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1期，第六届《日本学刊》优秀论文隅谷奖三等奖)

　  2013年新年伊始，《日本学刊》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研究员的论文《“日本梦”解构》。该文指出：

　　一如日本文学家司马辽太郎在长篇历史小说《坡上的云》中所描述的那样，当刚刚打开国门的近代日本，“国内无论朝野，万事皆采用西洋近代文明”，[①]向往且焦急地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文化，就像是“朝着坡上一门心思前进的云”。所谓“坡上的云”就若是日本向往西方的梦幻，追求欧美的“日本梦”。这样的梦想伴随日本走过“脱亚入欧”、称霸亚太及战败投降等曲折历程，而始终追求不渝。中曾根康弘曾将这样的历程表述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不，应该说从明治以来的一百年里，日本人一直是盯着‘坡上的云’，即以欧美先进国家为目标，聚神竭力地向前追赶过来。”[②]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典范自然成为日本寻梦的偶像。尤其是基于二战后的“日美同盟”而崇尚美国价值取向的“日本梦”，在日本政坛的“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的背景下，已在当代幻化为追求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追梦过程。继民主党政权实现钓鱼岛“国有化”，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再次执政已将修改宪法、自卫队改“国防军”提上议事日程，依托日美同盟“借船出海”已成为日本谋求大国化梦想的重要战略选择。

 　　“日本梦”在历史的探寻中逐步形成内涵与外延的现实积淀。“日本梦”作为一个概念来说，在日本政治家小泽一郎所著的《日本改造计划》（1993年）中将其内涵明确表述为，日本要努力实现类似美国“重视个人的社会”的“日本梦(ジャパニーズ·ドリーム)”。 [③]小泽一郎指出，从20世纪初开始其黄金时代的美国，作为人们梦想的国度，受到世界的羡慕和期望。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背景，有能力者、奋斗者，都能够得到机会。这就是美国梦。像在美国学习和生活过的人们的想法一样，“体验过美国生活的人们，将其优秀成分带回本国，希望自己的国家也像美国一样。我们的先辈也是这样的”。在小泽一郎看来，美国梦促成日本梦的产生，美国梦对于日本梦的形成影响颇大。

　　小泽一郎的上述观点点明了日本正在依托日美同盟，以“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主导日本实现经济大国梦想的历史事实。二战的惨败，使得日本人再次领略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威力，也在日本人心中唤起了更为强烈的“追赶意识”。战败国日本确立了以“日美基轴”和“经济外交”为主要支柱的“脱亚入美”理念。二战后，驻日美军对战败的日本进行了“民主主义”塑造：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为日本制订了和平宪法，取消了天皇专制制度；[④]实行经济民主化；改革教育制度，普及国民义务教育。随着冷战的加深，国际形势向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美国开始转变对日本的政策，为了将日本建成东方反共阵营的主力军，加大力度帮助日本政府发展经济。美国用“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的名义，向日本提供了20多亿美元的援助，使日本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战备物资的大量需求，使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出口不断扩大，生产的扩大给大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赢利，这为日本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然而，在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后，当作目标的欧美国家那“坡上的云”业已消散了。异军突起的日本，要与美国平起平生、一争高低的信心日趋增强。但日本人“在丧失了目标之后，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公害等若干遗留问题，还未得到善后处理，就又站到经济低速发展的入口处了，以致许多人感到惘然若失，无所适从。”[⑤]但政治家却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不甘于日本的现状，而是在寻找新的“坡上的云”，确立日本新的“远航目标”。[⑥]那就是，日本不仅梦想成为美国一样的国家，还包括认同美国的价值观、政治体制、文化及生活方式，力求成为政治乃至军事大国。[⑦]

　　在小泽一郎看来，“现在看看日本的经济指标，正在具有不劣于美国的力量。但尽管如此，日本之梦的声音还未完全听到。”[⑧]为此，小泽一郎系统而全面地构想的“日本梦”不仅包括狭义的“重视个人的社会”，还包括广义的日本“政治改革”、成为“正常国家”等宏大构想。具体来说，第一，在个人层面，要实现“不限于首都圈生活的自由”、“不以企业为中心的自由”、“摆脱过长时间劳动的自由”、“没有年龄性别限制的自由”、“废除不合理规章制度的自由”等“五项自由”，[⑨]使得国民个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构筑起“真正重视个人的社会”。第二，在国家制度层面，力求通过政治改革，实现类似美国的保守“两党制”，加强日本政治家的领导力，使得日本承担起大国责任。第三，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使日本争取成为“正常国家”。[⑩]所谓“正常国家”需具备两个要素：其一，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自己的责任去实行，特别是在安全保障领域要能够这样说。其二，对为构筑富裕稳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以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共同课题，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11]可以说，“正常国家论”在强调日本以“经济援助”、“地球环境保护”等领域作出一些国际贡献的同时，还要在国际“安全保障”领域有所作为，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作用。

