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经济管理类刊】

       【专题名称】世界经济导刊
　　【专题号】F8
　　【复印期号】2013年08期
　　【原文出处】《日本学刊》(京)2013年3期第3～22页
　　【英文标题】An Investig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Japan's Economy after the World WarⅡ: 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Systematic Defects of Catching-up Economy
　　【作者简介】徐平，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与发达工业化国家比较，日本属于后发展国家，其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属于赶超经济。如果以此作为观察视角，日本的赶超经济在战后经历了赶超试验、泡沫试验、转型试验三个阶段。日本赶超经济在这三个阶段的绩效表现有所不同：赶超试验阶段绩效显著，泡沫试验阶段弊端显露，转型试验阶段步履维艰。通过对日本赶超经济三大阶段性发展过程的认真观察和深度思考，可以发现其赶超经济难以克服的体制性缺陷。这正是日本经济转型试验中制度创新的瓶颈。日本赶超经济所经历的比较完整的过程，向人们验证了一个命题：政府干预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关键词】日本经济  赶超经济  后发展国家  体制性缺陷

　　德国学者雅斯贝斯指出：“文明的真实始末（只有）在其发展和衰退中（才会）被理解。”①日本经济的突然“逆转”，为我们完整认识日本赶超经济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经济的失败与它的成功一样意义深远。日本今天发生的既是一场悲剧，又是一种警示”②。本文试图突破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阶段的惯常划分方法③，以赶超经济的思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赶超试验（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泡沫试验（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转型试验（90年代初期至21世纪头十年）。
　  在赶超试验阶段，日本政府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科技革命成果，搭建起适合日本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实现了经济持续性的高速增长；在泡沫试验阶段，日本政府为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所迷惑，虚妄地矜夸日本已经达到了世界经济的至尊地位，掉进了迷乱“扩大”的陷阱，出现了投机“狂乱”，游离了对新的社会变化所应做出的努力，最终自食泡沫经济之恶果；在转型试验阶段，虽然日本政府也意识到需要改革赶超体制以顺应时代发展，但由于固有制度的僵化，日本政府很难促成这样一种转变，驯致日本经济乃至社会陷入一种动力缺失和活力不足的局面。日本赶超经济在这三个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绩效，值得我们认真观察和深入思考。
　     一、赶超试验：“高速增长”的凯歌时代
　    赶超试验阶段是指日本经济快速恢复和高速增长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利用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科技革命成果，克服了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建构了支持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完成了从统制经济到市场经济、再到赶超经济的转变，实现了恢复重建和高速增长。
　    （一）恢复重建
　    战后初期，为了快速摆脱社会失序、经济混乱、政治虚脱的局面，日本政府沿用统制经济政策，实现了重建产业结构和恢复经济发展。1947年，吉田茂内阁通过实施“重新生产”计划，动员一切力量，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揭开了“重新生产”的序幕。不过，在恢复重建过程中，日本出现了两方面的严重依赖症状：一是政府依赖美国，二是企业依赖政府。1949年，美国底特律银行董事长道奇以总统特命公使的身份抵达日本，按照“稳定经济九原则”的要求实施一系列具体政策，被称为“道奇路线”。“道奇改革使日本经济从统制经济驶向自由经济的海洋。日本经济的基本规则彻底改变，道奇改革的最大功绩，是让日本企业认识到了自由竞争的严酷性和削减成本的必要性。”④日本经济面貌发生了急剧变化。
　    在严酷的自由竞争中，经济增长需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正常化”。为此，日本政府大规模地开展了生产合理化和提高生产效率运动。“合理化”是指人们根据理性的要求来安排生产活动。“人类如果有决心和有知识使用正当方法，便不怕得不到合理愿望的目的物。这是一个人人必须知道的真理。”⑤韦伯认为：“牟利的冲动，对利益、金钱、最大化的利润的追逐，其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贪得无厌根本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但资本主义等于追逐利润，通过连续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追逐源源不断的利润……只要交易是合理的，交易合伙人对每次行动的精打细算就成为头等重要的事……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甚至在资本谋划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整顿畸形发展的战争经济，以美国的反对浪费运动为起端，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推广应用先进生产技术的大规模企业合理化运动，并构成20世纪20年代世界性的产业进步政策的主流。⑦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的经济发展缺失了这一合理化改进过程，造成了企业生产方式的落后。战后，为了促进生产合理化发展，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1）制定一系列生产合理化计划；（2）按照行业特点合并、扩建、改建和新建一批重化工业企业；（3）派遣大批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技术人员到美国和欧洲进行考察；（4）成立“日本生产力本部”，负责宣传督促生产合理化运动的开展。为了促进合理化的展开，日本政府向海外派遣了586个考察团，人数达到6072人，各种报告书达170册，被媒体称为“昭和遣唐使”。⑧考察结果在国内得到普及，掀起了提升生产能力的高潮，并确立了全面质量管理（TQC）模式，即所有员工为提高产品质量而致力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据统计，1955—1961年间的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61%⑨，对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高速增长
