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蔡凤林在《日本文论》2021年第1辑（总第5辑）发表《东亚历史视域下的日本天皇制形成过程探析》，认为：在日本政治史研究中，天皇制是核心课题之一。日本古代天皇制的确立是以律令制国家建设为政治前提的王权高度集中过程，呈现出律令制建设与天皇制建构交融并进的政治发展轨迹。天皇制形成的内因在于古代日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产生的国内政治发展需求，外因则是围绕朝鲜半岛问题展开的东亚国际环境对日本的深刻影响。古代日本始终和东亚大陆保持着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在古代日本统一王权的建立、律令制国家建设、王权向皇权迈进、天皇制确立的一系列过程中，均能看到古代东亚地区政治文化发展及政治局势变化的巨大影响。其核心纽带是朝鲜半岛这一文明通道，或可说朝鲜半岛问题是催生日本天皇制的主要动力之一。

在日本政治制度史上，天皇制作为重要的组成内容和表现形式延续至今，且已成为日本的象征之一。天皇制确立后，不仅对古代日本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对日本近代政治及国际关系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天皇制是古代日本王权及国家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其形成与古代日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产生的国内政治发展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历史上推进天皇制形成的动力还存在外部因素，譬如7世纪以前围绕朝鲜半岛问题展开的东亚国际环境。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促成了日本这一独特的政治制度。

一、日本早期王权的形成与古代东亚社会

王权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体现国家权力产生和存在的一种普遍形式，皇权则是以皇帝为核心形成的国家政权存在形式，是王权高度集中、扩大的产物。日本天皇制的确立也经历了一个由王权向皇权发展的过程。

（一）日本国家雏形及统一王权的形成

作为由各种典章制度和组织机构支撑的政治实体，国家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古代成熟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基于一套复杂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实现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日本的国家雏形“邑落国家”是在公元前3世纪或更早的时期由朝鲜半岛移居至日本列岛的稻作民族创建，这是日本王权雏形形成的特点之一。

中国的西汉时期，日本列岛“百余国”林立的政治局面向列岛统一王权迈进，这大致发生在3世纪初。日本统一王权的雏形邪马台国联合体形成的重要动力是日本列岛各部族希望获得朝鲜半岛的铁资源或经由朝鲜半岛得到中国的先进物质。

军事和外交是构成王权的两大要素。倭王权是奈良盆地各豪族长为了共同掌控通往朝鲜半岛这一文明通道而联合起来的产物，故在王位继承方面必然要求其继承者具有外交和军事指挥能力。5世纪时倭国在统一的专制王权形成道路上迈出了一步，这与得到中国刘宋王朝的政治支持并采用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其根源在于朝鲜半岛动荡的局势。

（二）日本基于“血缘原理”的王位继承制的形成

天皇制的思想基础是由专制意识和皇位继承原理构成。其中，皇位继承原理是基于“血缘原理”的王位继承制的发展形式。向王位继承制中导入“血缘原理”是中央集权制和天皇制建设进程中的重要步骤和环节。

“倭五王”以后，6世纪初即位的继体天皇的父系是近江（今滋贺县）豪族，母系是越前（今福井县）豪族或出自近江的息长氏。继体天皇出自地方豪族。在天皇制发展史上，继体天皇的即位是重要的转折点。此外，继体天皇的成长环境及其成功即位与古代日本移民集团“汉氏”有密切关系。

7世纪末以前，日本的内政与朝鲜半岛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外交直接影响其内政。7世纪后半叶，日本在“白村江战役”中惨败而陷入空前的国家危机。为了建立以倭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强化倭王血统和政统的紧迫性加剧，于是倭王开始编造王位谱系，其最后的成果便是出现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皇统谱”。

二、天皇制的确立与古代东亚社会

早期王权的形成不代表皇权的建立，但早期王权是皇权建立的政治基础。日本天皇制的确立亦是以律令制国家建设为政治前提的王权高度集中过程，呈现出律令制建设与天皇制建构交融并进的政治发展轨迹。尽管推古朝改革尚未废除部民制而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律令制度，但开启了日本律令制国家建设的进程，王权得到加强。在日本律令制国家和专制王权建设进程中，大化元年（645）开始的大化革新是一次转折点，朝鲜半岛问题促成了大化革新。

大化革新是日本天皇制确立的前夜。7世纪后半叶天智朝和天武朝的改革促成了日本律令制国家的确立，而这些改革的主要动力亦来自当时日本所处东亚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天智朝、天武朝改革，使日本律令制国家建设进程出现了质的飞跃，其代表性成果是《大宝律令》。律令编纂体现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建设的精神，“天皇”号的启用应是与日本律令编纂事业同步进行的。“天皇”号应启用于天武朝。至于天武天皇使用“天皇”而未用其他专制君主称号，这是基于他与唐朝皇帝的对等心理而仿效唐高宗李治做法的结果。

三、余 论

在古代，日本积极汲取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大陆文明，对东亚大陆呈现出一以贯之的文化“开放性”（近代以后这种“开放性”转向欧美），其进步发展与中华文明（这里主要指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滋育紧密交织在一起；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与日臻成熟是和吸收中华文明同步展开的，其主因在于中日文明发展层次间的巨大落差和日本社会生存、发展的需求。人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以群体形式才能生存发展；同时，人类群体的发展往往又是不同人类群体之间互动的产物。

在日本政治史研究中，天皇制是核心课题之一，其形成固然与古代日本国内政治进程的需求有一定的关系，但作为古代日本国家体制的主要发展形式之一，历史上推进日本天皇制发轫并走向确立的动力还需要考虑7世纪末以前日本所处的东亚国际政治环境影响这一重要外在因素。直至7世纪末8世纪初天皇制确立，日本王权的建设发展始终没有超越与古代东亚社会间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而独自推进，其主要动力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这一摄取中华文化要素的文明通道的觊觎。简言之，朝鲜半岛问题是催生日本王权及其发展形式天皇制的主要动力之一，日本人的“大陆梦”古已有之。

（本文全文发表于《日本文论》2021年第1辑，第1—25页，仅摘编部分内容，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