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南生 1942年生于新加坡，早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受教育。1966年负笈东瀛攻读新闻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新闻系，后获立教大学社会学（主修新闻学）博士学位。1973年返回新加坡，历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兼执行编辑、《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1989年应聘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副教授。1994年至2010年任日本京都龍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现为龍谷大学名誉教授、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及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顾问。
　  卓教授从事日本与亚洲问题的评论和研究四十余年，主要中文著作有：《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全三卷）、《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等；主要日文著作有：《东亚新闻事业论》、《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论》、《围墙里的日本国际化》、《现代的锁国——从亚洲看到的日本的真相》等。
　  ○  吕艳宏  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一、报界、学界：差异何在？
　  ○  2010年您从日本迁到中国任教，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华媒研究中心为平台，开展了许多教研相结合的工作。之前您在日本学界供职21年，在新加坡《联合早报》16年，迄今为止，不论是执笔还是执教鞭，您始终没停下来观察日本，撰写日本时评，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了这么多年？
　  ●  1989年，我从《联合早报》东京特派员转到东京大学新闻学研究所任教时，很多人就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转到大学之后，你是否还会继续写时评？也有旅日的学长劝告我今后发言得较为含蓄，不能像记者时代那样畅所欲言。因为，学界和业界毕竟不同，得有心理准备。当时我的回答是，对我而言，从学界到报界或者从报界到学界，只不过是重点的转移，而没有太大的差异。从1966年到日本留学开始到现在，几十年了，我的自我定位是，做学问不忘记现场；在现场当一线新闻工作者也不忘记研究。这与其说我是在这两者之间游弋，不如说是我从没有离开过这两个重点，只是不同时期有所偏重而已。我转到大学之后，所教的科目依然是我熟悉的新闻学，依然是国际关系学，而国际关系学中的日本与亚洲又是我教研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我自认为是两条腿在走路。实际上，从大学读书时开始，我就认为“理论与实践应该相结合”，特别是新闻学之类的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门与现实紧密挂钩的学问。通过实践，印证或发现一些发展规律，实际上也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无法替代的水分和阳光，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这是我的自我定位和总结。
　  ○ 您是既写报道又写评论，两者经常交叉进行。比如，1973年，回到新加坡，当时30岁出头的您就成为《星洲日报》（《联合早报》的前身之一）的社论委员，主要工作是撰写社论和国际评论。1987年，再次返回日本，开始了“一下飞机就写稿”的东京特派员的忙碌生涯。学新闻的都知道，报道要呈现事实真相，要讲究客观性和平衡。而评论则在于帮助读者在乱象中看清事物的本质，很多时候需要做价值判断但又要克服偏见。您在报道与评论写作中对此的体会是怎样的？
