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日本对外侵略的历史教训与现实思考”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7月18、19日在天津举行。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70余位专家学者共提交论文近60篇，采用大会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两种形式进行，将历史认识与现实思考紧密结合，围绕着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根源、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史实、日本战败投降及战后历史认识问题、战后日本的发展轨迹与未来走势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一、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根源的解析

对于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根源的探究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这一话题也在本次会议上引起了最为热烈的讨论。

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行动选择既有其政治上的现实基础也源于其思想上的长期谋划，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近代以来日本国家战略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汤重南研究员通过考察近代日本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日本迅速实现现代化的缘由及经验，探讨了近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与法西斯道路的源流、历程与原因，揭示了近代日本国家战略的反人类反和平本质，归纳了近代日本国家战略错误及其败亡的历史教训。他指出：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以追求、实现日本帝国在亚洲甚至世界的霸权，是日本帝国的国家战略；从“富国强兵”到“强兵富国”的性质转变是其标志性的表现；“大陆政策”的提出、推行、贯彻是日本帝国国家战略的具体实施；日本帝国从战争走向更大的战争，直至彻底崩溃、失败、灭亡是日本帝国国家战略、军事战略最后的归宿和必然结果，注定了日本帝国败亡的命运。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对日本进步史学家江口圭一的日本“十五年战争”研究进行了评析，从而揭示了近代日本的政治属性问题。他认为江口对战前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是沿着三个紧密关联的层次展开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具有经济弱势、军事强势的两面性；天皇制立宪主义具有两重性制度弊端；在外交方面日本集团内部存在对英美协调和亚洲门罗主义两条路线的争论。此三层面的论述揭示了近代日本走向战争的根本原因。

政治基础与国家战略为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提供了行动基础，而历史遗产则成为近代日本对外侵略的原动力，回溯日本历史，对外扩张的基础与思想古已有之。南开大学端木迅远博士认为自古以来对外扩张的历史记忆、武家社会的尚武传统、江户时期的对外扩张与“皇国至上”的思想准备以及幕末遗留下来的扩张思想的传承，使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成为其必然的选择。

在历史遗产与现实环境的双重影响下，近代日本在思想方面展现的新动向成为对外侵略的行动指针与精神源泉。上海交通大学翟新教授与大连大学安善花副教授分别从对华观与国际秩序观的角度考察了近代日本的对外认知。前者以东亚同文会为研究对象，指出其在对华活动中提倡的所谓保全论并不是基于道义的保全，而是被日本国家利益驱使，随具体状况变转的战略性利益自卫。后者认为日本由于近代化的迅速成功，原本脱离落后亚洲、免遭瓜分的思想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向近代的畸变，转变为以西欧国际体系为标准构建日本与邻国间上下秩序的“脱亚入欧”论。在近代化认识方面，北京大学唐利国副教授以吉田松阴为研究对象，指出吉田松阴思想的非现代性，认为其政治论受制于封建道德主义，其行动能量源于武士伦理和儒家道德，其社会动员是通过强制人民承担义务来实现的，是通过旧思想极端化将自身行动正当化的“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南开大学臧佩红副教授探讨了军国主义与教育的关系，指出近代日本“学制”时期的教育内容已包含军事因素，此后各时期军事与教育的关联逐渐加强，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完成向军国主义与军国主义教育的质变。西南交通大学田雪梅教授则对明治至大正时期日本国民铸造的特点与历史教训进行了归纳，指出日本统治者以“国家权益”之名对民众权利实施压迫，剥夺民众自主性；以“民族自立”之名进行对外扩张与国际压迫；在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致命缺陷下，民众在实践中只能迎合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舆论导向，导致整个社会服从法西斯统治而走上战争道路。

二、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史实的揭露

关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具体史实，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通过严密的实证研究予以充分的揭露。

