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翟一达在《日本文论》2021年第1辑（总第5辑）发表《亚洲共同体”何以可能：中日青年对“亚洲”的社会心理认知》，认为：当前，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受挫，为人们重新思考“亚洲共同体”提供了契机。作为一个“想象”的客体，“亚洲”概念长期是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人文学者对“亚洲”概念的发生学进行了深入反思。理解中国和日本的思想家在19～20世纪对“亚洲”的思考或对“亚洲主义”的阐释固然有意义，实践中民众对“亚洲”概念的理解和主体性认知同样值得关注。本文以社会学为研究视角，采用混合研究设计的方法，结合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入访谈的一手材料，分析当代中日两国青年对“亚洲”概念的社会心理认知，从“亚洲”的意象、“亚洲共同体”形成的基础以及“亚洲认同”等层次，比较中日青年“亚洲观”的异同，指出以“亚洲-西方”对立为基础的旧亚洲主义无法真正促成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并提出发展新亚洲主义的必要性。

当前，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受挫，为人们重新思考“亚洲共同体”提供了契机。对“亚洲”的认识是中国和日本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核心问题，中国和日本对“亚洲”概念的认识和各自的定位将影响两国关系与地区的稳定及发展。作为一个“想象”的客体，“亚洲”概念长期是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人文学者对“亚洲”概念的发生学进行了深入反思。理解中国和日本的思想家在19—20世纪对“亚洲”的思考或对“亚洲主义”的阐释固然有意义，实践中民众对“亚洲”概念的理解和主体性认知同样值得关注。

目前是中日两国重塑“亚洲”构想的重要时期，需要以实践和动态的视角来把握域内国家的民众到底如何主体性地建构他们的“亚洲观”。“亚洲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是民众，尤其是两国的年青一代，将是决定未来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不同于人文学研究专注于对两国思想家“亚洲主义”的论述，本文以社会学为研究视角，采用混合研究设计的方法，结合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入访谈的一手材料，分析当代中日两国青年对“亚洲”概念的社会心理认知，从“亚洲”的意象、“亚洲共同体”形成的基础以及“亚洲认同”等层次，比较中日青年对“亚洲”的社会心理认知以及亚洲区域一体化实现的可能途径。

中国青年对“亚洲”的认知是将自身置于亚洲之中，认为“亚洲”是发展迅速的、不断变化的、多元化的、古老的。而“东方主义的亚洲想象”将亚洲呈现为“非理性的、堕落的、停滞的、不正常的”，显然这与中国青年的“亚洲”概念和认识不一致。此外，中国青年受访者拥有较高的“亚洲认同”，并且对于发展超越国家疆域的“亚洲公民”身份也持积极的态度。中国不是没有“亚洲意识”，而是有将中国置于亚洲之中甚至中心的“亚洲意识”，“亚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中国态度和感情的投射。“亚洲共同体”要成为可能，需要中国以谦虚的态度，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在中国发展亚洲区域主义，需要建立尊重其他国家、包容多元、合作共生的观念，吸取20世纪日本的教训，摈弃“盟主论”“中心论”的迷思。未来，在中国，“亚洲”概念和认知的一个具有建设性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以亚洲为中介的国际主义，寻求多元的和谐与平等的相处。

较之中国，日本青年的“亚洲”认知更为复杂，并充满了矛盾。这与日本历史上对亚洲的认识有关。一方面，日本青年的“亚洲”概念中包括日本，但是在形成这样的“亚洲”认识时，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与其他文明的参照，通过与“他者”对比的视角，承认和认识到日本的“亚洲”身份；另一方面，日本青年在评价“亚洲”时，除了与中国青年共享的“亚洲”意象，诸如亚洲是发展迅速的、不断变化的以及多元化的，日本青年还倾向于认为亚洲是“危险的”和“肮脏的”。他们不认为这两个负面的意象适合日本，但视亚洲为“危险的”和“肮脏的”，隐含地将日本排除在“亚洲”概念之外。虽然日本青年也认同经济和文化交流有利于“亚洲”的发展，但是对人员流动存在抵触心理，担心跨越国境的人员流动可能给日本自身带来负面影响。日本青年的“亚洲认同”呈现出与中国青年的温度差，也对发展超越民族国家的“亚洲公民”身份表现出疑虑。20世纪日本推行的“大亚洲主义”没有成功，21世纪日本的亚洲政策又再次面临选择。日本青年的“亚洲”认识所呈现出的矛盾特征只是一个信号，日本的“亚洲”认识或将再次影响这个国家未来的道路选择。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以“亚洲—西方”对立为基础的旧亚洲主义无法真正促成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未来“亚洲共同体”的形成需要超越20世纪的旧亚洲主义，发展更具有包容性、相互尊重、促进合作的新亚洲主义。对人民主权、依法治国、基本权利的尊重以及对多样性的包容等普遍价值原则，才是“亚洲是一体”的基础。这种新的亚洲主义不再宣扬东西方对抗，致力于促进区域内的合作与融合，也不再成为国际政治中争夺霸权的工具。

（本文全文发表于《日本文论》2021年第1辑，第131—155页，仅摘编部分内容，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