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昭奎，1940年8月生于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日本经济学会顾问、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顾问、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曾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室主任、副所长。由于他在日本经济、科技和中日关系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绩，近期入选中国社科院第二批荣誉学部委员，可谓实至名归。2012年9月，《日本学刊》编辑对他进行了采访。以下是访谈要点。 

《日本学刊》编辑（以下简称日本学刊）：冯先生，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日本学刊》的采访。我们得知，由于您在日本经济、科技和中日关系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绩，近期入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日，“日本学刊网”进行改版，增设了“专家访谈”栏目，我们想请您谈谈您的人生经历、日本经济和科技及中日关系研究方面的情况、主要学术观点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以及您对日本研究工作的看法和希望。

冯昭奎：我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65届毕业生，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一家微电子研究所工作。然而，我在从清华大学毕业18年之后，却在1983年6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改行搞日本研究，从一名工程师“变身”为社会科学战线上的日本问题研究人员。

日本学刊：的确，您在中国日本研究界中，是比较奇特的一员，人到中年、留学日本归国转行，从自然科学领域转入社会科学领域，还做出了突出成绩。请详细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冯昭奎：我怎么会在人到中年之时忽然从自然科技领域一下子、“大跨度”地跳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呢？其原因可以说纯粹是出于偶然，而且是“多重的偶然”，而所有这些偶然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先从自己怎么去日本留学的经历说起吧。

随着邓小平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指示的落实，高教部决定于1978年9月1日举行选拔出国留学生的外语考试。这个决定早在1978年初就下发各个单位。我们微电子研究所的一些同事得知可以申请出国留学的事儿，十分高兴和兴奋，早早地开始准备预定要在9月1日举行的选拔出国留学生的外语考试。当时，我对出国留学的事儿懵里懵懂，毫不关心。

我从中学到大学，总共学了十年俄语，而当时的留学考试考的是英、日等西方国家语言，尽管我在大学五年级选修第二外语时学了一点英语，但因为主要科目学习极为繁忙，根本没把学外语放在心上，几乎可以说只记得ABC到WYZ那些字母了。但是，从清华大学毕业进入工作角色后，感到英文对从事技术工作很重要，就开始自学英语。除借助词典阅读英文期刊外，我还就结合英语学习为《计算机世界》报翻译一些资料。当时，无论翻译多少字儿都是没有稿费的，但看到自己翻译的文章得到发表，而且在译文最后的括号里署有自己名字，就很高兴很满足了。

到了1978年8月下旬，我爱人（现在该称“老伴”）对我说，人家都在准备考英语，你何不去试试，也好检验一下你自学英语达到了什么程度。第二天，我在办公楼走廊里偶然遇见单位领导（我有个脾气就是非不得已是不会主动找领导的），随口说了一句“我也想参加英语考试”，领导马上转告负责选拔出国留学生的人事部门，在报名期限已过的情况下，给我补报上去了。

后来，出国留学生的外语考试结果公布，真可谓“歪打正着”，偏偏我那没一点儿自信的英语，居然考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笔试67分，口试“5-”，可以不经培训直接出国，但是我丝毫没有想出国的意思。但是，由于考试合格人数不够，人事部门担心完不成出国人数指标。于是，大礼拜天的，我被请到人事干部的家里，经他一再动员说服，双方终于达成妥协：让我改去日本留学，其理由是，日本离得近，“一衣带水”，去了之后如果实在不习惯可以立马回国。

日本学刊：您到日本留学以后的情况怎样呢？

冯昭奎：我联系的日方单位是位于滨松市的静冈大学工学部电子工学研究所，在安藤隆男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电子摄像器件的研究，主要工作是做实验，每周还在安藤老师的指导下举行讨论会。我开始有些担心，因为毕业后又是“文革”，又是去农村，在工作单位有多年没怎么扎扎实实地做过研究工作，大约荒废了将近十年岁月，稍微可圈可点的工作就是到贵州搞“三线建设”，我独立承担了半导体生产线某个环节的厂房的工艺设计，但由于三线建设的很多工程下马，那个设计成果也成了一堆废纸。

由于我在毕业后基本上没有从事与我所学的半导体理论紧密对口的真正的研究，所以非常害怕自己无法适应在静冈大学研究所的学习和工作。然而，由于在清华大学经历了多次实习、特别是六年级毕业设计的实践，使我锻炼了较强的动手做实验的能力，加上来到日本以后自己比较刻苦，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因而我的工作基本上能让安藤教官满意。后来安藤老师和我的研究成果联名发表在美国IEEE学刊上，并在日本的电视学会全国大会上做了发表。至于每周的讨论会，安藤经常让大家“轮读”他所遴选的美国等学术期刊上的英文论文，参加者是安藤研究班的研究生。多亏在清华大学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半导体理论基础，专业技术英语也比日本研究生熟练一些，我在讨论会上居然可以应付自如，有时还能帮老师解答同学的一些问题。