　   1955年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新起点，正如1956年版《经济白皮书》所述，日本完成了战后经济复兴，步入了稳定发展的轨道。1960年是一个非凡时代的开始，通过开展“新产业体制”运动，日本积极致力于推进制度创新，组织企业变革，加速向贸易自由化转型。在相关政策的刺激下，日本涌现出一大批“新技术志向型”企业。这些企业大力引进技术、改进工序、激发创意、提高效率，建立起一套可靠的质量保障体系。通过“新产业体制”运动，日本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1）新型商品不断涌现，尤其是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1966年汽车进入寻常人家，这一年被称为“汽车元年”；（2）新型生产方法不断推出，出现了一大批临海工业区；（3）新式销售渠道不断开拓，各种各样的专卖店、超市、综合商社遍布全国；（4）新型原材料不断挖掘，出现了新型能源石油以及石油化学制品。
　   1970年，世界博览会在大阪举办。这是在日本基本完成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时期举办的一次盛会，也是亚洲国家举办的首次世界博览会，日本借此向世界宣布已经成为“现代工业国家”。在世界博览会上赢得自信的日本政府，把产业升级和质量控制放在首位，开始重塑“日本制造”，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商品如潮水般地涌向世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丰田汽车公司在该时期跻身世界汽车十强企业，“丰田生产方式”获得举世公认。此外，索尼、本田作为新式企业登场，松下、日立也开拓了新的生产领域。正是活跃的企业投资活动，推动了日本经济持续性的高速增长，图1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情况。到70年代后期，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发生了变化：（1）1973年和1979年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给能源依赖型的日本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2）日本在赶上或接近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水平后，再难以通过模仿或引进技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3）浮动汇率制度使日本经济的外需主导型增长难以为继。日本要想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就必须实现技术领先和金融扩张。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政策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目标展开的。自1981年起，日本启动了旨在促进基础研究的长期计划，金融领域也实现了迅速扩张。在国外拥有的资产不断增加，贸易收支以及公共财政出现盈余，金融机构开始向国际化迈进。可以说，日本克服了滞胀和日元危机，实现了中等水平的持续增长，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开始向“成熟社会”过渡。

　　当然，日本的赶超试验并非一帆风顺，也曾面临一系列的发展难题，比如国民收入分配、农村人口城市化、农业发展、环境保护、通货膨胀、就业、社会福利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等问题。但是，由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战胜了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化解了发展中所出现的矛盾，在克服一次又一次的发展危机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二、泡沫试验：“投资聚财”的疯狂时代
　   在日本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之后，无论政治家还是普通国民的头脑都随着经济的空前繁荣而急剧膨胀，盲目自信“日本时代”已经来临。东京都议员石原慎太郎和企业家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便以藐视的姿态质疑美国，字里行间洋溢着弥漫于整个日本的“浮躁情绪”。⑩自此，日本开始游离于对新的社会变化所应做出的适应性努力，滑向非理性“扩大”的陷阱，出现投机“狂乱”。
　   （一）早期预警
　   在赶超试验阶段，由于日本倾举国之力推进工业化发展，其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不过，美国学者波特在深入研究日本经济形势后，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经济所显露出的某些迹象，他称之为“早期预警信号”（11）。一般来看，日本的产业主要分布在两大领域：一是面向出口的企业，包括家用轿车、家用电器、机械设备以及钢铁等生产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的规模不大，只占日本GDP的15%，但很早就参与国际竞争，具有很高的生产效率。二是面向国内的企业，如服装制造业、食品加工业、流通行业、医疗服务业、建筑业等。其经济规模占日本GDP的85%，吸纳全国90%的劳动人口。由于受到政府提供补贴的保护，这部分企业的生产效率只有美国同类企业的三分之二左右，并不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产业结构的差异性，一方面表明民用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的强大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产品出口的单一性，这对于规模庞大的日本经济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战后以来，日本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并在1986年达到顶点。之后，日本的出口份额逐渐下降，包括一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如电视机、录像机、音频设备、照相机和半导体等。虽然出口份额本身不能说明国家层次上的竞争力，但其变化则是反映竞争活力和生产效率的重要信号。由于国内产业结构仍然停留在制造业的深加工和精加工阶段，新型产业成长乏力，导致日本在多媒体、软件、微处理器和网络等领域落后于美国，而这些正是新公司成长和新出口机会产生的发源地。由于经济引擎是缓慢失去动力的，日本的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并没有被更多的人所察觉。