　  ●  1966年到日本留学，1967年就开始写通讯稿，1973年加入《星洲日报》负起社评的工作，但是我始终觉得，作为新闻工作者，没有到现场采访是很不满足的。所以，尽管我的主要工作是内勤，写社论，但一有机会，我很愿意和年轻人一起出去采访。每逢社会大事件，如日本赤军骑劫“拉裕号”事件、塌楼事件等，我都愿意到现场去感受。当然，作为国际问题评论员，我有时也会应邀到国外进行专题采访，也曾经担任过李光耀总理到东亚各国访问的随团记者。但真正进行采访工作，满足我到第一线感受记者“临场感”的，是1987年我作为《联合早报》首名海外特派记者——东京特派员的那一段日子。当时，也许有人认为我是左迁，但对我来说，却是如鱼得水。实际上，我那时已接获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的内定聘书。但因为我总觉得，只是写评论，而没有丰富的采访经验，就去当新闻学的老师，心里有点不满足和不踏实。何况特派员制度，是我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担任研究主任及执行编辑期间极力向馆方建议设立的制度，我没有理由不做当特派员的选择。接着，我就完全投入了忙碌的采访工作。
　 只是写评论或者当编辑而没有采访经验，不像是一个完美的新闻工作者，因为新闻工作者还是要到现场捕捉信息和灵感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即使是后来转行到了大学也没有改变，我还是存有同样的心愿：一有机会就争取到现场去。我认为，“临场感”对于新闻工作者是十分重要的。以这回日本众议院大选来说，我恰好在东京，就不放过观察投票日（2012年12月16日）前一天的几场重要群众大会的机会，我亲眼目睹了安倍晋三、石原慎太郎和野田佳彦首相分别在为其候选人助阵的场面及群众的反应。
　  ○  您觉得您写时评是从写新闻报道开始的吗？报道写到一定程度开始写评论？
　  ●　我的情况也许比较特殊，很多人是先当记者，然后当编辑或者评论员。我在学生时代（1966-1973），算是一个比较勤奋的自由撰稿人。当时以写通讯为主，通讯稿中亦叙亦评，既不是全职的采访记者，也不是正式的评论员。加入报馆之后就不同了，我的基本任务是每周撰写两篇社论和大约6000字的《天下事》专栏（最初是3000字的《新闻眼》专稿）。后者内容包罗万象，不分区域和领域，最重要的是主题的时间性强，要求深入探讨和分析。记得当年为了撰写每周的长篇专栏文章，我往往是在发稿后的第二天，就得开始为下一期的热点话题而苦恼和忙碌。当时最怕听到某个国家发生政变之类的突发性事件，因为，这意味着我必须来个恶补。为了捕捉最新信息，我往往是在截稿的前一天晚上9点才开始动笔，第二天一大早赶到报馆，交给排字房工友排版。现在回头一想，工作量虽然大，也的确很辛苦，但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积累。我想当年的老总黄思先生交给我这份苦差，其实是有刻意栽培我成为专业评论员的用意的。在我的记忆里，往后的同事似乎再也没有人被赋予同样的苦差和“待遇”。从这个角度来看，还得感谢黄总。至于当特派员的时代，我主要是负起东北亚（以日本为主，兼顾韩国问题）的报道工作。由于是评论部出身，我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也会经常分别刊于报上。
  刚才提到“一下飞机就写稿”一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1987年10月20日，当时自民党少壮派的两名领袖竹下登和安倍晋太郎争执不下，都在争取当首相，最后是由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来做裁决，决定让竹下成为继任首相。当天晚上我从新加坡飞往东京赴任早报首名海外专职特派员，到酒店已经8、9点，一看到电视的相关信息，在和新闻界等朋友交换信息，并确认最新动向之后，当场就用传真发了一篇报道；第二天，一篇评论也发出去了。
　  ○  那么，您的报道有没有评论风格？
　  ●  相对而言，也许会比较重视时代背景，会点出问题的重心所在。所以，不只是平铺直叙的报道，而是报道再加上新闻解说。那段期间，我发出了大量的新闻稿和时评。有时，同一天撰写一篇报道和一篇评论，或者是亦叙亦评的“专稿”。一般而言，新闻记者的训练应该是报道归报道，评论归评论，而不让读者对基本事实有错误的理解。但作为特派员的署名文章，比如说，针对竹下登外交政策是否萧规曹随，是继承中曾根路线还是另树新风，我当时就写了分析文章，有些已收在我的时论文集里，至于纯粹的新闻报道我就没有收录了。
　  ○  您觉得两者之间是否可以相互补充？
　  ●  单纯的报道我写了不少，但有些新闻如果觉得值得进一步挖掘，便会跟踪和深入采访，甚至在往后精力与时间许可的情况下，将之发展为一篇学术论文。比如说，1988年《朝日新闻》刊登了一组显然是存有歧视外国留学生，散播“留学生可怜论”的四幅漫画，当时我便写了一篇题为《日元币值猛涨、亚洲留日学生沦为新难民？》的报道，图文并茂地做了详细的介绍。我也同时采访了好几位来自东南亚的留学生，并反映他们的不满。后来，我转职到大学，便以此为基本素材，再加上不少调研和文献的检索和考究，撰写了《从亚洲的视点看日本“内部的国际化”——以留学生、“就学生”的新闻报道为例》的论文（日文版收录于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40周年的纪念刊《高度信息化社会的传播》；中文版收录于拙著《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

　  二、研究时事、评论时事的问题意识与原动力
