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民网2014年10月24日)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局面,凸显了日本研究的重要性。在10月18日河北保定举行的“变革中的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研讨会上,中国日本研究学者指出,中日关系要放在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国际格局深刻变化以至中日两国实力反转的背景之下来观察和研究。
河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凤鸣,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以及南开大学杨栋梁、吉林大学李玉潭、辽宁大学王铁军等日本研究兄弟单位代表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此次会议适逢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建所50周年纪念。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成立于1964年,前身为河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室,是根据国务院外办和教育部指示设置的日本研究综合机构,也是我国高校最早研究外国问题的专门机构之一。
与会学者从思考当下中日关系症结问题、用科学的态度研究日本和中日经贸关系,到分析日本经济长期相对停滞的结构因素、安倍经济学从长期向短期转变;从日本中小企业对华投资、战后日本东京圈地价上涨及其影响,到碳交易的治污价值、治理机理及碳交易市场的顶层设计等进行了广泛讨论。
日本“大国梦”并未放弃 美日惧怕中国强大
学者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获得迅速发展,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总量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对日本冲击很大。日本和美国都不希望中国这么快的发展。因此,二者相互之间有共同的“抑中”冲动。因此,研究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问题,离不开研究美国因素。
日本1964年加入经合组织,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广场协议”后,日本成为不可一世的经济大国。日本国土面积是美国1/25,但是其国土价值最高值曾是美国国土价值四倍。随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30年的萧条。
但日本的“大国梦”并未放弃,经济实力不可小觑,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仍然值得中国借鉴。日本要适应中国话语权的增强,中国也要明确日本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仍然会发挥重要作用。
与会学者认为,中日关系现在很不太平,很多事情不能正常发展。政治关系低冷,经济也很难顺畅。日本是一个向强国低头的国家,而惟有中国综合实力继续增强,中日关系才能真正趋向正常。
日企对华投资受抑 但仍有光明的未来
学者认为,中国逐步成为亚洲的制造中心和东亚经济圈的中心。特点在于:(1)东亚经济圈是典型的生产分工的经济圈。产业分工上,经济圈构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2)产品以对外贸易为主。由中日驱动的东亚多级体制,以日本、韩国为主的技术研发,以中国、东盟为主的最终产品的生产,输出对象主要为美国和欧盟。
在华日资企业发生变化。目前在华日资企业中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业开始有计划的转移,如服装等产业,而产品附加值稍高的产业,则出现了产能的转移,如转向东南亚国家。未来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会进一步抑制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投资。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来看,有下行压力。这种下行压力的直接反映,是日企固定资产增长速度缓慢,技术更新后劲不足。
同时,中国的经济政策也影响到中日企业经贸关系。中国优惠的产业政策为日企提供了发展空间,如工业现代化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政策、地域产业政策等。但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如扩大内需政策、资源效率政策,对日企及相关经贸关系势将产生影响。但由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中日企业合作与共同发展仍有光明的未来。
“安倍经济学”从长期向短期转变
与会学者认为,“安倍经济学”作为一个政策体系受到世界的普遍关注,不仅与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关,而且与日本经济的不景气状况有关。事实上,早在第一届安倍内阁成立时就已有相关提法,认为经济增长和重建财政并不矛盾,重点在于改革。
安倍经济学不仅受到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的影响,更受经济自由主义、反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但内容上,与上次内阁不同。
当前安倍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发生了从长期向短期的转变。长期和短期并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区别长短期的重点在于政策调整时间。长期需求是总供给的问题,短期需求是总需求问题。目前日本处于从需求约束型经济向供给约束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安倍经济学从长期向短期转变原因:一是日本总需求不足的现实问题;二是改革属于长期问题,转变为短期至少可以在表面将政治行为短期化。
中国建设京津冀城市圈可借鉴日本首都圈经验
有学者分析了日本首都圈建设的特点。日本首都圈建设,区域空间逐渐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圈层结构向网络结构转变。中国现在正在建设京津冀城市圈,应能参考日本首都圈建设的经验,形成“分散性城市圈网络结构”。
日本首都圈建设的特点和具体做法是:(1)完善立法,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圈发展规划;(2)建立“多核心”的城市圈结构体系;(3)增强城市互动,调整产业中心,构建合理分工协作的城市发展体系;(4)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实现资源在城市圈内的整合,提高区域竞争力;(5)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创建生态城市圈。
日本网络内容治理模式 从国家到家庭共同参与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网络内容治理、发展模式,可参考日本共同治理模式的经验,尝试建立一种从国家到家庭共同参与的机制。
日本在互联网兴起之初,由于没有网络治理(日本称规制),网上不良资讯对青少年影响很大。经过一番争论,社会逐步形成共识。政府通过的《青少年网络规制法》,实质上是一个青少年网络保护法。目标专门针对青少年,各级机构、家长和其他监护人参与其间。
具体做法有三:(1)政府虽然没有直接控制网络,但通过颁布法规条文进行规制;(2)政府协助成立诸多第三者机构,独立进行鉴定互联网内容;(3)针对企业的情况,没有作为和不作为的规定,而是通过行业协会章程的模式进行约束。尽管如此,日本对网络内容治理也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