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1日，日本参议院选举尘埃落定。安倍晋三率领的自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重新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日本式“扭曲国会”的局面宣告终结。由此，安倍长期执政的可能性获得有效提升。在“重塑日本”的旗帜之下，安倍内阁的内外政策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变革。在此背景下，结合日本发生的最新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于7月23日围绕若干重要热点专题举行了“参议院选举后日本内政外交走向”学术研讨会。来自所内政治研究室、外交研究室、经济研究室、社会研究室、文化研究室和《日本学刊》编辑部的相关科研人员与会，就参议院选情、宪法修订、经济政策、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看法。会议由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主持。一  选后政局走势

赢得参院选举，是安倍执政目标的重中之重。在研判此次参议院选举对日本政局的影响时，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选民对“安倍经济学”的期待是执政党胜选的主要原因。经过此次参议院选举，安倍的执政根基进一步得到巩固。此次参议院选举最突出的意义，表现为日本多年来朝野分执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局面得以全面消解，保守右倾化的趋向以民选认证的形式得到固化，这为安倍内阁“重塑日本”，践行其保守偏右的国家战略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基础。据此，杨伯江认为，安倍内阁的性质体现为对外是民族主义的，对内是国家主义的。组阁的人事安排、干预央行独立性、组建日本版国安会、主张扩充公权力的修宪，都映衬出其对实现“安倍一统”孜孜以求的内心。

选举后，舆论更关注安倍能否乘势打造一届“久违”的长期政权。鉴于近期不会有大规模的常规国政选举，自民党总裁选举也在两年后的2015年9月举行，因此，可以判定安倍内阁会打破近年日本政坛“一年一相”的局面，很有可能长期执政。

但安倍能否抓住历史机遇实现这一诉求，不仅要看决策者的“意图”，亦要看其“能力”，即能否“真正”稳定政权。赢得参议院选举的安倍政府正着眼于长期执政。但根据上一次他担任首相时的表现，可以看出安倍并非能掌控全局的“一流”政治家。外交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勇据此表示，重掌政权之后，安倍提出经济、外交与安保、政治三大战略。在参院选举中胜出，可更有效实现其提出的上述战略。但安倍能否长期执政，既取决于内阁所提出的各项政策的落实程度，也取决于有效协调朝野各方势力的力度。具体要看其能否强有力地继续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及经济改革能否惠及民生，能否有效整合施政资源（特别是有效驾驭官僚和处理好党政关系），能否继续保持较高的支持率以成功压制反对派及顺利推行各项重要施政措施。在“卧薪尝胆”之后，能否吸取前车之鉴而“励精图治”？上述课题，无论是对日本决策层政治智慧，还是执政能力，抑或是施政水平，均将提出重大考验。尽管安倍欲凭借其高支持率，摆脱“犹豫不决的政治”这一日本政坛的长期“顽疾”，但亦将在上述问题上面临严峻挑战。正是基于此，参议院选举之后，安倍曾多次被告诫不应被胜利冲昏头脑，应更加“谦虚谨慎”地执政。

二  修宪山雨欲来

修宪是安倍的既定目标。关键的问题是，这场甚嚣尘上的“修宪运动”意味着什么？参议院胜选后安倍能否顺利推进修宪进程？修宪会给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造成何种影响？这些问题也是日本国内外近期所强烈关注的焦点之一。

外交研究室研究员吕耀东表示，安倍的修宪核心意在“第九条”，且决意将修宪进行到底，最终实现“重塑日本”。国际国内舆论已看清安倍“曲线修宪”的终极目标在于修改包括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和否认交战权的“第九条”。说到底，此次修宪的实质在于，日本欲放弃“和平主义”这一历史“承诺”，埋葬战后政治体制。

政治研究室副研究员张伯玉认为，参议院选举后，安倍会抓住这最佳的机会，打开修宪的“闸门”。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安倍要做“伟大的”首相的抱负使然。从政治理念上，安倍继承了岸信介与安倍晋太郎的衣钵，又在《致美丽的祖国》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修宪主张。参议院选举后，在政局稳固的情势下，安倍欲通过修宪来完成政治“悲愿”，成为既能振兴经济、又有明确政治诉求的“伟大的”首相。其二，这也是日本国家定位的需要。日本在成为经济大国和民生大国之后，以自民党内保守派政治家为首的主流政治势力意图通过修宪来成为“正常国家”，最终摆脱战败体制，成为能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强有力国家。　

