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岳兵在《日本文论》2019年第1辑（总第1辑）发表《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史研究如何从朱谦之“接着讲”——纪念朱谦之先生诞辰120周年》（全文约4万字，第102—147页）。

刘岳兵认为，关于朱谦之在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领域的地位，日本学者铃木正早在1985年访问中国后，就撰文将朱谦之在北京大学开创的日本哲学史研究团体称为“朱学派”，后来卞崇道的《日本哲学研究四十年》和王家骅的《中国的中日思想交流史研究》等文章中也都对朱谦之的学术贡献作了充分的说明，本来这些是有目共睹、没有争议的。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刘岳兵曾将朱谦之在日本哲学思想研究领域的开创之功或研究特色，概括为以下四点：“（1）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哲学思想的先河；（2）系统地梳理了日本哲学史、儒学史；（3）重视中日思想交流和比较研究，特别注重中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4）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并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同时也注意到对朱谦之如下的否定性评价。如严绍璗在为王青的《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所写的序言中提到：“自从1958年三联书店刊出朱谦之先生的《日本的朱子学》以来，继后有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196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日本哲学史》，我国关于日本思想的研究基本上笼罩在这些著作表述的范围内，很少有能出其右者。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中国版的《日本的朱子学》和《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的基本观念和学术体系，来自于日本东京富山房出版社在20世纪初期连续出版的由著名哲学家井上哲次郎撰著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年第一版）、《日本古学派之哲学》（1902年第一版）和《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全）（1909年订正三版）。1964年三联刊出的《日本哲学史》的基本观念则来源于上述井上哲次郎著作与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99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在《理论与学术》版上有文章说：‘（朱先生的）《日本的朱子学》和《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是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日本哲学的典范，受到日本学者的高度评价’云云。该文作者及作者所说的‘日本学者’可能都没有阅读过日本井上哲次郎与丸山真男的相关著作，所以这个书评便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让研究者不知所云莫名其妙了。” 严绍璗是国内日本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在日本汉学、汉籍与中日文学交流史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意见当然值得重视。而且这篇序言以《日本江户时期汉学家最后的学问》为正标题，收入了其《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一书中，这种意见或已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无独有偶，他在2006年为王青的另一本著作《日本近世思想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所写的序文中，也提到类似的话题。其中说道：“1964年三联书店有朱谦之著《日本哲学史》刊出，1989年山东大学出版社有王守华、卞崇道著《日本哲学史教程》出版，读者如果阅读过20世纪初期日本井上哲次郎关于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和‘古学’的三部著作以及丸山真男的关于日本思想史的研究著作，则前书称为‘著作’就不尽合适。而王、卞二位先生的著作作为大学教程，有急补学界缺漏之功。”由此可见，严绍璗对朱谦之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评价，几乎是全盘否定的，认为其《日本哲学史》甚至连“著作”都称不上，其《日本的朱子学》和《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也不过是20世纪初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和《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三部著作的“中国版”，且断言朱谦之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基本观念和学术体系”都来源于井上哲次郎和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包括朱谦之在内的“日本儒学”研究，没有就“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真实轨迹和“日本儒学”的真谛“有效地组织成相应的体系”，这样的著作不能说“在真正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日本思想史’或‘日本哲学史’的著作”。对这样的评价，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界一直没有做出什么回应。笔者认为这既是对朱谦之的不尊重，也是对严绍璗的不尊重。（见《日本文论》2019年第1辑第104—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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