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构建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菅直人内阁上台以来，积极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并紧密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计谋。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的撞船事件，激化了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矛盾，导致了两国关系出现又一次逆流。中日复交以来的历史证明，中日关系正是在搁置钓鱼岛争议的同时取得了长足发展的。现在日方有人否定“搁置论”，给中日关系发展设置障碍，必将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关 键 词：中日关系  时代潮流  中国崛起  钓鱼岛争端 

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和福田康夫首相在东京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新《中日联合声明》）。新《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互不构成威胁”，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认为“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 “使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共同开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美好未来”。[2]

毋庸多言，中日关系是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之中的中日关系。新《中日联合声明》为中日关系所制定的蓝图，是“画在世界地图上的中日蓝图”。它准确地把握当今世界潮流，努力构筑适应世界潮流的两国关系,以便使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既惠及中日两国，也惠及亚太地区，惠及整个世界。它使中日关系发展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的共识和决心充分体现出新的战略高度和精神境界。[3]

那么，什么是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如何使中日关系的发展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这就是本文讨论的问题。

一  什么是当今世界发展潮流

世界发展潮流可表述为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时代”是指整个国际形势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发展的总趋势，主要涉及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这两对主题或潮流。对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的判断，是一个国家制定战略方针的基础和前提。例如，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认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因而把“世界革命”、“准备打仗”、依照“山、散、洞”方针改变中国建设布局作为首要任务，[4]大力推进“三线建设”。而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审时度势，对国际局势做出正确判断，认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5]据此，中国果断地做出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使原来被认为“处在战略前方”的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6]。显然，中国政府做出这种与20世纪60年代旨在“备战”的一、二、三线建设布局相逆的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新建设布局，是与“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国际形势判断分不开的。如今，中国已相继在东部沿海地区建设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环渤海三大经济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在沿海地区建设核电站（截至2009年，中国沿海地区已建成六座核电站，尚有十座正在建设当中），而且南水北调工程也在顺利进行。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布局的变化及成就，是与“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这样的准确形势判断和紧紧抓住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伟大决策分不开的。

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但世界各国之间仍然存在十分尖锐、难以调和的矛盾和相互猜疑、防范以及激烈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尽管中国从主观愿望上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从世界到周边依然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因素，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复杂变化，国际汇率战争山雨欲来，以人民币汇率为核心的中美贸易争议持续升级，东北亚、南中国海局势出现了紧张氛围，中国周边外交难题急剧上升。 

但是，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并没有改变中国对当今时代的基本判断。2010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我们依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广大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有权威调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当今时代的基本判断，也反映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意愿。“中国人最关心的话题是全球变暖问题（占受访者的67%）；认为‘环境污染、老龄化、人口过度膨胀是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的中国受访者比例在所有国家中是最高的”，“仅有17%的受访者认为国家安全是一个问题”。[7]

当今世界已不再是冷战时期互相割裂的“两个平行的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的彼此交融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安全利益相互交错重叠，安全关系不再是“你失我得”、“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加之在传统安全问题之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不断上升，因而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依然在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顺应世界潮流而动的力量的增长依然在超过逆潮流而动的力量的增长，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依然是可能的。在此背景下，树立能应对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在内的各种安全问题的“新安全观”，日益成为时代的要求。[8]2009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新安全观”主张，强调“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的、绝对的，没有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就没有一国安全稳定”，“我们应该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的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9]。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搞好自身建设，一方面要与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和平发展的诸多不稳定因素作斗争。这两方面的结合，不仅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也是为了维护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伟大事业。

二  构建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中日关系的障碍

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但世界依然很不太平。2010年，美国对华战略愈来愈紧迫，从北向南煽风点火：如利用韩国“天安”号沉没事件从8月开始大举陈兵黄海，举行美韩大规模军演，在中国近海耀武扬威，并借此离间中韩关系,希拉里国务卿高调介入南海问题，企图利用南海岛屿争端纠集一些东南亚国家联合反华。同年9月，中日之间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积极谋求美国就所谓“《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附属群岛，下同——作者注）”进行表态，展开了“日仗美势，趁火打劫”的外交攻势，并以撞船事件作借口，在同年11月制定的新防卫大纲（草案）中提出“应该把冷战时期重视北方的防卫体制转换为重视西南地区”以应对“在东海活动日益频繁的中国”。[10]美、日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密集地挑衅中国，固然是与当时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以及国内政局动荡的日本两国国内产生的“拿中国说事儿”的政治需要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雷曼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自危机席卷全球以来，世界经济陷入谷底，美国尽管千方百计让世界各国为其肇始的危机买单，甚至开动印钞机让美元贬值，但仍无法阻止其经济下滑。而中国却抓住时机推出扩大内需政策，经济恢复状况引世人瞩目。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力，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使在“后‘九一一’时期”将战略重心向亚太调整的美国深深感到不安，担心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也令作为其盟国的日本感到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在日本国内，对中国崛起既担心又不服气、既嫉妒又看不惯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升温。