　  ○  如果看您的评论集，会感受到许多文章的战斗色彩。比如，揭穿中曾根康弘是“和平老人”的谎言；还比如，您对权势人物，历届日本首相的挑战和调侃。鸠山由纪夫率民主党初掌政权，世人对民主党政权和“东亚共同体”充满热切期望时，您就在第一时间 “浇过冷水”； 安倍第一次内阁成立后不久，您也曾比喻安倍是“跛脚小鹰”。现在看来，您的观察都非常具有预见性，但我更感兴趣您这样的文风是怎样形成的？
　  ●  我写时评可能跟我生长的那个年代有关。当时，年轻人都充满活力，都有追求真理的梦。我开始了解时事，或者说对时事感兴趣，应该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时是1955年，1955年是什么概念呢？是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召开，象征着亚非新兴国家当家作主的重要年头。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对时事具有敏感嗅觉的老师，他每天都会给我们讲故事，诸如讲亚非的领袖，印度尼西亚的苏卡诺总统，印度的尼赫鲁总理，缅甸的宇奴总统和中国的周恩来总理等等。万隆精神在那个时候通过故事，被我们似懂非懂地接受了。我的第一本剪报集就是万隆会议的图片集。
　  50年代，时值新马争取独立运动的高潮（马来亚联合邦成立于1957年，新加坡在1959年获得自治），所以，我们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的时候，到处可以看到各个政党群众大会慷慨激昂的场面，最后大家都会齐声高喊“孟迪卡”。“孟迪卡”是马来语，就是独立的意思。那是东南亚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现在，有些人将民族主义说成是洪水猛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接受的。是谁最怕民族主义呢？是帝国主义、是殖民主义。由于民族主义兴起，赶走了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这在当时是新兴的力量，是值得提倡和歌颂的。当然，民族主义走过头了，变成了狭隘的国家主义，或者是排外主义，那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对正当、正常的民族主义和排外的国粹主义应该予以划清，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反对和打击，否则容易掉入是非不分的陷阱。
　  ○  在200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主办的首届新闻学史论师资特训班上，我记得您介绍了问题意识的概念。如今这个词汇已经不仅仅停留于学术研究领域，而在诸多场合被广泛使用。谈谈您在中国有针对性地提出这个概念的初衷和新闻实践。
　  ●  所谓“问题意识”，我的理解是指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求知欲望与意识，也就是指对某个问题力求了解其真相的求知欲和原动力。相对而言，中国国内的大学对学生是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似乎并不那么重视。但在日本，如果一名研究生被认为“欠缺问题意识”，其实意味着这名学生不符合研究者最起码的要求。2000年以来，我在中国国内各地讲学（包括在北大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时，经常提倡研究者要有问题意识。直到前几年为止，我在介绍这个概念时，还十分费劲。但我发现，最近在中国大陆的不少刊物中，大家对此概念的理解比以前清楚多了，相信很多人从不同渠道接触了这个名词及其含义。这是一件好事。
　  其实，不仅研究者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新闻工作者也应该有问题意识。我认为，为何而写，为谁而写，这是每个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都不能避开的重大问题。这就牵涉到价值观和人生观。但必须指出的是，不能因为价值观不同，就任意歪曲史实或事实。价值观让我们对黑白是非有个判断的基准。对于我们研究亚洲近现代史的人来说，在杀人者和被杀者之间，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肯定是有正面和不能正面评价的“人”与“事”的。在这一点上，不论是新闻工作者，还是学术研究者，面对的基本问题没有两样。

　  三、留日时代的体验与文化冲击 
　  ○  有人称您是从亚洲视点出发在看日本。从过去到现在，在您看来日本对亚洲而言是一个怎样特殊的存在呢？您的日本观和留日经验是否有密切关系？
　  ●  回想刚到东京时，每天所见所闻都很新鲜，就像探险一样。日本有些地方和我们东南亚十分近似；有些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令人不能不拍案叫绝，或者感到不可思议。有时，不自然而然就会写一些趣闻和感受。由于生活在异乡，我们新（新加坡）马（马来西亚）留日同学很喜欢聚在一起，交换一些不同的经验和感受，有时也会把自己闹的笑话和奇遇相互倾诉。记得我到东京不久，一搬进一间日本学生与留学生混住的“寮”（宿舍），半夜三更就有一位日本朋友敲门，拿着一张写着“麻雀”二字的白纸，用手势邀请我到他房间。好在事前我从留日学长口中得知“麻雀”就是麻将的意思，否则还会误以为半夜三更，日本人邀我去打什么麻雀。