日本学刊：您是什么时候回国的呢？回国后就可以大显身手了吧？

冯昭奎：不尽然。我是1981年秋结束留学回到原单位的。但很快发现我在日本学的那一套，回到原单位用不上, 于是要求调到中科院电子研究所去，人家也正需要我去，以便使我在日本学到的东西得以发挥作用。但当时“人材流动”还没有放开，出国留学人员必须回到原派出单位，即使所学专业与原单位不对口，也不能随便调动，你再苦苦恳求也没用。为此，我只好在原单位“熬”着，接受一些从国外引进设备的英文资料的翻译工作。

日本学刊：“跳槽”在当时还是“禁区”，您又怎么到了日本研究所的呢？

冯昭奎：到1983年, “人才流动”已不再是“禁区”，我开始萌生“跳槽”的念头。先是找到刚成立的国家专利局，那儿正在招人，我就填了申请表，一心想着从此我就可以从事我最喜欢的职业：成天查查外文技术资料，可是专利局迟迟不给回音。

恰好在那年初夏，我来到花团锦簇的中山公园，参加外交部下属的《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召开的作者座谈会，我因为在该杂志发表过几篇科普文章，也被应邀参加。在会上碰到了一位笑眯眯的老头儿，他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的主任，名叫何倩，在与何先生聊天之中，我初次得知居然有一个不必每天上班的单位。何倩先生对我说，日本研究所正需要人，你在日本留过学，对日本比较了解，就到日本所来吧。在我想象当中，这又是一个可以成天关在屋子里翻译和查阅外文资料的好去处。我的理想就是但求一张平静的书桌，能让我安安静静地翻译和查阅外文资料就行，至于什么理工科和文科“隔行如隔山”的区别，在我脑子里都不是重要的。于是，我马上给日本所写了信，表示愿意去该所工作。信发出后不到一个礼拜，日本所管人事的史华女士回复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热烈欢迎我去该所工作，并亲自来到我原单位办理调职手续。经过大约十来天，所有调职手续均已搞定。

这就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之路，引起我从自然科技领域跳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人生转折。而由于有了我的这个人生转折，对国家来说，就是使千百万国家公务员或准公务员的名单上，少了一个工程师或专利审查员，多了一个日本问题研究者。

日本学刊：那就请介绍一下您进入日本研究所以后的情况。

冯昭奎：进入日本所后不久，我被调到经济研究室之后，又感到需要急补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在9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中日关系问题之后，则感到需要急补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知识。总之，中年改行弃工从文让我活得很累，但感觉很充实。现在总结起来，我在日本研究领域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日本学刊：请介绍一下您这些年来的研究成果。

冯昭奎：这些年来，我发表了一些日本研究论文、著作、研究报告。其中，《21世纪的日本：战略的贫困》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资源小国的压力与活力》（考察报告），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报告奖，摘要刊登于1984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与摘报》并转发全国县团级文件；《日本经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高技术与日本国家战略》，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年鉴（1991年卷）》；《日本技术进步的辩证法》，2010年获《日本学刊》隅谷奖一等奖。

如果从发表的科研成果的数量看，1983年6月调到日本所至今，合计独著十本，主编或作为主要作者的合著6本，主持课题组（未署名）的著作5本，参加合著15本。以上统计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编：《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1981—2011）》。在《日本学刊》、《世界经济与政治》、《日本研究》以及日本的《世界》、《中央公论》、《东亚》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共70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知识》、《环球时报》等报刊上发表评论等文章约1200篇以上。

日本学刊：那么，请您详细谈谈您的主要学术业绩。先从您的“老本行”日本科技研究谈起如何？

冯昭奎：我“出身”理工科，调到日本所以后，一直把研究科技发展问题、借鉴日本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这个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技的“学际领域”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来日本所后发表的第一个成果是《美国为什么要日本提供军事技术》（发表在新华社《参考资料》，获中国社科院优秀内部报告奖），揭示了美日军事同盟背后的“军事技术同盟关系”。在专著方面，先后出版了《日本的新技术革命》、《高技术与日本国家战略》、《日本高技术发展问题》。我的其他所有独著（例如《21世纪的日本：战略的贫困》，或作为主要作者参加的合著以及一般合著），几乎都包含有关于科技和日本科技的内容。