　　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构想“日本梦”之际，正是日本政坛开始“总体保守化”之时。当时日本政坛的保守主义政策具有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其表现为企图改变战后日本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和平发展道路，主张海外派兵，以追求政治大国为目标，试图修改和平宪法，为侵略历史翻案等为特征。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换，体现为“对内建设丰富、充实的生活，对外担负起大国的责任、对世界作出贡献”的“政治新思维”方面。[12]这样的理念逐渐脱离战后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重经济，轻军备”传统路线，使日本朝着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方向发展。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以小泽一郎等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家群体崛起，主张对内进行政治改革，为建立美国式“保守两党制”的目标积极创造条件；对外倡导加强日美同盟，推动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

　　从“日本梦”的实质来看，第一，构筑“真正重视个人的社会”，是因为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度没落，“一亿中流”梦想行将破灭，日本需要恢复国民的自信心。所谓一亿中流（或称一亿总中产），是1960年以来在日本出现的一种国民意识。在日本社会普遍实行的终身雇用制下，九成左右的国民都自认为是“中产阶级”。再加上年功序列工资制度的作用会使许多员工“从一而终”，并形成“员工与企业独特的相互依存”的理念。这种意识促成了员工在工作中相互协作、配合的“集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心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产品性能优良的基本前提。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国民的生活水平相应提高，日本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产生了一种“生活保守主义”的倾向，大多数国民普遍认同保守政党执政带来的经济繁荣，希望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局面。然而，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之中，“一亿总中流”意识也随之动摇。在此期间，日本进行了经济结构改革。终身雇佣制的年功序列与内部晋升原则已经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13]一些像工蜂一样仅会苦干而不能巧干、没有掌握先进技术的蓝领职工被迫下岗，一向令日本人骄傲的终身雇用制受到了严重冲击。另外，由于社会老龄化加剧，年轻人的经济负担加重，很多20岁到40多岁的人基本没有储蓄。日本人开始反思，包括抑制内部竞争、阻止外国企业进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等奠定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基石的制度设计是否已经没落。日本一些保守派政治家希望通过构想“真正重视个人的社会”，力求冲淡日本国内日益贫富分化的社会现象。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美丽口号模糊了日本社会的阶级矛盾，一些日本民众对于保守政党的认同，正是日本国家主义思潮、政坛总体保守化及政治右倾化的社会土壤。

　　第二，“政治改革的主要课题之一就是建立新体制，即首相名副其实主政，并且领导政治。”[14]在保守派政治家小泽一郎看来，“现在世界的倾向是领导者的发言越来越重要。”[15]为此，小泽明确提出日本需要以“保守两党制”确保政治家的主导内政外交。因为“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大国。”“逃避不了作为大国的作用。”日本有义务对“世界作贡献”，[16]并且成为与其他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正常国家”。[17]日本学者浅井基文在《日本新保守主义》中指出：冷战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受到了外来压力。认识到外来压力的严厉，并希望确立一种具有对外来压力有效地作出反应和处理机能的政治制度，是小泽政治改革主张的最根本的底蕴”。“那么，小泽设想的政治制度是怎样的呢？他自己有很直接的回答：‘以（所谓的小选举区的）政治改革……尝试建立两大政党体制……’，而且‘其中必须确立较为强有力的领导者。’”[18]可以说，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关于对内实现保守“两党制”、对外实现“正常国家”的政治构想，不仅是日本新保守势力的政治追求，也基本上反映了冷战后日本政治变革的思想潮流。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理念集中表现为：坚持日美同盟，提高日本国际地位，成为政治大国，依靠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发挥国际作用。重点是强调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修改宪法第九条或对有关集体自卫权作出新的解释。这样的政治理念必然会影响到日本内政外交的未来走向。这样的“政治诉求”，目的是为了恢复因二战侵略他国“丧失”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最终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因而，修宪、“争常”并谋求废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实现“大国化战略”，就成为日本新一代保守派政治家的政治逻辑和政治主题。然而，关于二战侵略战争的责任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无疑是日本新一代政治家的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日本人走向社会变革迈出的第一大步是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是一次失败”。[19]如果日本新一代保守派政治家群体在强调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对于日本二战侵略历史不加反省的“肯定”，不彻底反思其“历史观”，不仅无法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也无法“脱离战后体制”，重塑国际新形象。

　　第三，日本把成为“正常国家”作为承担所谓“国际责任”的前提。“正常国家论”是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提出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理念，反映出“日本梦”的长远目标。小泽在书中称：“必须尽早建立起冷战后新的世界秩序，为此，任何国家必须更积极地承担责任和发挥作用，日本不应该选择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国家之外的道路。”[20]为此，他认为，日本理应成为“正常国家”。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构想，是以改变日本“战败国家”现状为目的的。从内涵看，“正常国家论”谋求以普遍性取代特殊性，主张把在军事上自我约束的日本变成在国家功能方面与别国毫无二致的日本。从外延看，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在广义上是个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其内容有二：内在的“正常国家”化是军事大国化，外在的“正常国家”化是行使集体自卫权。[21]“正常国家论”的要害，就在于以“为国际安全作贡献”为由，提倡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和国内外舆论牵制，重获对外动用军事手段的权利。