　  1966年我初到日本时还可看到日本战败后的景象。在大街上，旧军人断手断脚的，奏着军歌在乞讨，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当时，日本百业待兴，特别从我们新加坡来看，有些方面还是相当落后的。大学没有先进的暖气设备，有的课室还是用煤炭取暖，有时教授和同学还忙着将煤炭放进炉里。
　  留学生到了日本，最早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就是找房子。我们住在4帖半（4张半草席）的和式房子，房里有一个小角落给你煮东西，厕所是公用的，洗澡得到公共澡堂。所以我们的新同学来了以后，会常提出：“我今晚睡在哪里？”他们以为那只是客厅。当我们告诉他们“今后你就睡在这里，吃在这里，读书也在这里。这里就是一切。”时，有些新同学差点都要哭了。如果没有学长带新同学去找房子，房东一般上都不会出租给外国人。在那个年代里，要让留学生认识真正的日本，最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去找房子，去上第一节课。日本社会是非常排外，非常守旧的。房屋中介商也会帮你上“日本入门”的第一节课。因此，每当我们的同学要退房时，都会要求房东给学弟和学妹们保留着。
　  至于谈到日本跟亚洲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冲击是，许多战前的理论依然横行天下，比如“ABCD包围论”。A是指美国，B是指英国，C是指中国，D是指荷兰。即所谓日本是在被包围的背景下才发动战争的，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想到的歪理。此外，也有人重搬战前的理论，说什么，日本要发动战争是为了亚洲，为了跟白皮人争夺天下，为了“共存共荣”等。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绝对不可思议的，我们很多留学生对此都非常反感。回头想上一辈的人之所以存有“日本不可信论”，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进入“总保守化”之后，更是如此。可以这么说，战后初期日本人多少还知道战争的“痛”，所以，日本社会普遍存有“反战”、“厌战”和“恐战”的情绪。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其中“厌战”和“恐战”者不一定是真正的反对战争，也未必一定是认为侵略战争不好，只是对于一个不会打胜仗的战争，大家都普遍表示不赞同。至于日本年轻人，反战可以说是时代的潮流，他们也反对安保体制，我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那几年，真正上课没有几天，因为同学们经常罢课。我是班上唯一的留学生，有时候去上课，一个同学都没有。另外一个星期我以为肯定是罢课了，因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就是学生预定大游行，我就不到学校，但据说当天有上课。那时的日本有一股新生的力量，反战声势浩大。在早稻田大学的校园里，各式各样的大字报都有。观察各家各派的大字报，是我到大学里了解日本国情的一件乐事。当时“代代木派”和“反代代木派”之间经常“内斗”。“代代木”是日本共产党总部所在地，“代代木派”指的就是日共，“反代代木派”是指“全共斗”（全称为全学共斗会议）。一般上，学生在游行时，警察还没来，代代木派和反代代木派总是先打起架来。某种程度上来说，日共跟自民党的关系比起和激进学生团体还更好。所以，不难看出，日本共产党并不是最激进的政治力量。另外，在我们居住的“学生寮”里，年轻人经常有论争。争论的内容包罗万象，这对我们了解日本现代社会也有很大的帮助。我想，我的对日观在一定程度上都形成于留日时期。
　  在那个时期，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许多有争议性的问题都被提出来，并成为全民辩论的大课题。特别是1968年日本明治百年纪念时，日本国内更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争论。明治维新究竟该如何评价？明治维新与“大东亚战争”有何关系……可以这么说，当时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比如说针对“纪元节”问题，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对支援留学生的问题，对外国劳工是否应该引进等问题也有支持和反对的声音。这些问题早在60年代或70年代就已被逐一提出和争议。所以往后我在写有关新闻或评论时，脑中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多少知道它的来龙去脉。
