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王伟在《日本文论》2019年第1辑（总第1辑）发表《平成时期日本的社会变迁——从瓦解走向重构》（全文约3.2万字，第1—31页）。

平成时期，二战后日本形成的社会体系已发生重大改变，正在向新的体系转换。

一、人口少子老龄化——重新定义“老年人”

平成时期日本社会经历的最大变化就是人口变化，少子化带来的少儿人口（0～14岁）减少，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剧增，总人口规模缩小。日本面临的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问题，不仅是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变化，本质上是涉及人口发展模式和人口发展规律的长期人口变动问题。日本已经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阶段，支撑日本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结构已完全改变，人口红利消失殆尽，人口负债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日本人口结构进入长期失衡状态。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将长期困扰日本。

面对人口规模缩小，人口结构失衡，日本需要做出制度调整和重建，以应对人口变化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其中之一就是重新探讨定义“老年人”的起算年龄。日本老年学会、日本老年医学会于2017年1月提出重新对老年人进行划分，建议65～74岁为准老年人（pre-old），75～89岁为老年人（old），90岁及以上为超老年人（oldest-old、super-old）。 还有学者尝试用“平均余寿等价年龄”（age at which the life expectancy is equivalent）指标来衡量老龄化水平，建议用这种新的方法来定义老年人，以应对今后的人口变动。

日本不仅在学术上加强对老龄化、老年人进行重新定义，在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上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二是推迟退休的年龄。今后日本老年人标准很有可能由固定年龄转为动态年龄，不仅老龄化率等相关指标会随之发生改变，而且有利于有关老年人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见《日本文论》2019年第1辑第2—9页）

二、家庭的个体化和多样化——二战后家庭模式的改变

二战以后，日本传统“家”制度崩溃，日本家庭由直系家庭制走向夫妻家庭制。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成为夫妻家庭制的主要家庭形态，日本核心家庭比例迅速上升。“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色分工、父母与两个未婚子女构成的家庭成为战后日本的“标准家庭”和理想家庭。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家庭情况发生了变化，进入平成时期后，这种变化进一步加剧。其主要表现为：夫妻双职工家庭增多，专职主妇家庭减少；家庭规模缩小，单身家庭户增加；结婚率下降，晚婚化、不婚化进展比例上升。对于这些家庭变化，可用家庭研究中的个体化与多样化概念加以概括和总结。所谓个体化，就是在谋划生活过程中倾向于实现个人价值，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突出个人。所谓多样化，泛指多样的家庭形态和多样的家庭观念。家庭的多样化与个体化密切相关，互为表里，人们按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必然形成多样化的“家庭”。战后日本家庭规范、家庭理念发生了动摇，对日本战后家庭模式构成了挑战。

从日本政府角度讲，鉴于少子老龄化的严峻局面，日本政府的政策取向总体上并不鼓励家庭的个体化和多样化。因此，一方面在社会保障、税制等制度措施上依然以战后“标准家庭”为单位，另一方面还出台了鼓励三代同堂的政策措施。从社会角度讲，日本还存在制约家庭个体化、多样化的有形或无形的压力。日本家庭仍处在变化当中，还没有进入稳定阶段。今后随着日本经济社会的变化，是得到强有力的维护，还是进一步向多样化发展，尚有待观察。（见《日本文论》2019年第1辑第10—16页）

三、劳动就业流动化——构建灵活多样的雇佣体制

二战结束后，日本颁布新宪法并推行民主化政策，后又经过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日本型雇佣体制。日本型雇佣体制，由三大要素构成，即长期稳定雇佣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内工会。日本型雇佣体制通过劳动就业、家庭生活、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的制度措施进一步得到强化，渗透于人们实际生活当中，同时要求员工及其家庭对企业忠诚，这成为一种规范或理念。日本型雇佣体制不仅支撑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对日本社会稳定也做出了贡献。进入9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和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出现了“雇佣流动化”趋势。日本非正式员工增多、转职率上升、雇用期限缩短，支撑日本型雇佣体制的背景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日本正在向构建灵活多样的劳动就业体制方向发展。201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关于完善推动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律的法案”（简称“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案”），对有关劳动就业的八部法律进行修改。该法案的目的就是推动工作方式改革，实现多样灵活的工作方式。近年来，日本一直着力推动建立灵活多样的劳动就业体制。2013年6月日本内阁通过《日本振兴战略》，提出进行雇佣制度改革，支持劳动力流动，实现多样化工作方式，并提出完善女性和老年人的就业和再就业环境，发挥女性和老年人的工作潜力，还提出促进外国劳动力在日本就业。可以预计，今后日本女性、老年人及外国人将更多地进入日本劳动力市场和日本企业，这需要日本用更加灵活多样的雇佣体制进行应对。（见《日本文论》2019年第1辑第17—22页）

四、贫富分化——社会阶层差距扩大

战后日本曾被认为是均质平等社会，甚至“一亿人皆为中流”。但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社会发生较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日本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进入90年代后进一步呈现贫富分化趋势，收入分配曲线呈M形趋势，贫困率上升。目前日本社会的差距不仅是收入多少、资产多少这种量的差距，而且存在不可逾越的质的差距。低收入阶层的非正式员工与正式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体现在年收入金额上，还隐含着社会身份地位的差距。从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角度说，日本在两方面都出现了不公平，体现为“结果的差距”和“机会的差距”。“结果的差距”是人们最后得到财富的数量和种类的差距，所谓财富不仅是收入和资产，还包括社会地位、权力、名誉等其他社会资源；“机会的差距”是人们获得社会资源的差距。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收入差距和机会差距都在扩大。

贫富差距的扩大会带来贫困、不公平等社会问题，进而削弱经济发展的活力。201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的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案表明日本开始在解决相关问题上采取措施。日本进行工作方式改革有两个目的：一是在少子老龄化条件下提高生产率，以维持日本经济发展；二是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两者密切相关。如果工作方式改革能够切实、顺利进行，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甚至消除工资收入差距，但如果工作方式改革不能切实而顺利地进行，那么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各种差距就难以消除，与之相关的不公平问题也难以解决。（见《日本文论》2019年第1辑第23—29页）

平成时期发生了很大改变。其中有些变化并非进入平成时期后才突然发生，而是在此之前变化的延长线上，在平成时期进一步加剧而已。二战后日本在这些社会领域中形成的社会体系已开始瓦解，新的体系还在摸索和构建当中。平成时期是日本社会由战后体系走向新的体系的过渡期或转型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文论》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