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昭奎，1940年8月生于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日本经济学会顾问、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顾问、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曾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室主任、副所长。由于他在日本经济、科技和中日关系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绩，近期入选中国社科院第二批荣誉学部委员，可谓实至名归。2012年9月，《日本学刊》编辑对他进行了采访。以下是访谈要点。 

《日本学刊》编辑（以下简称日本学刊）：冯先生，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日本学刊》的采访。我们得知，由于您在日本经济、科技和中日关系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绩，近期入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日，“日本学刊网”进行改版，增设了“专家访谈”栏目，我们想请您谈谈您的人生经历、日本经济和科技及中日关系研究方面的情况、主要学术观点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以及您对日本研究工作的看法和希望。

冯昭奎：我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65届毕业生，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一家微电子研究所工作。然而，我在从清华大学毕业18年之后，却在1983年6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改行搞日本研究，从一名工程师“变身”为社会科学战线上的日本问题研究人员。

日本学刊：的确，您在中国日本研究界中，是比较奇特的一员，人到中年、留学日本归国转行，从自然科学领域转入社会科学领域，还做出了突出成绩。请详细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冯昭奎：我怎么会在人到中年之时忽然从自然科技领域一下子、“大跨度”地跳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呢？其原因可以说纯粹是出于偶然，而且是“多重的偶然”，而所有这些偶然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先从自己怎么去日本留学的经历说起吧。

随着邓小平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指示的落实，高教部决定于1978年9月1日举行选拔出国留学生的外语考试。这个决定早在1978年初就下发各个单位。我们微电子研究所的一些同事得知可以申请出国留学的事儿，十分高兴和兴奋，早早地开始准备预定要在9月1日举行的选拔出国留学生的外语考试。当时，我对出国留学的事儿懵里懵懂，毫不关心。

我从中学到大学，总共学了十年俄语，而当时的留学考试考的是英、日等西方国家语言，尽管我在大学五年级选修第二外语时学了一点英语，但因为主要科目学习极为繁忙，根本没把学外语放在心上，几乎可以说只记得ABC到WYZ那些字母了。但是，从清华大学毕业进入工作角色后，感到英文对从事技术工作很重要，就开始自学英语。除借助词典阅读英文期刊外，我还就结合英语学习为《计算机世界》报翻译一些资料。当时，无论翻译多少字儿都是没有稿费的，但看到自己翻译的文章得到发表，而且在译文最后的括号里署有自己名字，就很高兴很满足了。

到了1978年8月下旬，我爱人（现在该称“老伴”）对我说，人家都在准备考英语，你何不去试试，也好检验一下你自学英语达到了什么程度。第二天，我在办公楼走廊里偶然遇见单位领导（我有个脾气就是非不得已是不会主动找领导的），随口说了一句“我也想参加英语考试”，领导马上转告负责选拔出国留学生的人事部门，在报名期限已过的情况下，给我补报上去了。

后来，出国留学生的外语考试结果公布，真可谓“歪打正着”，偏偏我那没一点儿自信的英语，居然考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笔试67分，口试“5-”，可以不经培训直接出国，但是我丝毫没有想出国的意思。但是，由于考试合格人数不够，人事部门担心完不成出国人数指标。于是，大礼拜天的，我被请到人事干部的家里，经他一再动员说服，双方终于达成妥协：让我改去日本留学，其理由是，日本离得近，“一衣带水”，去了之后如果实在不习惯可以立马回国。

日本学刊：您到日本留学以后的情况怎样呢？

冯昭奎：我联系的日方单位是位于滨松市的静冈大学工学部电子工学研究所，在安藤隆男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电子摄像器件的研究，主要工作是做实验，每周还在安藤老师的指导下举行讨论会。我开始有些担心，因为毕业后又是“文革”，又是去农村，在工作单位有多年没怎么扎扎实实地做过研究工作，大约荒废了将近十年岁月，稍微可圈可点的工作就是到贵州搞“三线建设”，我独立承担了半导体生产线某个环节的厂房的工艺设计，但由于三线建设的很多工程下马，那个设计成果也成了一堆废纸。

由于我在毕业后基本上没有从事与我所学的半导体理论紧密对口的真正的研究，所以非常害怕自己无法适应在静冈大学研究所的学习和工作。然而，由于在清华大学经历了多次实习、特别是六年级毕业设计的实践，使我锻炼了较强的动手做实验的能力，加上来到日本以后自己比较刻苦，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因而我的工作基本上能让安藤教官满意。后来安藤老师和我的研究成果联名发表在美国IEEE学刊上，并在日本的电视学会全国大会上做了发表。至于每周的讨论会，安藤经常让大家“轮读”他所遴选的美国等学术期刊上的英文论文，参加者是安藤研究班的研究生。多亏在清华大学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半导体理论基础，专业技术英语也比日本研究生熟练一些，我在讨论会上居然可以应付自如，有时还能帮老师解答同学的一些问题。

日本学刊：您是什么时候回国的呢？回国后就可以大显身手了吧？

冯昭奎：不尽然。我是1981年秋结束留学回到原单位的。但很快发现我在日本学的那一套，回到原单位用不上, 于是要求调到中科院电子研究所去，人家也正需要我去，以便使我在日本学到的东西得以发挥作用。但当时“人材流动”还没有放开，出国留学人员必须回到原派出单位，即使所学专业与原单位不对口，也不能随便调动，你再苦苦恳求也没用。为此，我只好在原单位“熬”着，接受一些从国外引进设备的英文资料的翻译工作。

