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1922年生，陕西临潼人。1938年赴延安。1950年进外交部，先后任驻苏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78年恢复工作后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任日本研究所所长八年。后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七年。1998年底离休。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首批荣誉学部委员。2012年11月，趁着日本学刊网改版增设 “专家访谈”栏目的机会，《日本学刊》编辑对他进行了采访。以下是访谈要点。 

《日本学刊》编辑（以下简称日本学刊）：何老，感谢您接受我们《日本学刊》的采访。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您经历了这40年中日关系的变化，我们很想听听您对于这段历史和中日关系的看法。日本学刊网近日进行改版，增设了“专家访谈”栏目，这也是我们想采访您的原因。您作为日本问题专家，也请谈谈您对中国的日本研究的看法和对日本研究工作的希望。

何方：上世纪80年代，我当了8年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包括头两年的筹备，我在日本研究所工作了将近十年，主管全国的日本学科研究规划和学术交流也有好几年，亲历了改革开放头十多年日本研究工作的发展变化。后来又一直研究国际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的40年，后30年和日本有点关系，对日本多少有点了解。

40年前中日关系的改善，有着国际大气候的背景。但因为“文革”，中日复交以后很长时间实际上是一个“冷却时期”，民间和官方来往都不多，经贸关系也不多，合作也不多，真正“热”起来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才开始变化，外交政策也开始调整。所以，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整个局面才打开，但中日关系1979就开始热乎起来了。所以，我给别人“吹牛”，我碰到的机会都是“中国热”的时候。我出使苏联的时候是中苏友好最热乎的时候，当日本所长也是中日关系最热乎的时候。

日本学刊：1978年以后几年中，中日关系全面回暖，在经济和其他方面有哪些体现？原因是什么？

何方：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学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日本，所以当时掀起了一阵日本热，派了很多代表团到日本访问，也进口日本的一些装备、生产线、产品（现在我们的家电产量在全世界是第一了，彩电生产、冰箱生产、洗衣机生产是全世界第一了。因为发达国家多不愿意做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东西，发展中国家又还没跟上来，我们正好填补了这个空子）。日本对中国工业发展发挥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一个是技术。进口很多生产线，比如家电生产线。汽车中丰田、本田也是那时候进口的，中国的街道上行驶的基本上都是日本车。后来才进口其他国家的汽车。再一个就是资金。日本提供日元贷款，我们把这个贷款当做赔款了，日本方面也有点赔款的意思。日元贷款利息很低，一般在3.7%以下，期限很长，一般都是30年，还有10—20年的延缓期，到期了还可以往后拖。日本方面提供的无偿援助不太多，总共也就几十个亿，但提供的日元贷款多，日元贷款一大半也等于是无偿援助，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援助。

改革开放后几年，中日关系比较密切。日本主要是当年侵略了我们，战后有负罪感，因此我们只要友好一点，中日关系就会好。

日本学刊：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对日政策是多强调友好吗？

何方：我认为，80年代中日关系搞得好，中国政策起了很大作用。毛主席、周总理都说过不算旧账。后来邓小平也说得很清楚，他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同时，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起步，搞经济建设主要从日本取经。当时的日本研究也偏重于介绍日本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说日本的好话较多。而且两国朝野也都在高喊中日世代友好，一度把两国人民的友谊推上到一个历史高峰。可是到了90年代，有人却提出把历史问题定为中日关系的基础，这就使问题有点复杂化了。

8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中日友好，希望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到90年代就变了，我们也变了，日本也变了。最近民意调查，九个城市包括北京，对日本有好感的只有6%，对日本人反感的有一大半。日本也有72%的人表示对中国不喜欢。说到靖国神社，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我们自己炒起来的。原来中国老百姓不知道有个靖国神社，现在就都知道了。对日本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除了侵华日军，就是靖国神社。中日关系今后怎么办现在都成了问题。

日本学刊：为什么中日关系90年代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何方：这有日本政局右倾的原因，也有我们方面的原因。我们大规模纪念了抗战胜利50周年后，就逐渐把历史问题放到了中日关系基础的地位，宣传上也更多地算历史账了。