　  （二）投机狂潮
　  “泡沫经济”是指在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资本膨胀的金融环境中，众多经营者在不切实际的高盈利预期和投机狂热的驱动下促成的以资产价格超常规暴涨为特征的虚假繁荣。人们将日本20世纪80年代资产价格的异常高涨现象称为“泡沫经济”，也有学者将这一时期形容为“投资聚财”的疯狂时代。（12）
　    日本“泡沫经济”发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1）日元快速升值。1983年，美国里根总统访日期间向日本提出了关于金融资本市场开放的问题。尽管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在此之前已经逐步展开，但事实上依然有许多限制存在。根据里根总统的要求，日本政府开始启动取消限制的实际步骤。1985年，美、日、英、德、法五国共同发表“广场协议”，旨在提升美元以外的各国汇率。日元开始迅速升值，从1美元兑235日元上升到215日元，一年后又升至150日元，最高时甚至升至76日元。日元升值并没有体现“广场协议”中所主张的“有秩序的提升”，而是如同一匹脱缰野马。日本是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理应根据实体经济的现实状况进行逐步调整。但是，由于调整日元汇率涉及多方利益，日元汇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由于日元快速升值，汇率频繁波动，让已经习惯了固定汇率的企业出现了不适应症状。（2）宏观政策失当。80年代末，日本政府开始干预货币市场，试图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控制流动性风险，却因此导致了股价以及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攀升。对于这一状况，银行体系还误认为经济运行健康，因为流动性的提高使得企业的市值上升，因此银行业的改革被推迟了。与此同时，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日本实行低利率政策，把经济投资引向资产投机和信用扩张，刺激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3）企业盲目扩张。日元升值增加了企业资产，企业又难以寻到新的生产性投资渠道，于是开始滑向盲目扩张。一是过度设备投资。80年代中期，日本在经历了由“日元升值”所带来的短暂性冲击后，兴起了大规模的设备投资热潮。美国学者高柏发现，1988—1990年间，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幅度甚至大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但是，制造业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扩大生产能力，而非用于创造新的、革命性的产品。当时市场上确实不断涌现新的产品，但也只是“泡沫技术”而非技术创新。二是海外盲目扩张。截至1988年，日本在美国投资达到530亿美元，开设了837家企业，雇用了30万美国工人。日本投资者以高价购买美国土地、矿产、农场、企业、旅馆、银行、商业中心等。（13）1989年，日本三菱公司以34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又以8.46亿美元买下了美国纽约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有人将日本刻画成一个吞食美国的重量级相扑运动员，刊登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三是市场异常亢奋。在直接金融的限制取消、自由市场形成之时，日本突然迎来了金融大缓和时代，庞大的资金像决堤洪水冲向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演绎出许多让人难以置信的“股市神话”和“土地神话”。（14）在一般国家，股价收益率大致是10～13倍左右的水平，而日本在1987年前后却上升到了20倍。1986—1990年间，日本全国商业用地平均价格累计涨幅达67.4%，东京地价水平在1985—1988年间增长了2.7倍。随着土地价格的暴涨，日本许多企业也开始投资度假区和兴建豪华公寓。到1988年，共有75个度假区开发计划，覆盖了日本国土的约三分之一。（15）（4）社会炫耀消费。突然而至的财富导致了炫耀式的消费，其程度在历史上的日本乃至任何其他国家都是前所未有的。（16）日本的购物者几乎垄断了发达国家所有的精品服饰商店，控制了全球的艺术品、钻石、游艇和赛马市场，甚至有人花500美元买一张麦当娜演唱会的门票，还有人出高价购买南极冰块。日元升值也让世界名牌产品在日本寻到了巨大空间。当时在日本开始流行“刹那主义”，人们追求刹那间的享受，很多名牌产品在瞬间便销售一空。今天再去东京街头寻找往日如流的名牌轿车或名牌时装，那种感觉已经难以寻觅，许多品牌店早已撤离日本。
　    （三）深刻影响
　    泡沫经济的发生和破灭，不仅对日本金融体系产生了巨大破坏，而且对日本国民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日本学者所形容的那样：日本在泡沫经济中所受到的伤害，就如同遭遇了一次“粉碎性骨折”（17）。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在总结泡沫经济教训时指出：“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日本原本可以大有作为。我们可以建设基础设施，改善铁路交通，提高住宅质量，实现更加富裕的生活。这些之所以未能实现，泡沫经济引起的资源配置扭曲，无疑是一个重大原因。”（18）在市场扭曲过程中，日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由泡沫引发的，甚至还以为这是由新经济发展所带动的。当泡沫经济崩溃时，日本政府还以为这“只不过在经历暂时的周期性衰退”，但时隔不久便开始意识到日本经济正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危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曾经指出：对于一个长期健康的经济来说，保持持续健康的、非膨胀的、以生产力为主导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而以暂时性、周期性的因素，如宽松的信贷、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庞大的引人注目的基建项目为驱动的成长必然面临重大滑坡，甚至崩溃。（19）