　  当时日本“国论二分”，双方针锋相对。有反对安保的，也有维护安保的；有主张日本对历史进一步反思的，也有仍然坚持战前“皇国史观”的。为此，一些开明的日本人士很鼓励外国留学生多发言。我们的言论也常被他们当成一种外来的压力，并以此来教育日本的年轻人。比如说，有些老师很喜欢叫我们留学生到他们的课堂去客串一堂课，谈谈“东南亚留学生眼中的日本”，鼓励我们多讲一些真心的看法，讲得越清楚越好。这些老师们的用心是良苦的。
　  同样的，我们有时也会被一些媒体邀写专稿。但有时我们对某些日本媒体的处理手法也有所不满。因为，有些编辑会刻意把标题改得很激进、很煽情，试图将外国人的看法简化为“亲日”或“反日”，因为“日”是什么？是指“日本”“日本人”，还是指“日本国策”……是不明确的。例如历史观的问题，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应该是把它简化为日本人和亚洲人之间的争执，而应该是放在“正义”与“非正义”的天平上来探讨。我在东京大学任教期间，就对这种扭曲的现象深表不满，并在日本媒体发表了一篇题为《外压论与内政干涉论》的文章（中文版收录于三卷本《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的《日本社会》卷，386-391页）。我的基本论点是，针对外国人的批评，应该是从“是非论”的角度来思考，而不是渲染亚洲与日本，亚洲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差异与争执。否则对于许多重大的问题，日本人内部好像没有什么矛盾似的。日本的革新派和保守派好像可以置身度外，可以轻松地说，你看，亚洲人是这么想的；然后，另一派就去找美国人说话，让美国人扮演另类的“外压”角色。这样一来，好像日本人之间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这其实是用国家或者民族代替了是非黑白的论争，借用“外压”来代替和表达他们各自的主张。为此，我曾清楚表明不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留学生和外国学者并不是“便利店”，也不是日本国际化的装饰品。
　  ○  那您因此改变自己的做法了吗？
　  ●  后来，我就不太积极在日本媒体露脸了。我想，与其在日本当“国际化”的装饰品或者当“便利店”，不如把更多日本的准确信息传达给亚洲的受众，让外界了解更为真实的日本。

　  四、为何盯紧日本的修宪问题？
　  ○ 在您的三大本时论文集及后来出版的《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一书中，很多内容都是和日本的“和平宪法”有关系的。可以说，从您留学日本开始，就紧盯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问题，一盯就是几十年。当前，日本政界又在修宪问题上蠢蠢欲动了。日本的“历史认识”同东亚的时局紧密挂钩，因此，您的关注也始终具有现实意义。对这个问题的持续关注，跟您从东南亚的热带小岛来到日本的经历有关吗？
　  ●  与其说是我盯住日本战后宪法的走向，不如说日本与亚洲的问题是我留日以来一直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著作里，我曾提起过，我是在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的2个月后出生的。当时的新加坡被改名为“昭南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同年代的人从一出生就和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日本兵来到新加坡？新加坡为何被辱称为“昭南岛”？“昭南岛”时期又为何被视为“新加坡史上最黑暗的日子”？
　  特别是1966年，当我决定要到日本留学时，亲友们和师长们都反对，他们不认为到那神风敢死队与宪兵队的故乡能学到什么东西，加以当时日本经济还没有起飞，日本的大学学位不被承认，又得重新学一门日语。但是，最后我还是走上了留日道路。最大的动力之一是，正如不少同代的朋友一般，作为一个想挑战困难的年轻人，我想“走一条少人走的道路”，“在亚洲研究亚洲的问题”。于是，日本到底改变了没有？我们想用自己的双眼、用自己亲身的体会，将战后新生日本的真实情况告诉亲友。作为新闻系学生，为了学以致用，我在1967年就开始写东京通讯。
　  我到日本之前，也曾拼命想了解日本真相。当时这方面的书籍很少，有的只是战前中国留学生和作家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撰写的东西。他们所撰写的作品，其中也有涉及他们的观察和体验。除此之外，就是从报刊上得到的一些零星信息与片断的知识，总体而言，朦朦胧胧地感到，日本是一个不容易了解的国家。正因为日本不容易理解（日本人也常自称是不可理解），就更加想要了解它。