国内大量地宣传日本侵华、参拜靖国神社，宣传日本的教科书否认历史。实际上，日本的教科书是下面自主采用的。那时候，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为侵略破坏狡辩的中小学课本被学校采用的不到1%。真正在日本街上开大喇叭反华的“极右”势力不到一万人，普通老百姓对我们还是友好的。我们把教科书这类问题炒起来，给中国人造成日本不承认侵略的印象。

日本学刊：为什么两国的发展使国民对对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何方：这有双方政策的调整和舆论的作用，也还因为中国从贫弱变得强大了。二战后日本很快就工业化了。而80年代，中国才开始兴起，但还是又穷又落后，日本人看不上眼，不认为中国是威胁。日本认为以前到他们那里要生产线，接受他们援助的国家没什么了不起。那时，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日本人对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同情态度，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穷困。日本也是受苦过来的。二战后、50年代初期，我们的GDP占世界比重是4.7%，日本不到2.5%，几乎比我们差一半，日本那十来年相当艰苦。

后来因为我们胡折腾，搞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日本却是一心一意搞发展。所以，到文革结束时的1980年，日本GDP已占世界10%，我们倒变成2.5%，退回到日本原来的水平了。邓小平讲过，“1960年的时候中国和日本还处在同一起跑线上”，30年我们没发展，人家发展很快。过去我们穷困，也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们落后了。日本人只有同情，觉得对不起我们，觉得我们落后也有他的责任。到了90年代，中国真正开始往上发展，2010年GDP超过日本，底子也厚了，这时日本人有点怕了。

日本是岛国，本来就常有危机感。国内出一点什么事，立即紧张起来，开始预防。现在有些中国人喜欢吹，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崛起”、“超越日本”，日本人吓一跳。以前亚洲唯一的强国就是日本。真正早实现工业化、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就是日本。日本进入近代以后这100年在亚洲一枝独秀。虽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有50年，但是50年以后它在经济上还是领头羊。100多年，日本在亚洲独一无二，所以它很神气。别的中小国家像韩国、新加坡等都不在话下。中国、印度、印尼等大些的国家也都不行。

现在我们起来了，威胁到它的领先地位了。因为日本这个岛国，地方很小，只有37万平方公里。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竟然强大起来了，它就怕了。一怕就有防备心理。跟日本学者交流，他们说日本跟中国是朋友，但确实对中国发展有点担心、害怕。再加上日本国内的形势右倾，就更有影响了。

日本学刊：对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您怎么看？

何方：对历史问题，日本老百姓基本跟政府一样，认为日本确实侵略过中国，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情，但也就到此为止。这在日本应该是普遍的想法。中国百姓则希望中日关系的问题上，要求日本必须真正向我们道歉的人很多。

其实，日本的认识也就到这种程度了。不能把日本和德国相提并论，这是两码事。日本战败后，全国上下都缺乏民族犯罪感。从不承认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属于民族犯罪，是德国和日本的根本区别。所以德国很快融入欧洲社会，而日本却还想在东亚称雄，力所不逮，宁可投靠和依赖美国。

日本和德国对民族负罪感的认知不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战败后，是反法西斯势力推倒了纳粹统治，自己取得统治地位，因此对纳粹势力一直采取镇压政策。膜拜希特勒在德国属于刑事犯罪。日本则相反，战后的统治集团以至某些统治形式都沿袭了战败前，对侵略战争和国内法西斯统治也未进行认真清算。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以在日本，对许多问题特别是对外关系，往往上下态度几乎完全一致。例如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思想是依赖美国，称雄远东。几年前的民调也是喜欢美国和不喜欢中国的均占70%以上。

日本学刊：您不认为中日关系的症结是历史问题吗？

何方：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成为国家发展的障碍，因为许多双边关系中都有历史问题。我认为提出算账本身就是错的，你算账要算到什么时候？所以老提历史问题，做法本身就有问题，而且没法解决。南京大屠杀我们说30万，日本说没有那么多，那就随他去，我们也不一定非让他承认30万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能最后取得一致呢？