有关二战前日本的对外关系，大连大学张晓刚教授与福建师范大学赖正维教授分别就中日朝与中日琉间的外交关系进行阐述。前者指出明治初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是近代条约体系向传统封贡体系的挑战，可视为颠覆近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重要转折点。后者则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琉球仁人志士进行的复国运动，指出其相关行动为中日搁置分岛改约产生重要影响，也揭示出中日国力差距与琉球内部分裂是其复国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关于战时日本侵华史实，多位学者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并重的探讨。南开大学宋志勇教授从近代日本对华观的转变入手，对“九一八”到“七七”时间段内日本侵华政策的演进进行了考证。认为在此期间日本的对华观经历了签订《塘沽协定》后否定国民政府、分裂华北的片面轻视中国观，到西安事变后的“对华再认识”论，最后经历了广田外交的强硬对华政策，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扩大为全面侵华。他指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源于其长期形成的对华认识，其中既有对中国抵抗力的误判，也有对中国发展的准确予判，是日本多种对华认识及对外认识合力的结果。吉林大学沈海涛教授针对当下国内外学界关于日本对我国移民侵略研究的不足，从日本对我国移民侵略的名称变化问题、日本移民侵略的本质与特征等问题，以“关宪档案”为基础史料，指出日本“开拓团”本质上是日本实施大陆侵略的“殖民扩张团”。天津社科院万鲁建副教授、天津大学王美平副教授分别对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与铃木贞一的战争罪行进行了考证。天津工业大学南龙瑞副教授与南开大学赵岩博士分别从伪满洲国的驭民政策及战前日本对山西煤炭资源的掠夺方面揭露了日本的侵华罪行。

关于战时日本国内政策的讨论，呈现出研究视角广泛的特点。南开大学李卓教授从社会史视角，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在战时利用国民在家族和集团社会中培养起来的惟命是从精神，实施“一亿总动员”，使作为社会构成细胞的家庭参与到战争体制中。这些军国家庭作为皇国臣民的养成所与提供战争兵员的生殖机器，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社会基础与民众基础。南开大学雷鸣副教授从经济史角度，指出日本战时统制经济是同时代国内外社会政治经济变动的产物，“修正”和“改造”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其思想基础。战时统制经济是在该思潮指导下，由新官僚、军部、财阀联手推动形成的。山东大学王慧荣副教授从教育视角，指出培养服务于战争的“军国之妻”、“军国之母”，动员妇女进行“劳动奉公”，甚至动员妇女直接参战是战时女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孙继强副教授从媒体视角，以德富苏峰为考察对象,认为其“言论报国”思想及战时舆论活动对日本军国主义宣传网络的构建及对外宣传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洛阳师范学院郑亚楠以人口政策为研究对象，指出战时日本为填补“人力资源”匮乏的空缺，推行一系列人口扩张政策法律，使生殖脱离私人范畴，使女性成为生产侵略战争兵员的生育机器。北京化工大学张明国教授从科技史视角，对日本侵华期间的殖民地科学进行详述，指出科学技术一方面充当了日本掠夺中国物质资源的工具，另一方面在精神上成为奴役和驯化中国人的思想工具。

三、日本的战败及其历史认识问题

日本的战败投降与历史认识问题是近年来中日关系研究中的焦点话题。与会学者从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侵华的战争遗留问题以及战后历史认识三方面进行了阐述与讨论。

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就“日本何时投降”、日本投降有无条件、《终战诏书》的重新解读展开了严密的实证研究。他通过分析1945年8月10日围绕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而发生的一系列国内国际事件，认为该日才是日本的实际投降日。并通过回顾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拟定战后对日政策的相关事件，指出“有条件投降论”与“无条件投降论”虽均有其合理之处，然而“有条件投降论”却更符合历史真相。他还通过对《终战诏书》的重新判读，指出在诏书中日本只承认败给美国，这为“终战史观”提供了依据；诏书中明确提出“保留国体”，为日本谋划东山再起铺设了道路。

关于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国际关系学院鲁义教授对于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应在危害宣传、信息公开、对日交涉、积极研究对应措施等方面加强妥善处理化武的能力，减少伤害。