　    三、转型试验：“集体焦虑”的苦涩时代
　    自工业化以来，日本政府通过更多地介入市场进行工业化的组织和动员，实现了日本由后发展国家向准工业化和工业发达国家的转变。不过，当这种转变基本完成的时候，日本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正如日本经济学家说的：“在20世纪70年代，其间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为这种混乱所困扰，难以看清已经发生的方向性变化，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很晚才注意到这一点，进入80年代后，人们终于认识到日本达到了与以往不同的发展阶段。……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赶超阶段已结束，不能再视日本为发展经济，我们已在70年代的某一时点上不自觉地越过了一个巨大的分水岭。”（20）有学者将这种转变概括为几个方面：经济增长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工业生产由“硬件生产”向“软件生产”转变，利益追求由“国家利益”向“多元利益”转变，企业类型由“传统企业”向“风险企业”转变，对外贸易由“重视出口”向“重视进口”转变，制度供给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政府规制由“强化规制”向“缓和规制”转变。（21）日本“如果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发展势头，那就必须重新进入新的发展方向”（22）。1997年，日本经济同友会发布了《市场主义宣言》，明确提出面向21世纪的经济体制改革将在全球范围内铺开，日本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其目标就是通过强化竞争政策和制度建设，支持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2001年，小泉内阁继桥本内阁改革之后，又以“新世纪维新”为口号，提出了“无神圣域的结构改革”，并强调“没有改革就没有景气扩大，就没有日本的新生和发展”，希望国民“忍住阵痛”，加快推进结构改革。
　    改革，谈何容易！日本的改革面临着严峻挑战：（1）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挑战。赶超战略是通过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资金的投入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时技术可以通过大量引进以及利用先进国家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来获得。到工业化成熟期以后，一国经济便开始进入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阶段，这就需要自主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1980年日本提出“技术立国”战略，正是处于这样一个转折时期。但是，赶超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大量有关技术引进和吸收等方面的规制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影响。比如，自主型技术创新要求有很强的基础研究能力，与美国和西欧国家相比，这正是日本的弱项。据1995年《科学技术白皮书》统计，假定基础研究能力为100的话，那么美国和日本分别为62.4和6.4。日本要在高科技领域达到美国的水平，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与此同时，日本在高科技产品选择上也出现过两次重大决策失误：一是舍弃低能耗小汽车生产，重点发展高档轿车以抢占美国市场，结果因不适合美国消费需求而让美国汽车工业借机复兴；二是放弃进军个人电脑的有利时机，把主要力量投入于超级电脑研究，结果失掉了个人电脑的庞大市场，而美国则从个人电脑有关产品的发展中获得了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2）制度供给方式转变的挑战。日本政府的干预对加速其工业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再固守政府干预的固有方式，反而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一是严格的政府规制抑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完成赶超任务后，规制体制形成的非市场竞争秩序，阻碍了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保护了低效率组织的存在，影响了产业生产效率和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二是封闭的经济体制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日本作为发达的经济大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理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遵循原则上不接受外资的方针，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后，仍然坚持待本国企业具有竞争能力后再实施自由化的方针，极为有效地阻止了外国对日投资”（23）。于是，日本被全球引资浪潮抛出局外。正如经合组织前秘书长约翰斯顿在任期内指出的那样：日本已经成为“全球一体化的落伍者”（24）。
　    在挑战面前，尽管日本政府也进行了一些努力，开启了行政改革、财政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技术能力有所改善，循环社会大有成效，海外投资持续增长，农业走向海外屯田，但总体来说，日本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仍未改变，适应于赶超时代的社会系统仍在发挥作用，同时又雪上加霜地发生了阪神大地震、奥姆真理教地铁毒气事件、自民党—党执政体系崩溃和“3·11”大地震，这些都加剧了悲观主义情绪和内向自闭情绪的蔓延。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支持战后日本经济的结构框架（包括产业、金融、财政结构等），没有应对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国内经济成熟而发生新的转变，进入21世纪后，日本经济依然处于一种目标不明确的状态之中。”（25）由于丧失了最佳调整时机，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日本社会的两难问题愈益增多，政策左右摇摆，面临陷入社会转型期容易形成的“社会综合症”的危险——经济低迷、体制僵化、债台高筑、政局混乱、矛盾丛生，国际竞争力也不断下滑（参见表1）。这些问题的同时并存，使日本陷入了动力缺失和活力不足的“集体焦虑”局面。（26）