（一）障碍之一：美国针对中国的计谋

美日采取的一系列刺激中国的政策，实质上隐含着以擅长计谋、善于施展“巧实力”（smart power）[11]的美国所主导的设给中国的三个陷阱。

第一，美国在一系列国防报告、政策乃至军事部署中越来越明确地将中国设定为“假想敌”，其实质就是将中国定格为对美国霸权的争夺者和挑战者，刺激中国在军事上与美国对抗。2008年版的美国《国防战略》提到中国多达17次，并指出“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需要防范中国不断推进的军事现代化及其战略选择会对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12]虽然中国坚持不与美国争霸，走和平发展道路，但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力的日益增强，让总担心世界上出现与其实力相抗衡的竞争对手的“世界老大”美国感到不安，担心其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经济利益受到中国的挑战，奥巴马总统一再坚称美国决不当“世界老二”。

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发展目标，也不可能为了消除美国的担心而不发展自己，因此，与美国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在2010年利用外交、军事资源一次次地找中国麻烦，将明言“不称霸”的中国定格为美国霸权的潜在争夺者和美国“世界领导者”地位的潜在挑战者，并在既有的同盟国之外，纠集中国的周边邻国充任其“世界领导地位”的“支持者”。在西方政治家看来，凡是向“领导者”叫板的“挑战者”都不会有好下场，那些得到好处的往往是追随“领导者”的“支持者”。美国设想让中国重蹈历史上曾向当时“领导者”挑战的西班牙、法国、德国等的下场。

第二，通过挑衅激怒中国，动摇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众所周知，当今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归根结底是因为从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成为包括国防实力在内的中国整体国力的源泉。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逐步超过德国等发达国家并于2010年超过了日本，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力量也有了很大发展，并担负着维护中国在近海的主权利益和全球经济利益的重任。然而，致力于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美国却企图将中国的海军力量围堵在第一、二岛链之内。为此，美国要通过挑衅和刺激中国，诱使中国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分散中国发展经济的努力，妄图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变得不可持续，使中国因为环境破坏、水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教育滞后等等原因“盛极而衰”。

美国国内存在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产军复合体”。[13]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本性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只顾出售武器和攫取高额利润。在冷战时期，美国总统里根在1983年推出“星球大战”计划时说：要让苏联人在耗费惊人的军备竞赛中“把裤子都输掉”。美苏军备竞赛最终拖垮了苏联经济，成为苏联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冷战以后，美国深知自己通过战后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尖端技术武库无人可敌，加上依靠从全世界吸引优秀人才,吸取日本的军民两用高技术成果，造就了“无人堪比”的强大军事科技实力。美国政府在“产军复合体”的推动下通过向盟邦、友国乃至台湾地区推销武器以获取带血的巨额利润，又诱使中国等“潜在敌国”通过急进式军备竞赛制造一个庞大过时且最终会派不上用场的武器库，进而成为一个军事机器陈旧庞大而经济科教落后的畸形国家，同时美国则将先进的军事装备出售给“潜在敌国”在周边的对立国，使“潜在敌国”的相对安全程度趋于下降。

第三，利用中国对美国挑衅的反弹，反诬中国军事力量“威胁”邻国，离间中国与近邻诸国的关系，恶化中国发展的周边环境。2010年11月，奥巴马高调出访印度、印尼、韩国和日本。这表明了其正在或将要从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中脱身、欲重返亚洲维护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的决心，更新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消除某些亚洲国家对美国领导力的怀疑。此前，希拉里高调参加东盟会议，声称南海是一个国际水域，“不允许任何国家对它有一个垄断”，其针对中国的用心昭然若揭。目前，美国称霸的主要手段是淋漓尽致地发挥“巧实力”，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心害怕而纷纷寻求美国来平衡中国保护自己的心理，从日、韩到越南、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拉拢盟国友国，联手防范和遏制中国，把中国的多个邻国绑在其全球战略的战车上，在东海、黄海、南海等地区将美国与诸多中国邻国之间的双边同盟关系或双边伙伴关系串联成新形势下围堵中国的包围圈，以求达到孤立、封堵中国的目的。