　  什么是日本，什么是日本人，战前的日本和日本人，到了战后，是否已经有了本质上的改变……这些便成为我一直在寻求解答的习题。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正如前面所说，我们到日本留学时恰好碰到日本处在所谓“国论二分”的时代，即国家出路何去何从，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选择，一种是亲安保，另一种是反安保。保守阵营主张坚持美日安保体制；革新阵营则要求日本摆脱安保体制，主张自主独立路线。还有，保守阵营主张修改宪法，而和平主义者则反对修改宪法，他们认为坚持和维护和平，反对修改宪法是正义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向来是修宪派的急先锋，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主张推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的路线；同样的，鹰派的小泽一郎90年代抛出了“普通国家论”。中国的一部分书刊将译之为“正常国家论”。我总觉得“正常国家”跟“普通国家”不完全是一回事，两者有微妙的差异。因为，如果将抛弃和平宪法视为追求“正常国家”目标来看待的话，当年日本革新阵营掀起爱好和平，反对修改宪法的运动，和今日仍在提倡“九条（指宪法第9条）之会”的这批人岂不变成了在追求与维持“不正常国家”的目标？
　  我认为“普通国家论”的反义词应该是“特殊国家论”。反对日本拥有和平宪法者认为日本应该和一般的国家一样，别人拥有武器，日本也可以拥有武器（包括核武器）；别人可以派兵海外，日本也可以派兵海外。他们将维护和平宪法者贴上“一国和平主义者”的标签。但爱好和平的人士认为，日本之所以成为特殊国家，拥有特殊的“和平宪法”，主要是因为日本在亚洲有着侵略的恶劣记录，而对于战争责任、战后责任，日本并没有做好清理的工作。只要日本还是这样的一个特殊国家的话，让它拥有对它制约的和平宪法，这不论对日本人民还是亚洲邻国都是一件好事。因为，一旦日本修宪，也许就将如脱缰之马，它将奔向何方，是谁也难以预测的。与此同时，不少日本人士认为，战后日本之所以享有和平发展经济的环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和平宪法。所以，我认为把“普通国家”译成“正常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会模糊了日本国内对同一问题争议的核心所在。

　  五、如何向日本传达东南亚多元社会的真相？日本人“国际化”的壁垒是什么？
　  ○  战后到日本的留学生不多，当时你们想了解日本，相信日本人也想要通过留学生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们怎么看待外国人呢？他们对东南亚的华人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  在上世纪60年代，对日本人来说，东南亚可以说是一个怎样也讲不清楚的问题。原因是，他们对东南亚本来就不太关心。最明显的例子是，我自我介绍是来自新加坡，但被转介绍给第三方时，不是称我是菲律宾人，就说我是印度尼西亚人。因为对他们来说，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是一回事。其次是，不少日本人自认为是“单一民族国家”，他们对多元民族国家既不了解，也无法接受。因此，对于在东南亚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一口咬定就是“中国人”，是华侨。
　  我们对被称为华侨或中国人是有强烈的抵抗感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学生年代，对此曾有过大辩论。那是一个年轻人充满“梦”的年代，也是东南亚风起云涌，争取独立，当家作主的年代。当时在青少年之间，最流传的一句话是“你不管政治，政治会管你”。我是在1955年小学六年级开始对时事产生兴趣的。对时事问题真正有所关心，应该是在中学时期，以及后来在南洋大学求学的60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土生土长的东南亚华人，尽管我们与生俱有所在地的公民权或国籍，我们都得面临一个归属感与自我身份认同的重大的选择：我们是中国人，还是所在国的国民？我们究竟是华侨还是华人？当时的主流看法是：我们是所在国当家作主的国民的一员，是华人而不是“华侨”。“侨”是暂时居住的意思，华侨是把中国视为祖国，最终还是想回到中国去，即存有“落叶归根”的归属意识。华人则将所在国视为自己的祖国，对所在国有强烈的归属感，即生于斯，死于斯，存有“落地生根”的情感和意识。
　  有关华人、华侨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想得最多，因此在相对上能说的比较清楚。上一代的人，像我们父母亲从中国到南洋谋生的那一代的人，哪怕他们拿了公民权和当地的护照，他们对自己的故乡还是十分怀念的。而我们的故乡，其实，就是东南亚的各个所在国，就是新加坡或印度尼西亚等。但这样明确的认同意识，当我们一到日本，就发现到怎样也无法和日本人讲清楚。因为，日本人从战前就被灌输“一种语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单一民族国家的观念。他们常说日本人终归是日本人，就是血缘高于一切。当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日本基本上没有中国留学生。所以，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也反映在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上。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东南亚华裔留学生能感受到中日关系的冷暖。