日本学刊：多年来，您致力于构建独到的有关日本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体系。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冯昭奎：我以《自然辩证法》、管理学等理论为指导，以自己在国内从事十几年科技工作和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科技工作的实际经验和感性认识为支持，在改行搞日本问题研究以来，持续研究日本科技发展问题，形成了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剖析日本科技发展战略的独到的研究体系。其特点是：（1）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揭示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动力；（2）解析日本的“技术立国”、“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方针及其实施情况，从科技发展与国家战略、经济发展、外交战略的联系之中探索日本科技发展的道路；（3）从我国的国情和科技发展现状出发，吸取日本科技发展中值得我国借鉴的主要经验教训，其中特别高度评价了处于日本社会基层的、拥有一技之长的广大中小企业、技能工人对日本科技发展的贡献；（4）强调对科技问题的研究必须超越科技事业本身，而应该重视一个国家的教育、国民素质、社会风气和价值观等对科技发展的支撑作用。我研究日本科技发展战略的代表作有访日考察报告《日本工业化到信息化：转型战略的贫困》、《日本技术进步的辩证法》等方面的内容。除著书之外，我在上世纪80—90年代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知识》、《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报刊发表了数百篇有关科技政策、科技发展、日本科技战略的论文、短文以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

日本学刊：再请谈谈您对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的研究情况。

冯昭奎：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中国出现了一段热心学习日本经验的时期。为了适应政府部门和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从1986年起，组织了一系列介绍、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的课题研究，相继出版了《日本经济的活力》、《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改革》、《中日流通业比较》等书，也参加了其他单位主持的有关日本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课题和学术讨论会，在进行中日比较的基础上阐述了战后日本发展中值得我们借鉴的主要经验教训。为了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上世纪80—90年代我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诸多有关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经验、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教训等的论文、文章。1998年通过总结自己学习经济学和日本经济的体会，编著了《日本经济》一书，并于2005年出版了《日本经济》第二版，其后又重印了两次。

日本学刊：您的第三个研究领域也是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中日关系研究是从90年代末开始的吗？

冯昭奎：从90年代末至2004年，我在新华社的一份内参上发表了十几篇有关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的内部报告，并公开出版了《中日关系问题报告》（合著，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中日关系报告》（合著，时事出版社，2007年）、《对话：北京与东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等著书。2004年10月27日我受邀参加了中央领导主持的一次周边外交座谈会，用45分钟时间作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日关系”的发言。

日本学刊：我们理解，您是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中日关系研究，对吗？

冯昭奎：90年代后期，中日关系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变化，促使很多关心、研究日本的人们加强了对中日关系的关注。我也不例外。然而，要成为中日关系的研究者，必须掌握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知识。于是我又注意学习国际关系理论。但是，对于至今占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学派的东西，我越读越感到别扭，觉得那基本上是总结20世纪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为此而争夺海上霸权的理论，并不适合21世纪世界的新形势新问题，更不适合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然而，据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说法，多数认为“现在还没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我也不能同意某些国内学者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普世价值’”的说法。面对这种“理论困境”，我别无选择，只好运用我在清华大学非常认真地学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深深地扎根于我心中的“主义”，对我长期研究日本科技与经济就已经有所影响，然而并不“自觉”，直到当我将中日关系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重点之后，才开始对运用“两个主义”有了比较强的自觉和自信。　　　

日本学刊：中日关系研究无可回避的是历史问题。可以说，历史问题是横亘在中日关系之间的巨大障碍。那么，如何解决好历史问题呢？

冯昭奎：关于历史问题，我可以说感慨万千：我常常想起自己留学日本学习电子技术的时候，年龄大我十来岁的很多日本人屡屡对我说起过去那场战争，诚恳地表示“日本对中国做了坏事，真是对不起”；我常常想起在自己就读的静冈大学电子工学研究所的一次“忘年会”上，我情不自禁地说起抗日战争末期在上海的日本宪兵逮捕了我的父亲，采取了极其残忍的手段要我父亲招供爱国主义作家楼适夷的隐匿之处的事实经过（对于我父亲的坚贞不屈，楼适夷还写诗赞他“插刀两腋为同俦，烈火酷刑炼铁骨”），对此，在场的年轻的日本研究生无不感到吃惊，他们一方面表示“这太残酷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我的深切同情，经过我那次“吐露心声”，我与日本老师及研究生们的友谊更深了；我常常想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而再、再二三的有日本的大臣因为在历史问题上“失言”（其实是吐露真言）而不得不在政界和国民的压力下辞去职务，到了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著名的“8.15”谈话，诚恳地反省了那场战争，虽然遭到右翼势力的反对，却得到了大多数日本人民的支持；我常常想起日本朋友曾做过这样的统计，就是在中日关系良好的时候，每年有四五万名日本中学生到中国来进行“修学旅行”，凡来过中国的日本孩子们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大多有较好的认识……