参议院选举的胜利将推动安倍在推行保守政治纲领方面采取切实的、全面的行动，安倍的“修宪大计”不仅针对“第九条”，而是包含一个体系性的内容。在遭遇阻力时，采取解释性修宪等“迂回手段”将成为安倍的选择。张勇认为，参院选举后，是否放宽修宪提案条件以及如何修宪将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现行宪法第96条规定“宪法的修订，必须经各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由国会创议，向国民提出，并得其承认”。在前项上，自民党、大家党和日本维新会赞成或有条件赞成放宽，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等政党表示反对，公明党则未明确表态；在后项上，自民党力主修改“第九条”并设置国防军，在野党则一方面批判自民党“鲁莽行事”，一方面向对建立国防军构想存疑的公明党展开宣传攻势。总之，自民党跃跃欲试，公明党不置可否，在野党涣散无力，舆论人心思“变”，修宪成为大势所趋，今后应高度关注何时修改及何种程度上修改。

修宪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政治方面，由于修宪问题涉及国家定位、公权与私权的关系、权利实现的程序等多方面重大问题，在大多数意见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安倍政府在近期将谨慎渐进地推进修宪进程。尽管安倍执意修宪，但具体的修宪步伐要比预想的艰难。《日本学刊》编辑部助理研究员庞中鹏认为，安倍修宪要过美国、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以及日本民意三只“拦路虎”。围绕修宪目标，执政党内部以及与舆论之间能否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成为关键。修宪是安倍的重要信念之一，在其主导之下，2012年4月自民党推出了新版《日本国宪法修改草案》。2013年5月，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在多种场合示意将考虑修改宪法第96条对修宪所设的门槛。但当发现无论是事后的民调还是盟友公明党都不对此看好时，又变得悄然无声了。这次参议院选举的结果，自民党虽然取得了大胜，但是未能单独过半，对于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员赞成票，由于公明党明确反对针对宪法“第九条”的修改，自民党即便算上有意参加修宪同盟的维新会也很难达到规定的票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安倍不会就此而打消修宪之梦。自民党与修宪势力的暗送秋波，很难确保未来三年自公两党不会为修宪发生激烈冲突。由此可见，安倍的修宪步伐不会“顺风顺水”。

对此，杨伯江表示，美国力图拉盟国与友邦来制衡中国，日本是美国战略“大棋盘”上很重要的棋子，但在修宪问题上，美国还是基于其现实利益需要来应对。短期看，“解释性修宪”更符合美国利益。倘若安倍执意修宪，美国亦担心其对战后秩序的连带性冲击效应。尽管修宪是安倍的首要目的，但实际的酝酿过程将是漫长的。此次选举表明国民对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有所认同，但修宪需要民意的充分酝酿。今后，安倍也将不断地启发和“刺探”民意。所以，安倍修宪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兼顾多方重大平衡，摆平艰巨的利益交易及妥协。如果选举后安倍能够维持较为长期的稳定政权，在修宪上取得一定进展不是没有可能，反之他也会通过改变宪法解释来寻求政策突破，尤其是在关于行使集体自卫权等事项上。总之，选后安倍在这方面将不会消停，总要搞出一些动作。

安倍宣称修宪是日本分内的事情，但不能否认日本“和平宪法”是由美国主导制定的、意在根除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历史事实。吕耀东认为，日本战后走上限制军事化和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正是基于“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确立与存在。然而，这部受到亚洲及世界广泛赞誉和对日本经济崛起功不可没的“和平宪法”，却成为日本保守势力追求“正常国家”之路的最大障碍。安倍等人强调自民党建党精神之一就是“制定自主宪法”，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设置国防军，允许在国外使用武力，废除宪法中对行使集体自卫权制约等言论，已经严重侵害了日本现行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