        四、创新乏力：源于赶超经济的体制性缺陷
　    西方国家是工业化的先行者，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占据优先地位，后发展国家只能在由发达国家所构建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开始自己的工业化进程，因此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启动面临着极其不利的“初始条件”。不过，美国经济史学家格尔申克隆提出了“相对落后性假说”。他认为，后发展国家在向工业化转变的过程中，具有一种得益于落后的“后发优势”——充分引进和利用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对一个较落后的国家，断定其落后程度的一个依据正好是它缺乏那些在较先进国家被作为工业发展前提条件的因素。……然而，落后国家有着先进国家不曾有过的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这就是有先进国家作为技术辅助、熟练工人和资本货物的来源。”（27）格尔申克隆关于“后发优势”的分析对后发展国家是适用的，同时也为后发展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提供了理论支持。如果将“后发优势”理论具体化，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1）发展模式选择的比较优势，即对发达国家各种不同工业化模式进行理性比较和选择，做出适合自身历史条件的最优选择，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2）发展途径选择的比较优势，即通过有效利用发达国家现有成果和经验，加快自身的工业化进程；（3）强化制度供给的比较优势。一方面，通过大规模发展诸如基础没施等条件，为政府对转变过程的介入创造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后发展国家经济落后的现实又容易引发强烈的社会变革意识，这种社会变革意识也可以通过制度供给的强化，引导社会资源投入到工业化进程。就是说，后发展国家持有的落后意识为发挥政府的比较优势、调动资源以及采取抵御风险的行动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经济增长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1）自然增长。古典经济学对自然增长早就有基本的描绘，即在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下，一些潜在的或自发的活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8）因而，自然增长具有相对缓慢性、平稳性和持续性发展的特点。西方发达国家属于内源型工业化，其经济增长属于自然的、渐成的和平稳的经济增长。（2）赶超增长。作为后发展国家（29），日本在战后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形成了经济赶超模式——以经济优先为共有信念，以政府主导为显性特征，以举国协调为重要依托，以出口导向和技术吸收为发展战略的高度集成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经历了从落后的市场经济向统制经济的转变，再向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转变，等于将发达国家经历几百年时间完成的制度变迁压缩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30）
　    一般情况下，赶超经济发展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以大力培育社会能力为重点，为积聚后发优势创造条件。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为资本、劳动力投入式的粗放式经济增长——“规模的扩大”。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人员流动、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等途径，进行技术引进和制度模仿，从而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效率的增进”。随着与发达国家技术和制度差距的缩小，可模仿学习的领域逐渐缩小，后发优势随之减少。第三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培育自主创新机制，经济增长动力逐步从后发优势转向先发优势——“自主创新”。日本的教训表明，以技术创新为重点的“第三阶段”的赶超，才是工业化的实质性转变。此时，技术创新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一是个体的动机与追求，二是社会的价值体现与文化氛围，三是国家的制度安排与政策环境。这就需要对业已形成的政府主导下的“赶超模式”进行制度性的调整。但是，赶超经济既可以促进后发展国家工业化经济的生成、发展和实现，也可能为后发展国家工业化的未来发展埋下隐患，使其在后续的发展中为解决这些遗存下来的隐患付出难以想象的社会代价。具体表现为：
　    （一）经济超常规增长所造成的畸形缺陷
　    对后发展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实现赶超，因此，往往把速度看做缩短差距和政府绩效的主要标志。为了追求高速度，后发展国家常以政府干预的方式打破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成长过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浮摆一个对实现赶超至关重要的重化工业体系。然而，由于落后工业的广泛存在（在日本表现为其经济结构的二重性），在引进现代工业的过程中时常伴随着紧张的结构压力，使发展性短缺日益明显。而赶超性短缺的包袱，主要是由地方经济承负的。在国家将主要资源用于现代工业的发展时，给地方经济留下的仅仅是零散的和难以形成经济实力的资源，从而使地方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这种状况又往往迫使地方政府采用超规范的、与国家发展要求不同的办法搞经济，于是形成了地方政府经济活动与国家层面经济活动的重大区别。
　    （二）经济超常规增长所导致的社会压力