对于日本战后历史认识问题，吉林大学陈景彦教授指出美国占领政策、政治统治的连续性，缺少追究战争责任的群众性运动以及不合常理的逻辑在社会上得以通行，是日本政府形成右倾史观的重要因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研究员将战后对德、日两国财阀战争责任的追究加以比较,指出财阀在两国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德国财阀的战争责任被彻底清算，而日本财阀不但躲避了东京审判，更因多种现实因素“解而不散”，再次充当起日本保守势力的经济后盾。战争责任审判的不彻底性成为当下日本右翼势力拒绝认罪态度的根源。吉林大学戴宇教授通过对日本学者白井聪的“永续战败论”的介绍与分析，指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往往抱持偏狭的“受害者意识”，这使其淡化乃至遗忘作为加害者的身份与历史,及其成为“受害者”的根本原因。在保持“对美从属”的情况下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的言论今后在日本仍将不时出现，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解决仍将是一个较为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四、战后日本的发展轨迹与未来走势

关注战后日本的发展是本次会议的又一重点问题。多位学者从日本与战后世界的关系展开了探讨。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徐启新教授认为当前中日关系虽有缓和，但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诸多因素未能消除，中日关系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处于对立、缓和、对立的新常态。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键研究员指出，冷战以来，日台间政治关系急剧升温，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比重急剧增大。然而由于曾长时间受到日本殖民统治，日本对台湾的影响至今仍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大连外国语学院张耀武教授指出美国因素是中日关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战后初期中日关系格局的形成，与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及《旧金山和约》有着紧密联系，此后中日关系的每一环节，皆离不开美国的影响。洛阳师范学院陈巍副教授则从日本自卫队派遣伊拉克的角度，指出自卫队在伊拉克受到的种种约束，及航空自卫队违宪违法却无人受到追究的情况，为此后日本政府婉转突破宪法及相关法律的限制提供了借鉴。

对于战后日本的研究，本次会议另一个关注点是战后政策及其未来走势的问题。天津社会科学院李冰研究员认为战后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外交战略基石，加以巧妙利用，将拓展海权范围为目的的战略长期掩藏于美国插手亚太事务的行为之下，以此迂回的方式一步步推进大国扩张战略。南开大学乔林生副教授指出战后日本出现的世袭政治现象正阻碍着当前日本的改革进程、社会发展，并侵蚀着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导致日本逐渐走向“衰败”的根源所在。南开大学张玉来副教授对日本军工产业的发展进行了考察。他指出当前安倍内阁在以“推进经济复苏换取支持率”的同时，正悄然实施日本国家安保战略的转型，这将促使日本的军工产业大举走向世界。南开大学尹晓亮副教授认为基于当下东亚局势，日本对美国采取“追随者”和“利用者”的角色定位；对中国则采取“制衡者”和“分享者”的身份定位。以此为基础，日本实施了深化美日安保内涵、调整防卫计划大纲、设置国家安全战略、极力制衡中国等一系列具体行动。辽宁大学孙立祥教授则从中共三代领导人对日军国主义复活动向的关注与警惕的角度，论述了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过程。

关于战后社会的思想动向，辽宁大学王铁军副教授从战后日本各种“和平纪念设施”的修建及其展示内容的角度，对战后初期形成的和平主义思想进行了分析。指出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想因具有被动性、投机性、情绪性等特点而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使得战后初期的和平主义逻辑变得自相矛盾、脆不可击，进而使得民族主义、右翼势力增强。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关注现实，方获发展。本次会议以严密的史实考证，丰富的研究视角，注重历史论证与现实思考的结合，对近代日本侵略扩张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研讨。正如复旦大学赵建民教授与南开大学米庆余教授在大会最后的综合评论环节所说，在今后的具体研究中，既应注重对日本传统文化这一根源性问题的研究，也应具备作为历史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紧密结合。

本次会议为期两天，虽然议程非常短暂，但内容十分丰富。通过本次会议，增进了学者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