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世界知识》2017年第18期）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今年是45周年纪念。中日建立外交关系被称之为“两国邦交正常化”，标志两国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这里的用语很特别——中日邦交。邦即邻，邦交便是邻国间的关系，但中国有很多邻国，为何唯独中日称之为邦交？我问了一些人，包括日本人，答案都不一样，不过大多认为，可能是由于中日有着特殊交往历史的缘故。  

　　在历史长河中，日本与中国有着割不断的思想文化情结，本应是友邦，但近代却成了恶邻，日本崛起后侵略中国，让两国关系陷入了极不正常的状态。历史地看，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一个大的转折。建交45年来，两国关系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一路走来，并不顺畅。特别是近些年，出现了“政冷、经凉、民怨”的局面，似乎陷入新的“不正常”状态，鉴于此，大家都在谈，中日关系如何走向“正常化”。按中文意，“不正常”就是不好，但不好与坏还是有区别的，“不正常”还是有“希望好起来”的含义。  

　　另外，我认为对于新形势下中日关系的定位也要与时俱进，理性客观，符合实际。以往，我们总希望把中日关系定位为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为此，把“友好”、“世代友好”作为坐标，其实，这样的定位可能就有问题，它容易让人产生错觉，造成误导。放下“友好”的包袱，基于正常的国家间关系而坦然地应对和处理分歧、争端，推进合作，可能更好。当今和今后一个时期，两国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构建新形势下的新型中日关系。近年来，我发表了数篇关于中日关系的文章，提出一些可供思考与研究的看法。  

　　第一，要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视角看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正经历大的历史性转折。近代，中日综合实力发生了日本超越中国的大转折，无论对中日关系，还是对地区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今，中国综合实力又反超日本，且差距还在拉大，也必然对中日关系和地区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中日关系正处在这种力量转变下的磨合期。我们生活在21世纪，上次转折的悲剧不能、也不会重演。中国宣示“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日本当政者、战略家对此有疑虑，特别是近些年来，防中国似乎成为日本的既定政策。如何构建新形势、新格局下的新型中日关系，这是个新课题，需要双方做出大的努力，特别需要东方智慧的引领。 

　　第二，要从大格局的视角看中日关系。中日关系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二战以后，日本成为美国的盟国，中国与苏联为伍，中日之间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外交关系，是对抗关系；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推动了中日关系正常化，两国曾有过一段蜜月期，特别是经济关系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政治与安全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美国扩大了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军事同盟加强，美朝对抗加剧，朝鲜决意发展核导，朝半岛危机加深，美国把崛起的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在此情况下，日本更加依附与美国的同盟，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站在了美国一边，在与中国有纠葛的地方火上浇油……这不仅让中日双方、也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感到，中日总是相背而行。当前，由于朝核问题，东北亚又一次处在是战还是和的十字路口，中日本应合力推动东北亚地区的新和平秩序的构建，这对两国好，对地区也好，但如何建立战略信任，能够相向而行，还需政治家承担起责任，民众觉悟起来。  

　　在我看来，中日关系有两个基本的稳定器：一是互惠的经济关系。尽管近年来市场份额在下降，特别是日本在中国的贸易与投资份额大幅下降，但这是结构性的调整，不是战略性的转变，双方互惠的重要性和利益基础仍然存在；二是共同的和平诉求。不仅中日不能再战，而且也要阻止在“家门口”生战，战争给人民的伤害太深，现代战争的危害性更难以想象。当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两个稳定器都需要加固，一则需要寻求新形势下新经济关系的加固点，二则需要在构建长久和平上增进共识，从战略认识和功能设计上避免发生战争或者卷入战争。  

　　在面临“政冷、经凉、民怨”的情况下，如何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我认为要在努力稳定中日关系大局的基础上，在加强人文交流与合作上多下功夫，让教育、文化、人员的交流与合作动起来，热起来，更开放，更便利。通过务实与有作为的努力，共同设计和启动一些大项目，以人文促政治，让政治不结冰。我们常说，中日关系的基础在民间，如今民间基础发生变化了，需要我们花气力重新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