与会学者认为，参议院选举后，若参院获胜的安倍等人急于改变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和平主义原则，设置“国防军”并废除对行使集体自卫权制约，日本“和平宪法”将不复存在，和平主义精神将失去宪政依托。其实，自民党自从结党以来，修宪即成其理念与目标之一。在该意义上，修宪不是新问题。但能否站在正确的历史认识的立场上开展对宪法的讨论，这成为考验日本决策者的领导智慧的重要指标。在不反省历史教训的前提下，执意修宪贻害无穷。

三  “安倍经济学”面临考验

本次参院选举的最大悬念，是选民对“安倍经济学”会做出何种评判。在此次选举中，自民党主打经济牌，向民众传达通过“安倍经济学”激活经济、摆脱长期通缩的政策意图。安倍能取得参议院选举的胜利，主要来自选民对其经济政策的强烈期待，安倍亦正是利用这种期待达到在选举中取胜的目的。毫不夸张地说，“安倍经济学”是自民党在这次参议院选举中运用最多的一张牌。截止到2013年7月，日本股市价格气势如虹，从2012年尚处于民主党执政之下的8000多点上涨到了14000多点，而日元的贬值则有效促进了日本的对外贸易，出口、生产等经济指标开始明显回升，日本大企业的报表也“转忧为喜”。但选举之后如果安倍无法继续维持经济回升态势，无法带领民众真正走出经济困境，自民党能否长期把持政权恐怕要被打上一个问号。可以说，经济政策关系到政绩，更关乎其执政正统性，“成也经济、败也经济”。

经济研究室研究员张淑英表示，与其说安倍的经济政策是“安倍经济学”，莫若说是“安倍政治经济学”，这不是纯粹的经济政策，许多政治目的被夹裹其中。目前安倍的经济政策刚开始推开，具体政策效果仍需继续跟踪与研究。杨伯江指出，安倍通过短期的刺激政策，让经济数据“亮丽”起来，从而保持内阁支持率高开高走，使执政党在选举中确保胜选。“安倍经济学”政策本身是“以牺牲明天的发展利益来换取今天的政治利益”，统计数据背后存在泡沫风险。2014年4月日本政府将正式实施消费税增税政策，将消费税率从5%提高至8%，民众提前购买大宗消费品，造成GDP数据短期表现强劲的泡沫很可能随之破裂。

目前，对“安倍版”的经济增长战略所面临的“大考”才算真正开始。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丁敏认为，安倍在经济领域的雄心主要表现为要引领日本经济走出“通缩”，所以他上台后迅速展示了经济政策上的“三支箭”,即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战略。从安倍上台后日本股市上扬和日元贬值的现象看，“安倍经济学”有了初步的表现，但日本内外有识之士更加关注作为第三支箭的经济增长战略，即关系到今后经济持续增长的涉及深层次改革的政策，该政策能否得到稳定的实施，也要看安倍执政时间的长短。从政策意图上看，“安倍经济学”与其说意在解决实际问题，不如说是为了提振市场和投资者信心，短线色彩强，为选举服务的政治性和功利性很明显，日本经济要真正“治病”，走向正轨，需要稳定的长期政权和持续的支持政策。同时，“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无论哪支均非独创，但其声势浩大的宣传效应在央行的强力配合下，为市场信心的提振和民意的提升创造了条件。近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历届政府也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努力解决过不景气问题。特别是从2001年小泉内阁以来，每届新内阁都会出台相应的经济增长战略，却并未改变日本经济长期颓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倍经济学”某种意义上缺乏新意，不解决深层结构性问题，日本经济难以解困。另外，日本的“通缩”局面的形成非一日之寒，在很大程度上“通缩”不是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而是日本经济停滞的结果。此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金利的上升和国债的贬值。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因此，参议院选举只是阶段性“测评”，被执政党纳入“竞选公约”的“安倍经济学”的长期效果，还需同提出者安倍一起接受时间的考验。

在研讨会上，有个有趣的现象，用丁敏的话来讲，那就是搞政治研究的学者认为判断安倍政治未来走势要重视其未来经济政策的成败，所以向研究日本经济的学者讨教安倍经济政策的未来如何；研究日本经济的学者则关心安倍内阁的稳定性，向研究日本政治的学者讨教安倍内阁的未来如何。如果是单学科的讨论会，很难实现这种跨学科的观点交流与互补，在多学科的讨论中，这种观点的交流与互补，可以让参与者受益良多。

