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教授菱田哲郎在《日本文论》2021年第1 辑（总第1辑）发表《飞鸟时代的日本墓葬制度——基于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视角》（李俊卿译），认为：日本列岛的墓葬制度以7世纪为时间节点，发生了重大变革。7世纪初，被后世称为“横口式石椁”的新型墓室开始出现，并逐步替代具有彰显地区范围内家族地位功能即遵循氏姓制度的横穴式石室。“横口式石椁”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薄葬令规定的建筑范例，意味着当时日本社会正在发生氏姓制度向冠位制逐步过渡的现象。日本墓葬制度及其反映出的冠位制可能是以百济的制度为蓝本，而百济的墓葬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南朝墓制的影响。通过研究墓葬制度可以推论，基于冠位制的社会秩序自中国起源之后在整个东亚地区得到传播。

学界认为，日本列岛的墓葬制度以7世纪为时间节点发生了重大变革。普遍的观点是，古坟时代盛行的巨型古坟走向终结，逐渐过渡为以佛教寺院为代表的以新式纪念碑为主的模式。但是，直至7世纪，古坟的建造依然在继续，这些坟墓有着不同于之前的古坟也不同于后期的古坟的特征，有学者将其命名为“终末期古坟”。在7世纪的飞鸟时期，日本以飞鸟地区的王宫为中心实现文明转化，开始走上律令制国家的道路。因此，有学者也将该时期的坟墓归类为“飞鸟时代古坟”，标志着新时代日本墓葬制度的形成。此外，有观点认为7世纪日本的古坟受到风水思想的影响，成为律令墓葬制度快速发展的拐点。在这个问题上，大化时期的薄葬令虽然备受瞩目，但本文并不打算局限于薄葬令的合理性这样的小命题，而是拟从更具宏观意义的墓葬制度史角度探讨古坟的历史定位，进而研究其在东亚框架下的存在意义。

作为日本列岛横口式石椁的原型，百济的石室时常被提及。朝鲜半岛自三国时代开始普及横穴式石室，其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区多样性。百济熊津时期（475～538年），王都周边的横穴式石室均为宋山里型；而后，泗沘时期（538～660年）流行陵山里型，即断面是六角形的石室。陵山里型石室建有底石，这与日本列岛横口式石椁的构造相同。更重要的是，以单人葬或夫妇合葬为前提的墓室设置与横口式石椁的特征是一致的。由此可以推测，百济的墓制对横口式石椁传入日本列岛产生了影响。

早期的横口式石椁见于南河内的平石谷古坟群和富田林御龟石古坟，在此需要探讨一下它们的建造背景。御龟石古坟附近的新堂废寺建于7世纪前期，古坟墓室使用了建造废寺的瓦，新堂废寺的瓦窑紧邻御龟石古坟，这两点证明两者之间关系密切。这个瓦窑因所在地而得名“ヲガンジ（Oganji）池瓦窑”，很早以前就有人注意到其与百济的同名寺院——乌含寺之间存在关联。新堂废寺的伽蓝布局为中门、塔、金堂、讲堂并呈一条直线排列，金堂的东西两侧设有别堂，这样的设计与百济的定陵寺是相同的。虽然很难确定新堂废寺的建造者，但在河内国石川郡地区发现了“锦部连”等《新撰姓氏录》中记载的来自百济的氏族。此外，平石谷古坟群并不只是周边地区的氏族墓区，正如矶长谷是王陵一样，这里也有可能埋葬着大伴氏或者苏我氏这样的中央豪族成员。从古坟的规模看，这个可能性非常大。而大伴氏中出现过不少像大伴狭手彦这样从事对百济外交工作的人物，他们或许就参与过6世纪末期从百济引入墓葬制度的工作。但是，确定墓主人身份是个难题，本文只能假设平石谷古坟群葬有日本对百济外交领域的重要人物。

以单人葬为主的百济墓葬制度虽然不是第一时间就传入日本，但据熟悉百济制度的学者推测，百济的墓制可能在7世纪前期就已经传入日本。到7世纪后期，基于冠位制的新墓制首先由供职于王室的人使用，之后慢慢普及。

在百济，陵山里型石室在尺寸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这一特点作为其阶级性的体现而得到关注。山本孝文的研究证实了两点：其一，当时存在和王族墓一样用切石法建造的大型石室，作为体现阶级秩序的最高级形式；其二，从出土的银花冠饰等与冠帽有关的随葬品可以判断，当时存在和百济十六级官位相对应的丧葬制度。《三国史记》记载，第六级官位“奈率”以上的官员头冠上有“银花饰冠”，王族则以“金花为饰”，由此可见冠饰是用于区分阶级身份的。百济这些高级石室从规模上看，长2.5米、宽1.25米，日本列岛的石室则长9尺、宽近5尺，可以认为日本的墓葬建设直接借鉴了百济的规格。

山本孝文的研究表明，基于冠位的身份秩序制度是从百济传入日本的，而百济的规格化石室为该论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不仅百济的石室影响了日本的横口式石椁，而且整个以冠位决定单人葬规格的制度都是从百济传来的，从这点来看意义更加重大。为了让百济的官位制度在日本落地生根，学者推测当时的日本政府一开始可能采取了以衣着等要素体现身份等级的规定。与此同时，在墓葬制度方面，单人葬也从传统的家族墓葬中独立出来，然后引入了明确的身份等级规定。上文提到冠位十二阶制度制定于推古朝，真正贯彻执行是在7世纪中叶，而与之同出一辙的墓制改革进度就是评估冠位政策实施的线索。笔者认为，按照薄葬令建造的墓葬除了横口式石椁，还包括小型的以切石法建造的横穴式石室。如此，薄葬令就不仅在畿内地区，近畿周边乃至关东地区，包括山上碑附近的山上古坟等，都在实施范围之内。研究证实，地方豪族曾就仕于王权，也加入过百济救援军，由此可以推测，因军功获封冠位的地方豪族建造了基于冠位制的墓葬。

在百济，与官位相对应的墓葬制度可能建立于泗沘时期。当时推行的陵山里型石室可能参考了中国南朝时期的砖室墓。此外，还有相对更早的武宁王陵这样夫妇合葬的墓葬。早就有学者指出百济的墓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南朝墓制影响，因此百济墓制起源于中国墓制的结论应该没有争议。墓志表明隋唐时期的墓以单人墓或夫妇合葬墓为主，而且众所周知，日本丧葬令也有关于建造单人墓的规定。上文所述基于个人身份等级的日本墓葬规定，可以说起源于中国，后经百济传入日本。关于丧葬令，日本在继承律令之前，就已经开始通过薄葬令等形式对墓制实施管制。但是，考虑到当时横口式石椁与横穴式石室并存的情况，可以推断，7世纪后期，日本存在基于姓氏的家世地位和基于个人的身份地位两种地位制度共存的现象，这可谓日本的特色。

关于7世纪日本列岛的墓制变化，从家族墓和单人墓的共存、交替现象可以推断出，当时存在氏姓制度向冠位制逐步过渡的社会现象。以7世纪后期的横口式石椁与百济的陵山里型石室的规格相一致这点可以推测出，日本的冠位制和墓制的关系可能是以百济的制度为蓝本。由此，在研究文献记录不够清晰完整的百济丧葬制度时，通过日本的薄葬令进行逆推也是具有充分可行性的。

（本文全文发表于《日本文论》2021年第1辑，第56—64页，仅摘编部分内容，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