动而直接地再现了近代中国的风土人文，亦对日本人的“中国形象”的形成与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得以树立起来，根本在于排斥汉学式的、观念性的中国认识与中国研究，将中国的现实尤其是中国人的现实拉入到日本人的考察视野之中，通过再现中国，解剖中国、批判中国，来确立日本近代化发展的一种“合理性”与“合法性”。谭建川在《日本近代小学教科书的中国形象》的发言中从小学教科书的角度入手，分析了日本人的中国观。他指出，日本的中国形象的生成与转化、断裂与延续不仅是纯粹的观念与文化的问题，而与近代日本扩张过程中中日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和中日两国的国家走向紧密关联。横久保义洋则在《日本近代中国研究者对中国的理解和不理解》的发言中，以三位汉学家为案例，深入分析了日本汉学家的中国观，反思了现实中“理解”的艰难与必要。他指出，近代以来日本汉学学人群体一方面继承了江户时代儒学的流风余韵，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史学、哲学的诺大影响，他们的中国观仍有失偏颇。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教授崔世广、天津社科院博士田庆立则对战后中日两国国民的自他认识做了深入分析。崔世广在《现代中国人日本观的结构》的发言中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中国人的对日认识经历了从接近到友好，再从冷淡到疏远的周期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对日印象的结构有着明显的特征，既存在着过去侵略历史与现代社会两极对立的结构，也存在着戒备与期待同时并存的心理特征。田庆立则围绕战后日本“自我”主体性认识的确立做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在“中国崛起”之后，由于中日之间呈现“两强并立”的格局，日本审视和观察中国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自卑感和警惕感潜滋暗长，两千年来处于强大中国笼罩之下的历史意识与中国迅速崛起的现实叠加在一起，导致“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在日本各界甚嚣尘上。

北京大学教授尚会鹏和华侨大学博士游国龙从心理文化学的角度分别对日本人的自我认同和大东亚共荣圈进行了深入分析。尚会鹏基于心理文化学的“心理社会均衡”和“基本人际状态”两个核心概念，指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是“缘人”（相对于西方社会的“个人”和中国社会的“伦人”），日本不是个人社会，而是“缘人社会”。“缘人”的自我认知具有独特的形式，这种“自我”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清晰，它的界定主要取决于与他人的关系。日本人论的盛行，反映了日本人自我认同上的文化焦虑。游国龙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指出，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独特“国体”向外投射的表现。日本被视为巨型“家元”组织，天皇家被视为本家。日本以大东亚共荣为名，把家元式等级强加在中国人身上，其目的是试图改变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

独协大学教授饭岛一彦、复旦大学教授徐静波和厦门大学博士郭颖，从文学的视角对日本人的世界认识和中国认识做了深入分析。饭岛一彦在《时代小说中的日本人的世界认识——从藤泽周平的<桥之物语>说开去》的发言中对《桥之物语》一书中所包含的日本人的“此岸”、“彼岸”和“境界区域”认识做了分析。他指出“彼岸”通常是“此岸”所无法看到的、无法理解的异质世界。“此岸”是处在身边的、能够清楚看到的世界。“境界区域”则是处于两者之间、能够模糊地看到且能建立起与“彼岸”联系的世界。这种结构是可变的，在此之前模糊的存在也会忽然清晰起来，从而从“境界区域”转变为“此岸”世界。反之亦然。徐静波以日本诗人金子光晴为案例，探讨了近代日本人的中国图像。他指出金子光晴对近代中国的感知和描述，除了时代的共同印记外，更多地具有个人的色彩。。郭颖博士则以“和臭”、“和习”、“和秀”为中心对日本汉诗、日本人的中国文化观做了独特的分析。

北京大学教授刘金才、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王敏对中日间的相互认识进行了深入解析。刘金才教授在《中日相互认知的差异与“文化冲突”》一文中指出，在讨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知和理解时，既要重视两国文化类型的差异，还需关注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问题。“师生强弱胜败角色反复易位”和“恩怨情仇交织”的中日关系史，对于中日跨文化认知和相互理解势必造成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理解主体之间作为理解前提之一的“先有”——历史和文化传统之隔膜。因此要寻求中日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就必须强调双方相互客观、理性地认知对方。王敏教授则在《自他相互认识的摸索——通过参与“国际日本学”研究》一文中，在详细介绍“国际日本学”研究的内涵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指出“国际日本学”研究通过日本学者与外国学者的合作研究，增进了彼此信息的交流，深化了相互学习，以彼此为参照系促进了“地域学”的发展。　 

南开大学的刘岳兵教授在《从“清谈”到“切实的问题”——周作人日本论的启示》一文中，围绕周作人的日本人论做了阐述。他指出周作人翻译了不少日本文学的原典，如《古事记》，但他仍然一再表明自己的译本在学术上的贡献很有限，并期待着更好的译本的出现。这种自知之明，在意欲创新范式的今天，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此外，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汤重南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邵建国教授、外交学院苑崇利教授、北京旅游学院纪廷许教授、洛阳外国语大学的肖传国教授、湖北大学的郝祥满副教授、山东省青年政治学院管秀兰副教授等都在会上做了精彩的发言或评论。

总之，这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通过这次会议增进了学者们之间的交流，加深了中日两国学者对两国自他认识的了解和把握，对于增进中日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