（二）障碍之二：日本对美国对华计谋的配合

就美国对华政策中隐含的三个陷阱而言，日本与每一个陷阱都有着密切关系。美国等西方国家顽固地持有所谓“黄祸论”意识，对于亚洲两大黄色人种国家——中国和日本，美国一直采取“跷跷板”政策，谁跷起来就压谁。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跷起来了，美国就压日本，宣扬“日本威胁论”。如今，中国发展起来了，美国就压中国，宣扬“中国威胁论”。日本在外交上历来采取“与强者为伍”的策略。尽管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能让日本服气的水平，反而促使日本因担心中国走向强大而更加求助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主动在大国争霸史上出现过的所谓“领导者—挑战者—支持者”的国际格局中将自己定格为重要“支持者”的角色。在2010年上半年，鸠山由纪夫首相曾提出要跟美国形成“对等的同盟关系”，并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向美国叫板，激怒了傲慢的美国盟主，致使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访日期间警告鸠山政府“如果日本违反与美国军事同盟关系，接近正在崛起的中国，将面临严重后果”。为了消除这一消极影响，菅直人上台伊始就急忙表示要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并趁在民主党党首选举中击败小泽一郎的时机，发表《应“再强化”日美安保同盟》的论文，[14]再次明确了日本要支持美国对世界，特别是对亚洲的“领导地位”，以便谋求好处。当然，未来日本不可能取前任霸权国而代之，但至少有可能争取到美国做出帮其防范中国的承诺，在亚洲地区升任美国的“霸权助理”。

日本为谋取积极支持美国“世界领导者”的好处，不惜恶化与“被定位”为“挑战者”的中国的关系，反映了日本当政者对当今世界大国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和幼稚化。其实，在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并不能归结为“领导者—支持者—挑战者”的简单图式，中美矛盾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领导者”与“挑战者”的矛盾，而是具有一种“既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又体现了权力政治的矛盾”的“双重结构”。[15]美国一方面企图遏制中国崛起，围堵中国海洋战略，另一方面又在反恐、朝核、经贸、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谋求同中国合作。中美两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拥有广泛共同利益，肩负着重要责任，正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所言，“要解决21世纪的许多重大挑战，美中伙伴关系不可或缺”。[16]由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中美关系常有起伏，而当中美关系获得改善的时候，日本作为美国“支持者”的战略价值就会下降，它所期待的作为“支持者”的好处很可能被过于追随美国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抵消。这个代价包括丧失外交独立性，不敢对因美国开动印钞机而导致日元升值说“不”，容忍美国对日本的“继续占领”（驻日美军基地达130多处），恶化同与之存在着紧密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中国的关系。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形势下，日本还可能遭到“领导者”轻视，陷入如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的“越顶外交”、90年代的克林顿“飞越外交”那样的窘境，所有这些都会严重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

在美国刺激中国搞军备竞赛，动摇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第二个陷阱上，日本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日本从中国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得到了巨大好处，甚至可以说日本是从中国发展中得到好处最多的国家，但当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日本却感到“被中国超过”的滋味很不好受，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升温。恰好在此前后上台的民主党政权的对华外交也从鸠山内阁时期的“先经外交”转向菅内阁时期由相继担任国土交通大臣、外务大臣的鹰派政治家前原诚司主导的“先军外交”。日本借撞船事件恶化两国关系，甚至在国内造成战争迫在眉睫的气氛，以争取日本国民支持和理解其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扩充军备。根据新防卫大纲草案，日本政府将引进最尖端的战斗机、运输机和高速运输舰，扩充潜水艇部队等等。[17]日本加强军备固然是为了对付中国，但同样带有配合美国激发中国搞军备竞赛，借以分散中国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推进现代化的精力的用心。但是，从日本财政捉襟见肘的困境来看，日本搞军备竞赛必会力不从心，使国内公共债务超过GDP两倍的“寅吃卯粮财政”雪上加霜，难以为继。

在美国力图离间中国与近邻诸国关系的第三个陷阱上，日本民主党政权从鸠山内阁时期的积极友华、推动“东亚共同体”的策略转向菅内阁时期的“联美制华”策略，而首先就是主动“离华”。日本于2010年8月在冲绳和九州附近与美国开展针对中国的联合军演，并进一步计划在2010年12月于台湾以东的钓鱼岛和八重山列岛周边海域展开以中国海军为假想敌的联合军演，其具体目标是阻止“中国从东海岸进攻台湾”。可以看出，美国联合日本进行“既涉钓（鱼岛）又涉台（湾）”的军演，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激怒中国，诱导日本走向敌视中国的方向，而日本则积极地接受“诱导”，背离了发展日中关系的大方向。

