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岳兵在《日本文论》2019年第1辑（总第1辑）发表《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史研究如何从朱谦之“接着讲”——纪念朱谦之先生诞辰120周年》（全文约4万字，第102—147页）。

刘岳兵认为，朱谦之研究日本哲学思想的基本学术观念和方法，不是来自什么井上哲次郎（唯心主义的实在论），也不是什么丸山真男（近代主义或民族主义），而是如他自己所说：“在观点方面，日本哲学界至今尚少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日本哲学思想的发展。惟永田广志所著《日本哲学思想史》（昭和一三年七月，东京三笠书店版）一书可用。”他肯定了该书“叙述朱子学派如新井白石、贝原益轩及水户学派等，均极精彩，惜篇幅不多”，明确自己“本书引证永田广志之说较多，详见各章中附注”。如何接着朱谦之讲日本哲学思想史研究，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朱谦之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

1.理论自觉：情理的自觉与实践的自觉

朱谦之是一位真诚的思想家。他在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贡献，都是他用心探索、苦心钻研的结果，他的思想转变也是他发自内心地感受世界、改造自我的真实写照。朱谦之著述宏富，也善于自我总结和自我批评。仅从其《一个哲学者的自我检讨——五十自述》（1950年）和《世界观的转变——七十自述》（1968年）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的。

2.理论应用：马克思主义与日本哲学思想研究

日本哲学史研究成为朱谦之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耕耘的“试验田”。这的确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哲学思想的新范式，为我们今天“接着讲”日本哲学思想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从理论上看，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一方面将哲学史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同时力图避免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斗争做简单、机械的理解。如将佛教视为主观唯心主义，而朱子学视为客观唯心主义。进而又指出“客观唯心主义虽然也是唯心主义，但在其与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斗争的时候，便含着多少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他特别看重从旧阵营里“翻身”出来的京都朱子学派：“日本京都朱子学派敢于从僧侣主义阵营之中翻身出来，讲究朱子性理之学，肯定了世界及其规律的存在，因此他们的运动，便具有元气淋漓的新气象。虽然朱子学的本身还只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但从其以合理主义代替信仰主义的观点看来，对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中最反动的方面的斗争，却是具有与唯物主义相联系的因素。”

朱谦之的日本哲学史体系的特点，即如他所言：“日本哲学史即日本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研究日本哲学史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日本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并批判过去所有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但也不能忘却在唯心主义哲学里面，正如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其合理的内核一样，……现代日本哲学的主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而追溯其思想背景，则不可不先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以前唯物主义哲学及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准备时期哲学的诸流派。”这个体系与30年前的《日本思想的三时期》中的体系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第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重视不同学派代表不同的社会阶级利益，同时也力图避免对阶级分析方法做简单化的理解。朱谦之论日本朱子学的总体发展时，谈到了“一切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条件、地点、时间，都是包含在“唯物辩证法三十六规律”中的。他在论述“条件”的时候，就提到五山禅僧的朱子学、博士家和公卿派的朱子学、林氏家学与大阪朱子学、水户学，都是不同“阶级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古学派和阳明学派也不例外。原则上虽说如此，但是也不是一切以“阶级”为界限的“唯阶级”论。比如他在论及“苦学而成名”的朱子派学者安积艮斋时，就评价说他“颇能给贫苦的人设想，而站在接近人民的立场上”。又如在论述荻生徂徕的自由学风时，认为“这自由主义学风标志着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到资产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固然徂徕之学根本上是复古学，但在复古之中也包含着新的东西”。就是说，阶级也好、意识形态也好，都不是看成铁板一块，具体到历史人物时，需要具体分析。

最明显的是，即便同样属于唯物主义的阵营，但也可能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他在《日本哲学史》中的论述永田广志的部分指出：“永田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唯物主义的一般的性格，认为‘……唯物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时代里，常为代表社会发展利益的阶级的哲学而展开’。但是把这唯物主义的一般特征应用到日本个别的大哲学家的评价上，就不免可以有商榷的地方。例如对于中江兆民和加藤弘之的评价，永田不管两人相对立的政治立场，只因其哲学均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即均归之于‘资产阶级唯物论者”的范畴。……永田对于加藤，轻视其思想的反动性，对于中江则反轻视其进步性，而从理论的形式的类似，同样规定为“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所以永井清明批评永田是自己放弃了反映论的立场，把两人哲学的本质弄糊涂了。”

永田广志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日本哲学思想史，曾经得到过朱谦之的高度评价，但在这里，他看到了先驱者的“限制”，感受到了“日本唯物主义史里内在的联系的探求，实在并不容易”。在他自己的论述中，他鲜明地指出：“兆民与弘之均为唯物主义者，但弘之初主天赋人权论，后变为国权主义者，相反地兆民则为民权主义者。弘之是官僚的护教学者，中江是在野的批判的思想家、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第三，对日本哲学思想的特点，重视来自中国的影响，强调“中国哲学对于日本影响的重要性；其中尤其以朱子学派、古学派和阳明学派竟可称为中国哲学之有条件的移植”。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朱谦之强调日本哲学思想与中国的关系及其对“日本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的重视，这无论如何是对后来者的中肯的告诫。后来也有不少中日儒学比较或力图探寻日本儒学“道统”自立及自解体的研究，尽管都还有或过或不及之感，但都是在阐明“日本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重建日本哲学史研究新范式征途上的有益探索。

3.无征不信：旁征博引与资料集的选编

朱谦之对原始文献的重视，从他的三本日本哲学研究著作所列参考文献可见一斑。我曾经这样评价过：“如果说朱谦之在研究日本哲学思想时马克思主义和他自己的文化比较学的理论都是一种外在的临时习得的或固有的由来已久的理论，在给他的研究带来开拓性的贡献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形成某种局限的话，而他的尊重原始资料、强调‘无征不信’的历史主义的实证方法，则是最终使他的研究著作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的法宝。”（见《日本文论》2019年第1辑第121—145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文论》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