　    任何体系，从人体循环系统到社会财富创造系统，都应遵循内在的规律进行运转，过慢容易失灵，过快容易崩裂。“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每一个财富创造体系都按其特有的步伐运转，也都有其独有的新陈代谢速度。”（31）相反，“如果我们总是处于生产能力与效率的边限上，就会导致极度紧张，这对于社会与个人都是不健康的。两者都超出了帕金森规律意义上的能力适用阶段”。因此，“人们必须总是要保持一些潜在的可能性和未使用的能力，让个人与社会处于能力适用阶段。有进一步发展能力的状态比竭尽一切力量的状态，更接近于最佳发展”。（32）赶超经济加快了社会发展节奏，也造成了紧张的社会压力。一方面，它使传统社会的基本骨架，即自然经济的自稳定结构在现代社会的嵌入下不能正常发挥其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变化的速度过快和角度过大，现代社会的规则和秩序难以即刻建立。这样，传统的框架依然以各种形式渗透和再现于现代社会结构的每个角落，使社会发展出现管理“真空”，正式的制度安排难以履行，超规范的“非制度安排”在正式制度安排的外壳下各行其道。
　    正如一位西方学者观察的那样，日本不是依法进行统治，而是置法于统治之下，日本如果像西方国家的民主社会那样，或者像日本宪法规定的那样运用法律，那么今天日本的权威结构就会崩溃。日本存在着大量的“例外规定”。比如，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相比，日本“例外规定”的产业领域比重非常大，这也是日本《禁止垄断法》实施力度较弱的重要原因。同时，对于违反《禁止垄断法》的事件，日本虽然也有行政的、民事的和刑事的规制手段，但很少使用刑事诉讼的法律手段，一般都是以行政指导的方式进行处理。为了避免发生政治与社会危机，政府就需要对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比如救助困难的工业企业等。因为一个大公司或银行的破产对于许多表面状态良好的企业，整个社区，甚至政治稳定都会产生影响。结果，日本政府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演变成一个“超载政府”。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国家预算，同时也逐渐破坏了原属于社会的创造性领域。
　    （三）“强政府”干预所造成的扭曲的制度供给
　    在日本，官僚制度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日本社会存在的“官尊民卑”的特权思想，使日本政府部门内部一直保持着“非民主性”的特点以及政府官员“神圣化”的倾向。（33）在官僚权力中，最强有力的工具莫过于被称为“下凡”的工具。“政府职能部门利用手中的权力，采用各种方式，谋求各种利益。在职期间，他们将利润丰厚的合同下达给自己的直属机构，甚至可以不通过任何招标方式。作为回报，他们在退休后，就理所当然地到私营企业或公益法人部门任闲职，心安理得地获取丰厚的薪金。”（34）如果调整了传统制度安排，政府的权限就有可能受到削弱。
　    但事实是，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在传统制度供给条件下已经形成了一种难以改变的惯性。如1996年当日本厚生省的退职官员到与新药许可和销售方面跟民间企业有密切关系的厚生省药务局任职的消息被披露之后，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批判，于是厚生省开始对“下凡”官员进行自肃。但是，事隔不久又发生了退职前曾负责药物审查的政府官员到东京医药品工业协会任理事长的事件。更有数据显示，2002年日本政府的“下凡”官员为1086人，到2011年仍为1144人。可见，仅从日本政府官员“下凡”的情况来看，至今尚没有改变的迹象。
　    此外，这一体制性弊端还衍生出许多粉饰性的陋习：
　    第一，标志性工程。日本赶超经济的附属性特点是投资型增长，形成了一种“公共投资依赖症”（35），这也是“日本独立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而拥有的特殊地方”（36）。日本政府不是致力于解决根本性问题，而是专注于各种标志性工程建设，各种用途不明的建筑物林立于全国各地，一些地方政府也沾沾自喜、引以为荣地建设所谓的“高科技未来城市”、“乌托邦城市”、“临海商务区”以及美术馆、超级昂贵的智能大楼等。因此，有人把日本称为“钢筋混凝土国家”，把日本政治称为“土建政治”。以“公共投资”为中心的财政体制孕育了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正是有了政治家和政府官僚的背后撑腰，日本的建设业才不断壮大。到1998年，全行业从业人员达690万，占日本劳动力总数的10.1%，相当于美国或欧盟相关数字的两倍。如果将由公共事业所派生的间接就业机会亦计算在内，估计日本每五个就业机会中就有一个与建设业有关。（37）
　    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萎靡不振的秘密，就隐藏在这些统计数字中。从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研发费用来看，2008年日本政府承担的研发费用比例为17.8%，远远小于美国的27%，德国的27.7%，法国的39.4%，英国的29.5%。（38）那么，日本政府为何达不到其他国家那样的投入比例呢？这是因为在官僚主导型的政府体制下，日本政治家为照顾选区和确保官僚的“下凡地”，将巨额国家财政支出浪费到高速公路、农村道路、维护新干线等保护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中，然而，这些公共投资并未达到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预期。（39）以至于日本松下政经塾政经研究所所长小泽一彦痛心地质疑：“对人口急剧减少的过疏化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大坝、桥梁和铁路建设，究竟有何投资和福利的意义呢？”（40）财政投资取向的偏离，使得日本终于没有更多的财政能力像美国和新加坡那样及时地投资于信息网络建设，而一些实证研究则显示，因特网建设完善的企业更有可能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
　    第二，粉饰性决算。日本赶超经济附属性的另一个特点是“粉饰决算”和数字虚报。1999年，当日本政府投入7万亿日元救助银行的时候，大藏省承认的不良债权却高达49万亿日元，是政府投入资金的七倍。尽管如此，大藏省官员却表示，金融危机会在“一两周内”结束。但事实上当时日本正在经历战后金融问题最为严峻的时期。
　    第三，习惯性隐瞒。为了保证政府体制的权威性，就要不断地隐瞒事实。震惊世界的福岛核泄漏事故为这一点做出了最经典的诠释。自从人类使用核电站以来，比较严重的事故大约发生过十起，其中日本就占了三起。尽管事故多发，但“核电站绝对安全”却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用于宣传的一句广为人知的口号，全国上下不得论及核安全问题，政府也很少公开有关信息。1999年茨城县发生核裂变临界事故以后，日本感到向美国借用机器人救灾甚为难堪，因此曾拨款30亿日元用于开发核电站救灾的遥控机器人。遗憾的是，这项研究仅仅维持一年即被搁置，日本政府和企业全面停止了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核安全防范的科学技术开发工作。（41）福岛核电站事故引起了举世关注，而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却依旧隐瞒信息，甚至在不向地方政府和渔业从业者以及周边各国进行详尽说明的情况下，擅自将含低浓度辐射性物质的污染水排放入海，这一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做法，招致了各方抗议。