日本还积极充当协助美国在亚洲施行“离间计”的急先锋，力图唤起某些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东南亚国家的“共鸣”，试图纠合越南、印度等邻近中国的国家“合纵抗华”，帮助美国构筑“四处都是对中国不友好国家”的“包围圈”。有专家分析说，日本的用心就是想使钓鱼岛问题升温，使之与南沙群岛、黄海一起，形成以中国为一方，以得到美国支持的周边国家为另一方，双方相互对峙的“世界性的海上纷争地区（对华包围网）”。[18]日本国内媒体还出现了“要用国际联合对付中国”的论调。[19]2010年10月，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在河内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相继与越南、印尼、澳大利亚、泰国和新加坡五国防长举行了会谈，不仅阐述了“尖阁群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主张，而且谈到了中国日趋活跃的海洋活动，强调各国“联合应对非常重要，希望密切交换意见”。但各国防长都只对“广泛意义上的合作”表示赞成，纷纷要求谨慎应对，其反应并未如日本所愿。[20]由此可见，虽然日本积极配合美国离间中国与近邻诸国关系，但其“合纵制衡中国”的企图并未得逞。

（三）中国应对美国对华计谋、克服发展中日关系障碍的立场

中国对美国对华政策中隐含的每一个陷阱都有着清醒的认识，而这种清醒认识的基础就是中国对当今时代潮流的正确判断，即中国对外战略必须顺应和平发展时代潮流。

第一，中国一再明确表明“永不称霸”的意向。这里的“永”字，意味着今后中国即使强大了也决不称霸。“永不称霸”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当今世界已存在美国这个霸权国家，中国不会同美国争夺霸权，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国会完全接受美国所控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经成为时代潮流，中国正在同世界各国一起为此而努力，这就必然与美国之间形成竞争，但这种竞争既不是要同美国争霸，也不会导致“中美冷战”。

第二，“中国不搞军备竞赛”。中国把“不对外进行军事扩张，不搞军备竞赛”作为“国防政策的实质所在”，[21]长期以来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使国防费的增长控制在国家经济建设的承受能力之内，这正是遵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表现。中国需要大力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幅度地增加对环境治理、农田水利建设、教育和科研、发展医疗保险制度等的投入，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将“民富”目标置于突出的地位，正是反映了当前中国正在一心一意搞建设，大力改变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局面。而且，“不对外进行军事扩张”的方针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中国不会像当年资本主义大国以战争手段实现崛起，与此同时又对原苏联的教训有着深刻领悟，绝不会落入美国挑动军备竞赛的陷阱。　　

第三，针对美国为了巩固其“亚洲领导地位”，对亚洲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中国一贯坚持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政策，致力于推进与东亚各国的合作，积极营造和谐的周边环境，努力达到睦邻、安邻、富邻、互利双赢，既为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繁荣，也为中国自身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同一些东亚国家的矛盾，包括领土主权的争议，很多都是历史遗留问题，或是地缘政治关系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分歧。中国坚持以双边路径和平解决这些争端，防止将问题多边化国际化，不给美国留下介入的空间，并与有关国家探讨公平合理的解决途径。

三  撞船事件后中日关系的变化与展望

尽管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明确地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对日本及其他周边邻国构成什么“威胁”，但是，菅直人内阁的对华外交却越来越展现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加以利用，而对中国的军事发展则加以防范的政策取向。2010年9月上旬，日方制造了扣押中国渔船船长并依照所谓“国内法”处理中国船长的撞船事件，恶化了中日关系，导致两国关系出现了战后以来的第四次逆流。前三次分别发生在岸信介内阁时期、佐藤荣作内阁时期、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当前中日关系正面临严峻考验。

第一，随着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成为执政党、菅直人取代鸠山由纪夫成为首相，中日关系进入了与缺乏执政和外交经验的民主党政权的磨合期，中国对日外交遇到了不好应付的鹰派对手。

在美国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过激右派抬头时期，现任外相前原诚司曾被视为“日本的新保守主义者”。前原在菅内阁任国土交通大臣期间管辖海上保安厅时，一手制造了依照日本“国内法”羁押中国船长的撞船事件，在民主党党首选举后，菅直人在重组内阁时为了讨好美国，又任命与美国有着长期紧密联系、得到美国政界赞赏的前原诚司为外务大臣，主导日本的外交事务。

前原诚司制造并导演撞船事件或可称之为“剧场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