日本学刊：近些年日本的发展右倾化，有人说，日本加强军备，发展军事，走向军事大国，是在复活军国主义。您觉得呢？

何方：日本的发展，终究得受战后已发生根本变化的国内外形势的制约。外部环境是世界早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不会再有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爆发，经济科技的发展与竞争已成为世界的主流。从1985年出现“全球化”这个名词后，世界兴起经济市场化潮流。大约经过十年左右，全世界就已完全实现了经济市场化（在这之前，世界80%左右的人口实行的是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直到1992年前，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二的中国和印度就实行着严格的计划经济）。日本国内的形势变化是，社会已经历过经济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不可能再倒退回去。所以我历来认为，以对内实行统制经济和法西斯专政、对外进行武装侵略和军事占领为特征的军国主义，在日本是永远不会再“复活”了。安倍虽属鹰派，但形势比人强，上台后当会有所收敛（如同前次）。

日本学刊：最近，中日关系因日本“购岛”而降至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中日会发生大战吗？

何方：日本同中、韩、俄在领土等问题上的摩擦将会长期持续下去。中日钓鱼岛的领土领海争端，是日本“购岛”在先，中国以官民船只进入钓鱼岛海域，打破了多年来日本实际上的单独控制和管理。日本强调的钓鱼岛为它的固有领土，不存在争议问题，已在事实上被打掉。中国的渔政和海监船还会继续去宣示主权。日本确实没有办法，更不敢诉诸武力。因此，钓鱼岛主权之争，将会时紧时松地常态化，既不容易取得妥协，也不致引起两国大战。

现在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不会挑起战争。即使擦枪走火，也不致酿成双方长期的大战，而定会走向妥协。现在也看不出要打大仗的迹象。还不能说日本政客近年打着民族受到威胁的大旗已经生效。若是泛泛而论，岛国寡民的日本历来就存在危机感，一有风吹草动，往往导致全民奋起。如过去的能源危机，就曾促使日本节能跑到了世界前列；若专指大规模战争，说日本正在凝聚全民意志、加紧备战，将对中国发动一场偷袭，并无事实根据，更看不到什么确切迹象，断不能为某些偏激言论和舆论所惑。因此，得出日本人正在积极准备打中国、中国人则在睡大觉的结论，未免失之轻率。

日本学刊：您觉得40年来的中日关系发展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吗？

何方：第一是要长期稳定发展。40年的中日关系有波折，有高有低。从历史整体上看，低的时间短，高的时间长；但进入近代，敌对的时间很长，改革开放以后波折也很大。有一次中国总理访问日本的时候，曾经召集我们开了一次会，说要提友好合作、互相信赖等几条原则，要我们研究。后来还是中曾根康弘加了个长期稳定，就是不要再折腾。中日关系是需要稳定发展。我想这个问题从领导方面开始就要做好。因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对双方都有利。

第二还是要积极推动。应该多讲友好合作，因为现在打不起仗，也用不着军备竞赛，日本防卫省说中国军事不透明，或者增加军费太快。双方的互信应该包括军事。关系能够平稳发展对两国都有利。而且现在是和平发展时代，打不起仗。我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永远都复活不了，首先老百姓不同意，和平民主在日本已经扎了根，日本人不会扛着枪来中国侵略，我们也不会轰炸他，这就是和平发展了。加强合作对双方都有利，现在也在做。中日韩也是一种合作，一起参加东盟国家的一些活动也是一种合作。

为了维护和推进中日关系发展，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防止滋长骄傲情绪。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上超过日本之后，在对日关系上更容易产生傲慢情绪，觉得日本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了，甚至尽挑日本的毛病，过分强调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如果仅以这种态度从事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研究，一定会误导舆论，对中日友好起促退作用，不但有损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违背我们国家的外交理念。因为我们一直强调，国家不论大小，都有各自的长处，都应相互学习，更何况中日两国都是大国，又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例如，就当前来说，日本就在表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上比我国低，说明它的分配相对合理一些，因此，社会比较成熟、比较稳定。这就值得我们借鉴，也是日本研究的应有课题。

总结来说，40年来的经验是：友好合作则俱荣，敌对斗争则两伤。

日本学刊：您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和中国的日本研究有什么希望？

何方：中日关系一方面在国家对外战略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经历的发展道路又时高时低，崎岖不平。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家的基本战略利益出发，来研究日本和中日关系。既然自然地理环境使日本成为我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我们就必须对日本执行睦邻友好政策。而且正像邓小平所说，21世纪、22世纪、23世纪，都要一直友好下去。我们的日本研究就要对此起到促进和推动的作用。

上面是我的一点浅陋看法，仅供参考。如有不妥，欢迎批评。

日本学刊：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您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