四  中日关系走向何方

参议院“大考”过关后，安倍内阁势必会秉承“重塑日本”的口号，以推动日本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全面振兴为目标，全力贯彻落实积极进取的内外政策。其成效及走向，对日本、对周边乃至国际社会都将具有重要影响。这其中，当前中国学者的关注焦点是安倍的对华政策会有哪些新的变化，中日关系又将走向何方？

在外交方面，新世纪日本外交“最大的课题”是对华关系。外交是内政的反映，日本在追求“正常国家”的同时急需给自己在亚洲找到定位，而这个定位首先取决于如何看待中国。也就是说，对华关系处在日本内政外交链条的最重要的位置上。

值得关注的是，安倍内阁诞生以来，在对华问题上的关键词之一居然是以“价值观外交”为理念而开展的对华“环绕外交”。杨伯江表示，安倍再任首相后，在现实可用的对外战略牌并不多的情况下，“价值观”这一法宝被重新祭起。其中潜藏的战略危险性，不言自明。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谋求经济区域合作的主流下，若日本继续固守冷战思维，一味构筑所谓“自由繁荣之弧”，既不利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大局，更有悖于世界多数国家谋求和平稳定、合作共赢的良好愿望。张勇则提出了日本主张“价值观外交”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指向。他认为，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既以意识形态为载体，又展现为地缘政治的传统“包围”方式，日本正在修复自身外交战略上的缺陷，在战略上更有针对性。具体说来，日本选择“价值观外交”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及针对性。这首先是日本外交自我定位的需要。在冷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日本所奉行的“外交三原则”逐渐“变质”为对美追随的“外交一原则”。冷战结束后，日本除了坚持和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之外，也在尝试借“价值观外交”来拓展日本外交的新“地平线”。其次，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又“处心积虑”地将中国作为其“价值观外交”的“靶心”之一。

就外交政策本身而言，可以看出安倍的对华外交正面临结构性调整。目前看来，构成这一结构的行为主体及出现的问题均愈发多元与复杂。即参与及影响对华决策的机构和个人仍呈上升趋势，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内部结构日益多元，且双方在价值、主权及利益上的问题也愈发凸显。

就对华外交的具体政策目标而言，在历史、价值、领土等重要问题上，日本很难做出原则性让步，但会根据内外形势的变化做出灵活调整。例如，在制约中日关系的具体问题上，吕耀东认为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已经让日本在国际社会的道德形象大打折扣。尽管安倍在错误史观的指引下“有心参拜”，但鉴于当前中日关系的状况，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地选择在8月15日战败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倘若内阁其他主要阁僚罔顾曾饱受侵略的相关国家民众的呼声，而是为了偏狭的历史观和特定的政治目的执意参拜的话，也一样会使日本遭受新一轮的“国家信任危机”。在钓鱼岛这一重大领土问题上，日本顽固认为不存在主权争议和不开展相关谈判。但随着该问题的充分激化，日本继续坚持上述“两不”立场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与风险。与此同时，日本“再兴战略”离不开中国，安倍要想打造长期政权，就要强化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及双边关系大局。在中日经济关系方面，经济研究室研究员徐梅认为，安倍经济政策也将会对中日经贸合作及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值得关注。

总之，参议院选举后，日本国内政局的制约因素将有所缓解，安倍在对华政策上应当会有更大自由度。同时，由于对华政策成为“短板”，一味强硬备受诟病，也被认为不符合日本长远、根本的利益。上述情况表明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空间在增大，调整需求在增强，但对华决策难度亦在持续增加。总体而言，安倍对华政策选择“半径”将进一步扩大。其很可能会选择一条“动态平衡”的“政经分离”路线。以此为纲，近期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在手法上体现为“软硬兼施”。因此，目前对华总体形势依旧严峻，但亦存在改善政治关系的需求。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不排除在局部问题上吹“暖风”。外交研究室副研究员白如纯认为，此时应“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应继续关注安倍对华政策走势，注意做好对日工作。

正如与会学者所感慨的那样，诚挚的交流和质疑，可以相互完善和修正学术见识，拓宽思路。在研讨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观点交锋。在总结发言中，杨伯江表示今后所内会继续鼓励和推动此类专项研讨，以期更好发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不负时代赋予当代日本研究者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