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第五届《日本学刊》优秀论文隅谷奖二等奖）

内容提要: 中日复交后， 日本对华大战略的核心概念由 “接触” 和 “防范”构成， 并经历了如下演变: 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意图通过接触使中国接受合作、推进改革开放并靠拢西方世界; 冷战结束后， 欲以 “大接触” 战略辅以战术性防范来引导中国接受西方标准并融入其国际体系; 21 世纪头十年， 面对中国崛起， 接触多舛、防范加剧， 对华战略紊乱， 中日关系由此波动; 2010 年之后， 接触与防范围绕使崛起的中国 “守规则、负责任” 展开，对华战略重心向防范与体系之争倾斜。这预示着今后的中日关系可能面临更大的博弈和震动。
关 键 词: 对华大战略 接触 防范 日美同盟 中日关系

       一 历史的回顾与总结

      无论是冷战两极格局，还是冷战后的美国一超格局，日本在对华大战略上都严重受制于日美同盟而不是国际体系的影响。复交40 年来，日本追随美国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基调的对华战略: 在复交的大约前20 年，以全面接触战略为主，极少防范色彩，两国关系基本以友好合作为主; 后20年左右，则是接触加防范的战略，接触时强时弱，而防范则是不断走强，两国关系阴晴不定。
       从构建战略互惠的角度来看,日本是重视实施对华接触战略的。日本的温和派政策精英认为:“不管日本采取何种政策,都无法阻止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强大起来。需要以此为前提来考虑对中政策。将中国进一步拉入国际框架,,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也就是‘接触政策’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也才是应对中国威胁论最好的方法。”②除此之外,日美在首脑会谈和战略磋商时,也总要向中国发出“接触”的信号,例如,2005年、2007年的日美“2 2”战略磋商一再表示将欢迎和推动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角色。

　　但是,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大战略本身,是处于心理纠结、具有两面特征的矛盾状态。日本决策层认为: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发展起来,政治上的竞争和压迫将会导致对日争夺地区主导权;经济上对日本来说越来越重要,双方相互依存,日本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在安全上,中国的不确定系数和潜在威胁性却越来越大。对中日关系复杂的现实和前景,日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经常给出前后矛盾的答案③,麻生外相和民主党代表前原诚司在2005年就公然声称中国是“威胁”,但后来又做种种解释,而日本政府总体上竭力维持着分裂的“经济机遇论”和“安全担忧论”。与此同时,从小泉到安倍、福田、麻生再到鸠山,日本外交经历了挟美制华、民主联盟、共鸣外交、价值观外交、东亚共同体等多种自我矛盾、缺乏连贯统一性的涉华战略构想。更何况安倍和麻生等右倾保守派一边声称推进战略互惠,一边还以“反华意识”来贩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私货,强调与中国的差异性和竞争性,打乱了日本构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大战略的机会。①同时,他们还倾向于把“战略”和“互惠”分开,搞现代版的“政经分离”,从功利性和工具性的角度出发片面强调利益互惠关系。②所以,即使在中日签署第四份政治文件的2008年,日本政府也决定彻底修改防卫大纲以便应对中国扩军③,同时还终止了对华政府开发援助这一有效的战略接触工具。

从2010年撞船事件对中日关系造成的巨大冲击可以看到,这一阶段,实际上“战略互惠”中的互惠走得很远,“战略”(互信、和解、地区合作及国际贡献)却并未能同步跟进。④这与上面所述的日本在对华战略上的矛盾状态和失衡心理有关,当然也与其他外部因素有关。但不管怎样,此期日本对华战略中的“接触”政策,起码在政治安全层面上不能算做是一种很成功的表现。

　　相反,随着中国迅速而强势的崛起,日本政府在加强防范和保持威慑方面,却显得业绩不俗。2002年小泉内阁的智囊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的报告就提出,日本外交战略的重点应转向应对中国的崛起,主张日本利用中国经济机遇和防范“中国威胁”的两手政策。⑤日本2004年版《防卫计划大纲》首次点名中国,对中国的军力发展和海军活动等表示关注。2005年随着驻日美军整编展开而举行的日美“2 2”战略磋商公然染指台海问题,日本的媒体同期更披露防卫厅制定“西南防御计划”、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夺岛演习”等消息。这种趋势一直延展到2010年新防卫大纲重点强调应对中国“威胁”、加强西南军事布防。⑥其间,日本还推动构建日美澳印等多边安全合作网络、强调价值观外交和民主国家联盟论,其中含有的防华因素世人皆知。由此,日本对华防范的步伐可谓不断加快和深化,日本的对华大战略已经产生相当程度的质变。

