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领导小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主办的“第七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在沪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大学、清华大学以及日本一桥大学、关东学院大学等中日学术研究单位90余位专家学者与相关人员参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赵克斌主持开幕式,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辛向阳、大阪经济大学人间科学学部教授田畑稔、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孙伟平分别做了致辞。
作为本次论坛的主办方之一,辛向阳首先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基本情况和近年来“马工程”取得的成果,并表示还将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举办高层次的中日马克思主义交流论坛。他代表“马工程”办公室对第七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加强中日两国学界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
田畑稔在致辞中指出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目前面临三大课题:第一个课题是19世纪的课题,也就是对马克思生前(19世纪后半期)的研究,现在由于MEG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historisch-kritisc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国际上通常称为MEGA。)的出现,将带来更多新的研究课题;第二个课题是20世纪的课题,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如何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运用和反思;第三个课题是现在所处的21世纪,在这个世纪当中,我们直面许多多样化的课题,如何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哪些领域我们可以挖掘出新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都是值得关注的。
孙伟平首先介绍了上海大学和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基本情况,并表示从工业社会的发展到后工业社会,再到今天的信息社会和智能社会,时代和社会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迁,希望在这样一个时代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时刻,能够承担起探索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任务。
会议围绕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迁、战后及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政党与意识形态等三个专题展开交流讨论。
“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迁”专题部分由关东学院大学教授渡边宪正和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盛福刚主持。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平子友长做了题为“市民社会论马克思主义——望月清司、平田清明批判”的报告,他指出资本主义即使可以保证一定的自由,但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从更高的高度来看,这些自由其实是有限制的。他从共同体认识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做了深入阐述。
新澙大学教授菅原阳心做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宇野弘藏为中心”的演讲,他表示宇野理论即便从全球来看也是比较独特的理论,而且在中国对其展开的研究也不多。他认为宇野弘藏与其他学者不同在于,他从原始理论的流通论、生产论、分配论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论述。
日本专修大学教授村上俊介做了题为“市民社会论的系谱”的报告,他认为现在市民社会论的概念是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对“政治暴走”起到刹车的作用,并指出哈贝马斯谈到的公共性空间,是使有正义感的市民自发参与到活动当中并得以理解社会的空间,这种市民社会论被称为现代市民社会论。他进一步指出日本从二战到1990年的研究,都是围绕亚当•斯密的研究展开的,这是一种生产和交换体系构成的市民社会,围绕日本的市民社会论,讲座派和劳农派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进行了长期争论。
此外,德意志日本研究所(东京)的周雨霏做了题为“国际左派汉学与三十年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以魏特夫《支那的经济与社会》在日本的介译与接受为中心”的报告;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李海振做了题为“日本明治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
“战后及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题部分由新澙大学教授菅原阳心和《日本学刊》编辑部主任唐永亮主持。
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守健二做了题为“马克思的‘双重危机论’”的报告,他介绍称日本作为亚洲唯一一个国家参与到MEGA的编辑当中,MEGA的编辑已经发表了五卷,并重点介绍了他参与编辑第四卷4-14的情况。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练元浩做了题为“论柄谷行人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功能性补充——以《世界历史的构造》为例”的报告,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徐拓做了题为“21世纪以来日本共产党的变革探析”的报告。
“政党与意识形态”专题部分由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守健二和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孙伟平主持。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高立伟做了题为“世界政党意识形态极化新趋势及其成因”的报告,他指出从意识形态极端化的新的趋势来看,体现出一个总体的趋势,即反建制、反主流、反正统。从选举的结果来看,近年来激进的左翼或者右翼政党选举支持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且近年来欧美国家的大选当中民粹主义极端政党群体性崛起,所谓的黑天鹅事件也经常出现等。这表现为:第一,使得政党的格局更为多元化和碎片化;第二,政党的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加剧了民粹主义的复苏;第三,政党逐渐媒体化,使得媒体和网络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第四,政治的极端化日益主流化,在极端右翼政党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第五,极端政党虽然力量得以壮大,但仍难以轻易撼动主流政党的主导地位。
此外,首都师范大学的王超做了题为“阶级、民族与历史——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石母田正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的报告,辽宁大学的杨博文做了题为“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贡献和借鉴”的报告,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张朝钰做了题为“日本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的历史演进”的报告,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汪力做了题为“日本学界的尾崎秀实研究”的报告,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明亮做了题为“从《前卫》杂志看日本共产党的党宣历程”的报告,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朱旭旭做了题为“论21世纪日本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及对话政策的展望”的报告,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丰箫做了题为“新中国初期共产党高校价值观教育研究”的报告。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伯玉、副研究员张晓磊,南京大学副教授彭曦、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陈月娥等对部分会议论文做了精彩点评。在综合讨论部分,与会代表针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和交流。
最后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做会议总结。他指出,七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的举办,积累并促进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青年学者和在校学生的表现值得关注。通过他们的发言、发表,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了生机与活力,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也看到了希望。此次论坛,既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次学术盛宴,是一次思想观点的交锋和头脑风暴,也成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会议在几个方面带给我们重要启迪: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如何与各国具体国情相互结合的问题。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正因为是不断发展的,所以才是科学的,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是教条主义式的。第三,关于中文语意和日文语意的关系问题。在亚洲文明传播的历史上,汉字的贡献当然是巨大的,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同样的汉字词汇也会引发不同的理解,容易导致歧义,应注意分析、比较。杨伯江表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作为论坛的发起方及本次论坛的主办方之一,今后将继续加强与“马工程”办公室和上海研究院的密切合作,做好相关组织筹划工作,力争把论坛办得越来越好。
《日本学刊》编辑部陈祥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