基于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根据“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我提出了所谓“双管齐下”论，这就是一方面必须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另一方面也必须大力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而且后者更重要更带全局性，“超过了中日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语）。其理由很简单，因为只有以中日关系发展为依托，通过不断扩大两国民间交流，才有利于日本国民从认识上与感情上更好地接受过去日本确实做了对不起中国的坏事的历史真相。换句话说就是：“只有中日关系不断发展，才能解决历史认识问题；而不是只有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中日关系才能发展”。

由于中日关系是一个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安全关系、文化关系等等的一个综合的系统，特别是由于出身理工科大学、经历过长期的实际的技术工作，我更加重视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的角度来全面地看待中日关系，因此，当中日之间因为历史问题出现摩擦的时候，我提出了“历史问题必须认真解决，中日关系也要大力发展”的“双管齐下”模式。

日本学刊：谈过了您的研究情况，我们还是想对您的经历追问几句：您在43岁从理工科改行搞了文科，有没有后悔呢？从理工科改行搞文科，清华大学的六年学习岂不是白费了吗？

冯昭奎：第一，我没有为自己的改行感到后悔，虽然那次改行基本上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第二，即便改行从事文科工作，在清华大学的六年学习决没有白费。

我在清华六年，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教我学基础理论、学专门技术，使我受到了良好教育和严格训练，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厚的专门技术知识，锻炼了较强的科学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清华大学的领导和老师教育我坚持“又红又专”，引导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自己还在课余熟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从而得以较好地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都成为我后来研究日本问题的最重要最受用的思想武器。

清华大学的学习生活培养了我的集体主义精神，使我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注意发挥集体的作用，促使大家互相启发，取长补短，集思广益，推出了一系列集体研究的成果。我到日本所后主持了5、6项集体课题，出版了一系列介绍日本经济发展经验的研究成果。如《日本的新技术革命》（湖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日本经济的活力》（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高技术与日本的国家战略》（东方出版社，1991年）、《日本的经验和中国的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等，这些书都是以日本所课题组的名义出版的。1993—1994年我组织了《中日流通业比较研究》课题组，一项课题就推出4本书：《中日流通业比较研究》（胡欣欣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日本的零售业》（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日流通业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A Comparison Between Distribution in China and Japan” , Beijing :China Zhigong Publishing House., 1999。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只顾个人写文章著书，而是积极组织大家搞集体课题并取得一连串成果，引起了上级机关的注意。1990年社科院人事局找我谈话，要我担任日本所副所长，我表示自己不想当，请他们另找高明。却不料过了不久，院机关党委书记突然前来日本所宣布任命一位从外单位调来的干部当所长，让我当日本所副所长，我只得硬着头皮从命。后来，那位所长离开了，我又在没有所长的情况下当了几年副所长。由于自己行政能力太差，当副所长使我失去了“平静的书桌”，对我来说简直成了一种“煎熬”，一直熬到1996年，从来不麻烦自己的顶头上司的我，第一次去见了主管“国际片”的副院长，提出辞职报告并得到批准。

我2000年退休了，但感觉比上班还要紧张，不仅报刊约稿不断，自己还系统进行了多项课题，其中有些获得奖励。《中日关系报告》是与你们《日本学刊》编辑部主任林昶合著的，获社科院离退休人员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日本学刊：您对中国的日本研究特别是日本经济研究的看法是怎样的，有何希望呢？

冯昭奎：2011年在日本发生的强震、海啸、核事故所构成的复合灾难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自然条件之差，而战后日本凭借如此差的自然条件建设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确实是创造了奇迹（这个过程中就包含着很多有益的经验），但这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过度超越自然条件提供给本国的发展空间的极限。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和“征服”难免遭到自然的惩罚。在1967—1987年这20年之间，日本不顾本国地震频发的天赋条件，一气建成了34座核反应堆（美国建一座核电站需10—15年，而日本只用五六年就建成），当时日本核电生产在其“入口”（浓缩铀）与“出口”（乏燃料的再处理）方面基本依赖美英和法国，以致日本的核电站被形容为“既无厨房又无厕所的公寓”，这说明从日本国情看，如此迅速地发展核电有些过度，超越了日本的天赋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日本研究特别是日本经济研究的重点，曾聚焦于如何使我国也取得像战后日本所取得的那种成就与“奇迹”，今后，有关如何使我国免遭日本在取得令世界称羡的成就和奇迹之后所经历的由盛而衰的“败迹”，或可能成为我国日本经济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作为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我们的人均资源，人均干净水量，人均耕地面积等方面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也需十分注意和警惕：作为“人均资源小国”，我们为之付出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耕地丧失乃至道德滑坡等巨大代价的高速发展是不是已经或将会像日本那样超越自身的自然禀赋条件和社会承受能力？

