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日本研究系博士研究生王哲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高洪在《日本文论》2021年第1辑（总第5辑）发表《平成时代的政治改革——目标、过程及绩效评估》，认为：进入平成时代之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剧变使日本原有政治体制难以为继，由此开启了贯穿整个平成时代的政治改革进程。1994年政治改革、桥本行政改革以及此后的政治决策体制改革构成了一个逻辑一贯的整体，即希望通过系统性的全面改革重塑日本的政治体制，并实现修改宪法、彻底摆脱“战后体制”约束的“政治大国”梦想。经过近30年的改革，日本在打破官僚支配、确立政治主导、强化首相及内阁在决策中的领导地位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日本并未因此更加强大，尤其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结构性矛盾对日本的威胁有增无减。对于令和时代的日本政府而言，如何让经济重回良性增长轨道、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比修改宪法更关乎日本未来的根本性问题。

本文将“平成政治改革”界定为平成时期日本政府通过制度改革推动政治体制转型的全过程，不仅包括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和政治资金制度改革，还包括行政改革和政治决策机制改革，涉及行政体系、人事制度、党政关系和政官关系等多个领域。自1994年1月参众两院通过“政治改革关联四法案”开始，日本保守政治精英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日本政治体制转型的政治活动贯穿了整个平成时代。平成时代落下帷幕后，有必要对整个平成时代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做整体性的绩效评估。

（一）改革实现了部分预期目标

第一，分权型组织结构弱化，党内权力趋于集中。选举制度改革使派阀丧失了选举提名功能，政治资金管理的加强严重削弱了派阀和政治家个人的资金筹措能力，政治家的政治资金来源对“政党补助金”的依赖逐渐加深。在此基础上，自小泉内阁以来的干部人事安排也逐渐打破原先的“派阀均衡”和“年功序列”惯例，党首的自主决定权加大。在重大政策方面，自民党总裁和总务会的决定权得到加强，自民党政调会下属部会和“族议员”影响力则受到限制。分权型组织结构弱化的标志是无派阀议员大幅增加。随着改革后派阀功能的弱化，无派阀议员逐渐增多，2011年达到48人，一度超过了党内所有派阀，目前仍是仅次于细田派的第二大群体。

第二，首相权威得到强化，政治主导型决策体制基本确立。桥本行政改革明确了首相拥有“与内阁重要政策有关的基本方针”的提案权，设立了辅助首相行政事务的专门机构内阁府，收回原大藏省手中的预算编制权，充实了辅助内阁及首相的机构和工作人员，精简中央机构设置。在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同时，增设了副大臣、大臣政务官等政治任用职位，强化了大臣对省厅的政治控制。这些措施奠定了由“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转变的制度性基础。安倍第二次执政后，通过公务员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首相的法律权限和辅佐体制，首相、内阁官房和内阁府直接负责的政策领域进一步扩大。此外，安倍还在内阁府设立百余个名为会议的咨询机构，这些机构直接对首相负责，首相官邸通过这些机构主导政策决策过程。

第三，政治献金大幅减少，政党补助金在政治资金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1994年政治改革后，政治献金大幅减少，政治资金管理的透明度不断提高，政党补助金在政治资金中所占比例则逐渐上升。与此相对，政党补助金在政治资金收入结构中的比例呈现递增态势。

（二）部分深层次问题仍未解决

一是实现具有政权轮替功能的两党制依然前途渺茫。1994年政治改革后，日本政坛曾先后形成了自民党与新进党、自民党与民主党的两大政党对峙局面，并于2009年和2012年实现了两党间的政权轮替，让日本民众看到了两党轮流执政的希望。然而，随着民主党分裂，在野党中至今未再出现能与自民党抗衡的第二大势力，从而形成了新的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

二是政治献金隐蔽通道未被堵死，政治资金监管尚存盲区。由于地方上的政党支部并没有设立数目和捐款额度的限制，因而政治家通过政党支部接收政治献金成为规避监管的合法渠道。由于政党支部的政治资金收支状况由地方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其统计资料中仅记载政党支部名称，政治资金的实际流向反而更不透明。此外，由于对政治资金使用的监管力度不够，政治家个人违反政治资金用途相关规定的不法行为时常发生。

（三）改革产生的新问题

一是得票率与议席率失衡。由于小选区制实际上是“赢者通吃”的制度，候选人有可能以较低的得票率获胜，从而造成得票率和议席率严重失衡。得票率与议席率的失衡使民选政府作为民意代表的有效性和广泛性受到质疑，如果两党轮流执政无法实现，极有可能引发执政党的道德风险，从而使政府的行为无法受到民主政治的有效制约。

二是首相权力过度膨胀存在隐忧。政治和行政改革极大地增强了首相的制度性权力，行政决策体系呈现出中央集权化特征。尤其是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巧妙利用这种制度性权力树立起罕见的首相权威，无论是在野党还是执政党内部都难以对其进行有效制约。这在2014年通过修改宪法解释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和2015年国会两院审议通过“安保法案”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以上种种均显示出首相权力过度膨胀的隐忧，如何实现首相权力与制度制约之间的平衡将成为新的课题。

尽管经过平成时代近30年的政治改革，日本的政治体制转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日本并未因此更加强大。相反，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结构性问题让令和时代的日本政府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从长远来看，修宪并不能确保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如何让经济重回良性增长轨道、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是事关日本未来的根本性问题。

（本文全文发表于《日本文论》2021年第1辑，第92-109页，仅摘编部分内容，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