　    第四，非理性虚夸。为了实现赶超目标，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任何干预似乎都合法化了，所有的政府规制和行为（“行政指导”、“官厅山头主义”和“下凡”等）似乎都是合理的和正当的。既然是正当的，在政府、官僚、财团之间形成的“铁三角”关系就很难被打破（42），日本政府的许多制度安排仍然停留在原有的水平，无法适应快速多变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仍然沉浸在泡沫经济的虚幻和对日本式经济体制的自满之中。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日本政府并没有努力去查明泡沫经济产生和消亡的机制，仅仅从谴责在这一过程中接连发生的金融和证券丑闻的角度借题发挥，或是把焦点集中在以往的企业伦理和经营体制方面。只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经济停滞的长期化和深刻化，日本才逐渐意识到传统制度供给调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总之，日本官僚体制内部错综复杂，在社会上也是盘根错节，构成了“虚弱且封闭的体制”（43）。
　    从理论上讲，日本的赶超经济在进入第三阶段后，理应进入制度创新阶段。但是，实践表明，在经历了前两个阶段后，日本无论在技术创新方面，还是在制度创新方面，都难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因为日本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的惯性和路径的依赖。比如，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实施的“政府替代”，形成了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之间互惠性的制度安排。随着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政府替代”理应逐步弱化，但因政府同主要经济组织在利益上交织在一起，使得政府很难从“伙伴关系”中顺利退出，由此形成了关系“锁定”局面。日本正是在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极其微妙关系的状态下步入社会转型期的。在赶超经济时代，其中所构成的矛盾被赶超目标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所掩盖；实现赶超后，所有的矛盾开始慢慢显露。不过，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并满足于安逸的生活，同时又担心变革会影响自身利益，因而只是试图谋求“没有痛苦的改革”或者是有意识地逃避现实。可见，在实现“赶超”后，日本整个社会就一直处于一种胶着状态。
　    这种胶着状态有利于一个社会的稳定，但不利于一个社会的发展。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不发展就是落后。对此，英国学者哈耶克曾经提出这样的警示：“当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拼命赶超的时候，我们的进步速率即使稍有减低，亦可能对我们构成致命的一击。”（44）面对新的变化，日本的一些政治家也对“改革”高谈阔论，政府也开始推进所谓的“改革”。然而，日本的改革只有概念，而缺乏真正意义的重大改革；只有问题，而缺乏解决问题的前行勇气。改革的目的大体是停留在维持现状上，而不是积极处理严重的结构性障碍。日本的所谓改革，充其量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对策”，而“没有实质性内容”的改革。
　    五、结 语
　    以往的研究，或许由于人们过于关注后发展国家如何摆脱贫困的问题，所以把主要精力倾注于有关“后发优势”问题的探讨上，并积累了可观的文献存量（包括本文已经提到或尚未提到的）。不过，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都忽略了对后发展国家第三阶段实质性转变问题的关注，以至于当日本经济突然“逆转”时，人们还以为这“只不过在经历一种暂时的周期性衰退”而已。对日本经济大起大落的现实，学术界也表现出一种茫然和无奈，甚至有学者把日本的这种现象称之为“世纪之谜”，并将其归咎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45）
　     对日本赶超经济的三阶段划分以及所形成的一般性认识虽然还无法涵盖日本所发生的一切，但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发生的“逆转”现象。上述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这样一个命题：“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也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就是说，“当制度所提供的激励的结构方式演变时，该结构影响到经济变动的方向——增长、停滞或者衰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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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4页。
 　 ②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1页。
　  ③学界通常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历史划分为：1945—1955年，经济恢复时期；1955—1973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73—1990年，经济低速增长时期；1990年至今，经济低迷时期。
　  ④中村隆英编：《“计划化”和“民主化”》，胡企林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07页。
　  ⑤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9页。
　  ⑥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第15页。
　  ⑦参见杨栋梁：《日本后发型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⑧滨野洁等：《日本经济史：1600—200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8页。小岛明：《日本的选择》，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