日本学刊：“跳槽”在当时还是“禁区”，您又怎么到了日本研究所的呢？

冯昭奎：到1983年, “人才流动”已不再是“禁区”，我开始萌生“跳槽”的念头。先是找到刚成立的国家专利局，那儿正在招人，我就填了申请表，一心想着从此我就可以从事我最喜欢的职业：成天查查外文技术资料，可是专利局迟迟不给回音。

恰好在那年初夏，我来到花团锦簇的中山公园，参加外交部下属的《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召开的作者座谈会，我因为在该杂志发表过几篇科普文章，也被应邀参加。在会上碰到了一位笑眯眯的老头儿，他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的主任，名叫何倩，在与何先生聊天之中，我初次得知居然有一个不必每天上班的单位。何倩先生对我说，日本研究所正需要人，你在日本留过学，对日本比较了解，就到日本所来吧。在我想象当中，这又是一个可以成天关在屋子里翻译和查阅外文资料的好去处。我的理想就是但求一张平静的书桌，能让我安安静静地翻译和查阅外文资料就行，至于什么理工科和文科“隔行如隔山”的区别，在我脑子里都不是重要的。于是，我马上给日本所写了信，表示愿意去该所工作。信发出后不到一个礼拜，日本所管人事的史华女士回复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热烈欢迎我去该所工作，并亲自来到我原单位办理调职手续。经过大约十来天，所有调职手续均已搞定。

这就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之路，引起我从自然科技领域跳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人生转折。而由于有了我的这个人生转折，对国家来说，就是使千百万国家公务员或准公务员的名单上，少了一个工程师或专利审查员，多了一个日本问题研究者。

日本学刊：那就请介绍一下您进入日本研究所以后的情况。

冯昭奎：进入日本所后不久，我被调到经济研究室之后，又感到需要急补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在9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中日关系问题之后，则感到需要急补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知识。总之，中年改行弃工从文让我活得很累，但感觉很充实。现在总结起来，我在日本研究领域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日本学刊：请介绍一下您这些年来的研究成果。

冯昭奎：这些年来，我发表了一些日本研究论文、著作、研究报告。其中，《21世纪的日本：战略的贫困》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资源小国的压力与活力》（考察报告），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报告奖，摘要刊登于1984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与摘报》并转发全国县团级文件；《日本经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高技术与日本国家战略》，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年鉴（1991年卷）》；《日本技术进步的辩证法》，2010年获《日本学刊》隅谷奖一等奖。

如果从发表的科研成果的数量看，1983年6月调到日本所至今，合计独著十本，主编或作为主要作者的合著6本，主持课题组（未署名）的著作5本，参加合著15本。以上统计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编：《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1981—2011）》。在《日本学刊》、《世界经济与政治》、《日本研究》以及日本的《世界》、《中央公论》、《东亚》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共70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知识》、《环球时报》等报刊上发表评论等文章约1200篇以上。

日本学刊：那么，请您详细谈谈您的主要学术业绩。先从您的“老本行”日本科技研究谈起如何？

冯昭奎：我“出身”理工科，调到日本所以后，一直把研究科技发展问题、借鉴日本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这个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技的“学际领域”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来日本所后发表的第一个成果是《美国为什么要日本提供军事技术》（发表在新华社《参考资料》，获中国社科院优秀内部报告奖），揭示了美日军事同盟背后的“军事技术同盟关系”。在专著方面，先后出版了《日本的新技术革命》、《高技术与日本国家战略》、《日本高技术发展问题》。我的其他所有独著（例如《21世纪的日本：战略的贫困》，或作为主要作者参加的合著以及一般合著），几乎都包含有关于科技和日本科技的内容。

日本学刊：多年来，您致力于构建独到的有关日本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体系。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冯昭奎：我以《自然辩证法》、管理学等理论为指导，以自己在国内从事十几年科技工作和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科技工作的实际经验和感性认识为支持，在改行搞日本问题研究以来，持续研究日本科技发展问题，形成了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剖析日本科技发展战略的独到的研究体系。其特点是：（1）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揭示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动力；（2）解析日本的“技术立国”、“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方针及其实施情况，从科技发展与国家战略、经济发展、外交战略的联系之中探索日本科技发展的道路；（3）从我国的国情和科技发展现状出发，吸取日本科技发展中值得我国借鉴的主要经验教训，其中特别高度评价了处于日本社会基层的、拥有一技之长的广大中小企业、技能工人对日本科技发展的贡献；（4）强调对科技问题的研究必须超越科技事业本身，而应该重视一个国家的教育、国民素质、社会风气和价值观等对科技发展的支撑作用。我研究日本科技发展战略的代表作有访日考察报告《日本工业化到信息化：转型战略的贫困》、《日本技术进步的辩证法》等方面的内容。除著书之外，我在上世纪80—90年代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知识》、《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报刊发表了数百篇有关科技政策、科技发展、日本科技战略的论文、短文以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

日本学刊：再请谈谈您对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的研究情况。

冯昭奎：从上世纪80年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