当然，导致日本“由盛而衰” 的原因很多，主要有（1）人口老龄化；（2）美国运用金融、借债、贸易战等手段对一个崛起经济大国的牵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谓“日本威胁论”在美欧曾经盛行一时）；（3）在核电等“安全敏感领域”的冒进；（4）未能推进真正的全面的改革以克服可持续发展的障碍等。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上述这些“克日”的原因是不是我国正在或将要面临的瓶颈和问题？总之，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研究“战后日本经济”如何转向“灾后日本经济”的机制和根源，找到其中的内涵和规律，或可能成为今后我国日本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日本研究特别是日本经济研究，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经济决策提供了大量有益的案例材料和思想营养，当然，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即使参考了日本的经验和做法，即使采纳了学者的见解和思考，也没有必要像学者写论文时注明“出处”，说清“来源”。然而，从政府制定的许多政策当中，很多学者是可以心知肚明的：即自己的研究确实对政府决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渗透。另一方面，人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很多在上世纪80、90年代就提出的有关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经验和值得参考的政策建议，比如日本重视义务教育的经验、财政预算的透明化、重视对献身技术进步的中小企业的扶植等等，却长期得不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扶植中小企业政策直到2011年才引起我国领导人的重视）。此外，如重视质量管理等经验，从改革开放开始阶段我们曾经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推广，但是却未能坚持下来。今后，作为研究机构或学会，应该把如何将学者提出的对政府决策有参考价值的优秀成果更有效更直接地反映到有关的党政部门作为一种重大政治责任和任务。

对此，我们一方面应清醒地认识和理解对于政府部门管理者来说“知易行难”的政治处境，另一方面也应反思自己有哪些做得不足的地方？我们是否追赶上了时代需要？是否尽到了最大努力，以使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各种不同的产品形式传播开去，对国家起一定的智囊和参谋作用，对群众起某种程度的舆论导向作用”呢？是否努力做到了“提高与普及结合”，特别是“日本研究工作要发挥普及的作用，使广大群众对日本有一个比较正常和正确的看法”，以便减少那种非理性的群众情绪和舆论对政府制定对日经济政策的压力。”（参见何方：《在日本研究所建所3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日本研究战线上一个老兵的几点希望》，《日本学刊》2011年第3期）

日本学刊：您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原则是什么？您对今天的日本研究青年学者有何忠告？

冯昭奎：我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总的原则，是坚持科学的方法论，认真做学问，敢于讲真话。

对于日本研究青年学者，我想他们既要扎扎实实地做学问、搞研究，又要加强研究成果的向上向下的传播，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要更好发挥研究机构作为“智囊”的作用，向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提供他们感兴趣的、简明扼要的“报告”而不是长篇大论的理论文章，但我们的“报告”必须要有理论指导，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我们的“报告”很难有说服力，尤其是在各种利益集团极力施加影响的经济研究领域，在坚守学者道德底线的同时，以正确的理论武装自己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要努力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加强严谨、精致的实证研究和深入、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长期性战略性研究，开展高层次的学术争论和辩论（至今在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界尚未出现值得关注的学术争论、辩论乃至“学派”），要加强全国各日本研究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减少在课题立项和研究成果上的低水平重复，要克服“似曾相识”的文章反复出现在各种学术刊物和媒体上的慵懒之风。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最根本的当然是要加强日本研究的队伍和机构的建设，大力提高研究人员素质。

我们的日本研究，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尽管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实事求是地评价日本和日本发展的经验教训，不像过去那样难了，但解放思想不可能一劳永逸，对日本的事情要坚持实事求是仍然还会不断遇到困难。鲁迅先生说过，哪怕是我们的敌人，他的好的东西仍然值得学习。因此，即便在中日关系遇到困难、冷至“冰点”的时候，我们依然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日本的经济与科技实力、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经验和教训。

日本学刊：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您多保重。《日本学刊》期待您更多的日本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