　　“正常国家论”要求将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理念作为重点。日本主要保守政党——自民党建党精神之一就是倡导“制定自主宪法”，自主制定宪法可以说是“自民党存在的价值之一”。因而“修宪”已经成为自民党的宿命。自民党曾经于2005年出台的“新宪法草案”表明，将修改宪法第九条规定的日本永远放弃战争手段以及不拥有交战权，致力于实现自民党建党以来“自主制定宪法”目标。在2006年自民党执政的安倍内阁时期，安倍就推崇“强国论”，主张修改宪法，摆脱战败国形象，使日本成为“真正自立”、“自信的国家”。安倍立志要在任内确立“新宪法”，具体来说，就是用五年时间采取两个步骤实现“修宪”：一是重新解释宪法，使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二是着手具体修改宪法。只是当时安倍内阁存续太短，安倍本人的修宪宏愿未能完成。在2012年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的安倍强调：从日本各大报社做的舆论调查来看，超过一半的日本国民都支持修订现行宪法。在安倍看来，“修宪”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实现政治与军事大国的关键所在。安倍立志要制定一部“新宪法”，完成自民党尚未完成的“改革”使命，实现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目标。

　　在国家发展战略方面，安倍想要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有自信的国家”。他曾表示：在21世纪要让日本人“对自己的国家充满自信和骄傲”，“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安倍曾倡导的“教育改革目标”，其核心是要摆脱“自虐性的历史教育”，以便使日本下一代从小“对国家感到自豪”。在对外关系及对华政策方面，安倍强调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支柱是“强化日美同盟”，并表现出对华强硬态度。[22]这表明安倍秉承“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理念、谋求日本成为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构想。

　　“日本梦”作为一种不断追赶、超越欧美的期盼和构想，实质上为“大国梦”，只是实现的手段在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战略诉求而已。其在个人、社会和国家层面体现为“脱亚入欧”、称霸亚太、“一亿中流”及摆脱“战后体制”等形态，并在当代幻化为追求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历程。“日本梦”在历史的探寻中逐步形成内涵与外延的现实积淀。在中曾根康弘呼唤“政治大国”梦想的感召下，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阐明，“美国梦”对于“日本梦”的形成影响颇大。尤其是基于二战后的日美同盟而崇尚美国价值取向的“日本梦”，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正常国家论”诠释的日本“大国化”路径各异，选择何种道路日本需理性反思历史。

[①]福沢諭吉『脱亜論』、『福沢諭吉選集』第7巻、岩波書店、1984年、224頁。

[②]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7页。

[③]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185頁。

[④]内田雅敏『戦後の思考』、れんが書房新社、1994年、44頁。

[⑤]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7页。

[⑥]唐晖、梁明：《大和“超霸”梦》，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85页。

[⑦]中曾根康弘明确提出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目标。他于1983年7月28日向故乡群马县民众演讲时表示，使日本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乃是今后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为此要对“战后日本进行总决算”。

[⑧]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183頁。

[⑨]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185頁。

[⑩]“正常国家”亦直译为“普通国家”，意指当代日本谋求恢复二战战败被依法剥夺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维基百科”把“正常国家”解释为是与非正常国家相对的政治学术语。“由非正常国家，朝向正常国家发展，称为国家正常化。该呼声最早出现于二次战后的日本。因为战败，日本由美国托管，日本宪法限制了他们发展国防军备”。“正常国家论”的解释是以日本为主体的自我国家形态的描述，决非他者的理解。对此，2004年8月，卓南生(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和吴学文（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对谈。卓教授认为，把“正常国家论”庸俗地用“正常”观念来看待，显然不知道日本“和平宪法”制定的背景及它对“军国日本”之牵制。吴学文指出，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论”里面并没有提到要日本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取消美国的占领，没有这样提出。其真正目的是，日本能够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拥有军队，拥有核武器。这次对谈基本阐明了“正常国家”或曰“普通国家”的本质特性。

[11]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104頁、105頁。

[12]大前研一『平成維新』、講談社、1989年、19頁。

[13]李朝千：《对日本雇佣形态的考察——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228页。

[14]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45頁。

[15]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50頁。

[16]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16頁。

[17]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110頁。

[18]浅井基文：《日本新保守主义》，刘建平译，林代昭校，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第169—170页。

[19]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18页。

[20]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103頁。

[21]刘世龙：《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日本学刊》2003年第5期。

[22]山本一太：《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宣言》，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