　  当然，对东南亚华人的认同问题不了解或不熟悉的，并不仅仅是日本人。我发现，有不少中国人也持有近似的看法。曾有读者在阅读我的日本时评之后，就把我对中日之间（在不少问题上，实际上也是日本与亚洲各国之间）的矛盾与是非论争之评析，想当然地理解为海外华裔对中国的“爱国心”，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六、怎样写好日本时评？如何避免紧跟日本媒体团团转？
　  ○  从收集资料到撰写时事评论的过程中，写作技巧和价值观如何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呢？
　  ●  我想，不管是写报道还是时评，或者撰写学术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点，首先，就是不得违背基本史实或事实。所以，对于基本事实的掌握一定要力求准确。信息越准确就越有说服力。新闻工作者不论是写报道，还是写评论，抑或是研究者从事学术的研究工作，都应该尽可能的寻求并依据最接近事实的资料。不能够单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撰写或是一厢情愿地解读。
　  至于技巧和文字（包括外语）的基本功一定要好，更不在话下。有了基本功和对基本事实的掌握，我想还应该强调的是知识面要广，这需要平时的积累。另外，我十分重视对时空的把握。我认为，只有充分掌握时空背景，才能看清问题的真相。除此之外，前面我所强调的问题意识也很重要。
　  ○  对有意致力于观察日本、撰写时事评论的年轻人，您有没有想跟他们分享的经验或教训？
　  ●  日本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应该深入了解，知彼知己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把握日本的动向，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最多的信息。作为报人或者学者，正如前面所述一般，首先，信息要尽量的真实，尽量的准确。其次是，在进行具体问题的分析时，不能忘记我前面提到的时空背景，一定要抓紧主线。其三是心目中一定要有读者。此外，我们研究日本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不能没有日本方面（特别是日文原文）的资料，但却不能全信这些资料，不能被日本的资料或观点牵着鼻子走。我发现有些日本问题研究者或者学习者，之所以会掉入日方议题设定的圈套里，原因之一是他们不加分辨而盲目地相信表面上看来是十分详实的日本单方信息。我在当特派员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出席日本官方英文发布的记者会的。因为，我发现那里以外媒记者为对象发布的不少材料，其实是宣传品。特别是再经过外文的加工，已和日文原件有所出入了。至于日本大众传媒统一口径、铺天盖地与煽情的舆论诱导，更使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否则就可能会跟着日本主流媒体引导的方向团团转。
　  另外，现在的日本已经不像上世纪60、70年代那样，有那么多相对开明的日本知识分子，会给我们提供不少我们外国人有时不容易看清楚的问题。尽管如此，在现在的日本信息体系中，只要我们仔细阅读，有时还是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有人称之为“灰色地带”，其中包括日本刻意放出的一些试探风球等。详细分析这些“灰色地带”，熟悉日本事物的观察家有时也能从中闻嗅到日本的真意与动向。还有，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我们也可以从其“迷你”传媒等渠道获得信息。在日本，人们常说，谁能够嗅到，并真正解读某特定时空下的“空气”（气氛），谁就会占上风。对于日本社会的“空气”及其变化，必须长期的追踪和观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吹风者放出的信息有虚有实，有真有假。怎样透过这些“灰色地带”来分清虚实、梳理出黑白，这就是看家的本领了。

　  （本文为卓南生新著《日本的乱象与真相——从安倍到安倍》(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的卷首访谈，原题为“日本时评的写作与经验——卓南生谈新闻学的教研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