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举办，以“中日共建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秩序与维护亚洲和平”为主题的第十三届北京-东京论坛12月16日上午在北京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在会上作主题发言。以下为发言文字实录。

谢谢主席。前面的诸位中日双方的嘉宾发言，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想鉴于时间关系有些不再重复了。特别是最开始的时候，宫本大使提到了两战与世界秩序，而我们今天的论坛主题对话题目就是关于世界秩序，特别是世界经济秩序与维护亚洲和平，所以我想从这儿谈起。

其实，大家都知道，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从欧洲30年战争之后，在1648年建立的韦斯伐利亚体系开始的，经过拿破仑战争，建立了维也纳体，系再后来就是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国际秩序开始走出欧洲，走向世界，成为了世界秩序。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世上有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二战之后建立的是雅尔塔体系，也称为冷战体系。如果把1991年苏联的解体作为冷战结束标志的话，到今天为止，冷战结束已经是26年的时间。但是我们这个所处的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连一个属于自己的正式的名称都没有，仍然借用冷战这个词，说是后冷战，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复杂，当然这里也有它的客观因素，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连个名字都取不出来。一方面，因为冷战后取代冷战，与前面的历次大战改变秩序的情形不同，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的，所以不能够做到短时间内摧枯拉朽，前朝的遗留机制、遗骸不能够在短时间内清除干净，所以后者迟迟难以建立起来。二是由于在冷战后的世界，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当中，利益高度的多元化、多样化，而且相互盘根错节，而依照现在的机制和治理模式，难以摆平这些东西，难以协调好这些多方的利益。所以，才出现了一个诞生了将近26年，但是没有正式“报户口”的状态。

我想，目前这个状态结合秩序来说，如果套用100多年前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他是来描述工业化工业革命后欧洲的状况，我们感到非常有希望，但同时又感到很无奈或者困惑，从与秩序相关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目前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前面有专家讲到的逆全球化或者叫去全球化或者反全球化的思潮问题。应该说经济全球化本身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促进了商品和增本的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但是，在九年前那一场金融危机以后，确实增长动能不足，贸易的增长速度持续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在已经过去的2016年，全球增速创下金融危机以来连续7年之内的最低的一个记录增长速度。2016年开始，看到一系列的脱、逆或者反全球化现象，包括英国脱欧和欧洲右翼政党上台，包括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首先是逆全球化的结果，但是这些事情的实现又反过来促进了逆全球化潮流的进一步上扬，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当中影响最大的。

第二，全球治理滞后与缺失，和日本一样，其他主要国家，包括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或者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目前的这种治理机制架构已经不能反映现实，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加起来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已经超过了80%。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有了重大变化，而全球治理体系没有反映这样的一个变化，这样一个力量格局的重新分配。二是贸易和投资的规则没有能够跟上新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全球产业布局的不断调整。这里如果补充一个情况的话，就是在冷战结束后的26年期间，其实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特别是经济重量总量的变化，基本是沿三条线展开：一条是在“一超”和“多强”之间，“一超”占世界之比是区域下降的，而“多强”出现了分化。第二条线是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力量在向后者倾斜，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大报告中所讲的，国际力量发展进一步趋于平衡。第三个是东方对西方之间，很明显，东方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西方的发展速度。所以我们讲世界经济政治的中心在向东方倾斜，这个话是有实实在在的内涵，但是在治理上是有缺失的，没有及时的跟上。

第三，区域合作包括中日两国共同生存的亚洲的区域合作的安排、架构，排他性、碎片化。所谓“意大利面碗”现象很严重，这样一些排他性、碎片化的小圈子，导致规则互相矛盾，利益相互踩踏，效果相互抵消。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不但在经济上无法互利共赢，而且会影响国家间政治关系，损害而不是增进政治互信。

第四，因为今天题目是世界经济秩序和亚洲和平，从亚洲本身来看，既存在上述讲的区域合作安排架构的问题，也存在安全方面的问题。鉴于刚才姚云竹将军已经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我只简单说两句。亚洲的安全问题也两大问题我认为是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刚才姚将军讲了五点，我认为其中有两点最重要：一是地区热点高烧不退。比如像日方一再强调的朝鲜半岛核问题。二是地区安全秩序的不合理。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造成了前者问题出现高烧不退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而前者的高烧不退又凸显了后者急需进行变革和合理化的重要性、必要性。这是我认为的问题，我想再回到第二个层次，就是中日之间可以做什么。

确实，中日关系面临着很重要的历史契机，这个契机还不简单的是45周年、40周年这样时间节点的契机，而是我们看到从多个角度特别是从国际性机遇来说，中日关系也面临着重要的契机，而这个契机是一种负面的模样出现的，我称之为“特朗普因素”，展望未来三五年，中日关系有可能以此为契机，实现在不同时间周期上的转变。一是自2012年以来，中日关系会不会由此慢慢的回暖、回转、回归正常。二是自1972年以来，45年间，中日关系两次触底，一次是小泉时期，一次安倍二次内阁时期，经过两次触底之后，中日关系会不会走向一个回升。我想作为研究者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对于中日关系前景的展望不能简单的把它归结为向70年代或80年代的简单的回归，这很可能是一种新的模式，一种转型，就是说分歧、斗争、挑战会与合作、协调、交流并存的一种新型的中日关系。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更深化的、新型的关系。

中日之间可以共同做的事情，从现在来看非常多，我认为是有这样的三方面，一方面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我就不再强调了，我只强调一句，在9月份，习近平主席和安倍总理在越南岘港会谈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就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争取尽早项目落地。那么也就是说项目合作是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很重要的平台，我们应该把它尽早的做实，作为亚洲主要的两个国家，应该有一些象征性的、像样的合作项目。

其实我想强调一句话，去年5月份，亚投行、亚开行已经以一种航迹合作的方式展开合作了，在去年5月2号的时候，亚投行、亚开行签署了《旨在增强两国合作关系的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合作内容包括一系列的合作融资项目。而同期，亚投行宣布的第一期项目，其中就包含着联合融资项目，也就是向巴基斯坦境内所援建的高速公路投资项目。这是第一个合作方面。我觉得在“一带一路”下可以做很多，包括前面日方代表所提的第三方合作。因为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身份是特殊的，它的情况和做法也是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因为它不是一个受援国，而是和其他的施援国一道，怎么样对当地的落后国家基础设施援建，一起来谋划和实施的，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要考虑适合日本的方式。

另外，应该共同探讨亚洲区域合作架构和安全秩序问题，这个前面我讲过，就不再重复了。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要中国在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包括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发挥作用，首先就要正视中国地区安全地位，不能绕过去中国的地区安全角色，要明确中国的地区安全角色，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你让我干事，我的名义是什么、我的名头是什么、我的名分是什么，在这方面，我希望有关国家不要掩耳盗铃，该尽责任的时候往中国这边推，讨论地区架构的时候又总是捂着、盖着，这就不是建设性的态度。

第三点是文化交流和联系研究，十九大提出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在加上去的文化自信方面，我想中日合作是大有文章可以做的。因为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在周边国家、亚洲邻国长期交流互动中逐步发展、丰富起来的。所以我相信中日合作在这一点上，也是有潜力可挖的。谢谢。

文章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