　　二　后危机时代的对华大战略

　　尽管日本的对华战略进入新世纪后一直都在调整,但2010年仍然可以被看做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这个节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格局深度调整、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东亚的形势下,经过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乃至朝鲜半岛局势动荡)的发酵,不单是日本的新版防卫大纲和日美“2 2”磋商的战略文件得以催生,而且其政治和知识精英在很大程度上还改变并固化了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认识。这种认识的核心内容有两点:(1)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世界大国,中日的综合国力对比正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日本一国无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问题;(2)中国显现出一定的不遵守、挑战或改变现存国际规则的霸权国家倾向,在安全方面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威胁可能性。其实,从2008年前后开始,这种论调在日本已部分登场,但撞船事件后,尤其是关于第二点,日本的主流精英、主流舆论和智库报告几乎集体转向,一致发表批评和谴责中国的言论。例如,北冈伸一表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是那么容易期待的——中国试图用实力改变现状。”①前原诫司2011年在美国演讲时则声称:“中国是要求改变现存国际游戏规则的‘挑战者’,主张的特异性和价值观的差异也是大问题。日美的最优先任务是从正面应对新兴的游戏挑战者以及构筑新的地区秩序,平时就要努力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这很是关键的。”⑦

       三 结语: 对华大战略的走向
    “接触”、“防范”是考察日本对华大战略的关键概念和线索。从上文可以看到，复交后的20世纪70 ～ 80 年代，日本对华大战略是 “接触战略”的“单人舞”: 日美对中国实施战略接触与联合，共同应对苏联威胁，80 年代在此基础之上还加入了日本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中国靠拢和融入西方阵营的战略意图; “防范”还没有角色安排。这一大战略的现实基础之一是日本 ( 美国) 对于中国的实力差距和优越心理。这一模式，基本延续到 90 年代的前期。其间，中日保持了友好合作的关系。从 90 年代中期前后开始， 面对发展提速、开始崛起的中国，日本在安全上始具“担心”，联美展开了一些战略安排和政策宣示， 但总体上因具有以强对弱的实力优势，所以此期的对华大战略是带上防范色彩的美式 “接触与扩展” 大战略的日本版——期待并推动迈向市场经济的中国融入西方国际体系。其间，中日政治安全关系多晴带阴。但是， 进入 21 世纪后， 中日政治安全关系来回震荡，阴晴不定，有时还是阴云密布。从中可以看到的一条很清楚的线索是: 面对日益发展和崛起的中国，再加上结构矛盾和利益摩擦，日本的对华大战略，防范的一面延续了90 年代中期后的走向，经过两次防卫大纲的出台以及多次日美战略磋商，强化并敲定了连接全球及地区、紧盯海洋前沿的访华态势和举措，线索连贯并走势清晰。但是，接触的一面，也就是寻求对华稳定、协调、合作与融合的一面， 却无法对接中国强势崛起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全面磨合，在定位、目标和举措上陷入混乱和矛盾，中日政治关系由此经历了政冷、战略互惠重启、微温、再冷、低温难热的颠簸怪圈。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日本对华战略， 经过 2010 年前后的内外一系列事件的促发，基本形成了这样的架构和趋向: 综合强化并重点夯实防范举措，在此基础上，运用多重全面接触战略——尤其是在日美同盟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和多边组网的结构性力量， 使中国成为 “负责任大国”并遵守现存的国际秩。这一战略的认识前提是，日本承认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但不认为自己在体系结构中处于很大的劣势，同时研判这样的中国很可能会对日本造成威胁或风险。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期，日本的对华战略将具有更多的体系较量、多边博弈、对峙抗衡的取向，将会给处于“复杂的调整过渡期” ① 的中日关系带来不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