　  ⑨参见小林义雄：《战后日本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8页。
　  ⑩参见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231页。
　  （11）波特：《日本还有竞争力吗？》，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
　  （12）参见堺宪一：《战后日本经济》，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
　  （13）参见堺宪一：《战后日本经济》，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14）参见滨野洁等：《日本经济史：1600—200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5）参见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37页。
　  （16）法国近代经济学家魁奈曾经提倡“实质性消费”，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需求。这种需求是基本的，因为它持久而又庞大，能够在时间上保持其压力和要求，因而能够正确无误地指导供给。这种需求的扩大对经济发展始终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显然必须从这些首要需求出发，去判断广大的基本需求以及满足它们而完成的壮举伟业。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73页。
　  （17）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253页。
　  （18）野口悠纪雄：《泡沫经济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19）参见亨德森：《亚洲在衰落？》，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
　  （20）池尾和人：『キヤツチ·アツプの终焉と金融システム改革』，『日本経济研究セソタ一会報』，1998年8月号。
　  （21）参见日本经济新闻社编：《东洋奇迹——日本经济奥秘剖析》，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
　  （22）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23）小岛明：《日本的选择》，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51页。
　  （24）同上书，第177页。
　  （25）八田英二·廣满郎：『日本経济の構造と变化』，晃洋書房，2007年。
　  （26）『読壳新聞』，2011年1月1日。
　  （27）格尔申克隆：《对现代工业化“前提条件”概念的反思》，载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84页。
　  （28）参见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31页。
　  （29）美国学者穆尔将日本归纳为“后起型”国家，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大野健一则称日本为“后起国家”。参见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大野健一：《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还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属于“后发国家”。所谓“后发展”，既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概念，也是一个制度意义上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状态意义上的概念。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经过对各国的比较研究，曾经认定了包括日本在内的14个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开始的年代。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14个国家中，以日本的时间为最晚（1874—1879）。参见：小浜裕久等『戦後日本経济の50年』，日本評論社，1996年。
　  （30）参见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31）托夫勒：《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267页。
　  （32）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86页。
　  （33）参见过清明：《日本官僚制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34）科尔：《犬与鬼——现代日本的坠落》，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9页。
　  （35）竹内宏：《日本金融败战》，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第99页。
　  （36）科尔：《犬与鬼——现代日本的坠落》，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8页。
　  （37）科尔：《日本：大兴土木的国家》，《比较》2005年第20辑。
　  （38）文部科学省：『日本科学技術要覧平成22年』，2010年，5页。
　  （39）竹中平蔵：『ソフト·パワ一経济——21世紀日本の見取り図』，PHP研究所，1999年，190—192頁。
　  （40）小泽一彦：《现代日本的政治结构》，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6页。
　  （41）参见姚胜旬：《核泄漏暴露日本机器人短腿》，《环球时报》2011年4月21日。
　  （42）参见青木昌彦等：《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第3页。
　  （43）青木昌彦等：《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
　  （44）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60页。
　  （45）参见池元吉：《代序言》，载田中景：《日本经济兴衰探源》，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46）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讲义Ⅰ：自然与制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