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 年第1期）

　　内容提要：2009 年 9 月日本实现政权轮替，民主党取代自民党，给中日关系带来新的机遇和变数。鸠山内阁的“友爱”、“共生”理念以及作为其践行的“东亚共同体”，使战后中日关系框架内涵萌生结构性变化。而在菅直人政权和野田内阁时分别发生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和“购岛闹剧”，给中日关系带来深刻伤害。探寻民主党执政失败的根源所在，对未来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走势，无疑具有昭示意义。

　　2009年9月，日本政坛发生政权轮替，战后被称为“万年执政党”的自民党被民主党所取代。民主党执政3年来，鸠山内阁曾给中日关系带来新的机遇，但菅直人特别是野田政权在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问题上，比自民党走得更远，使两国关系陷入战后、特别是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回顾并梳理民主党3年来执政的主要脉络，从中探寻日本的国内政治给中日关系带来深刻变化的诸要素，对于研判未来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变化走势，其镜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  鸠山政权与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2009年9月鸠山民主党政权正式登场，甫一上台，即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并使得战后中日关系的框架内涵在结构上产生了新的变化。

　　首先，以2008年发生在美国并给全球带来巨大而深刻影响的金融危机为契机，鸠山对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从哲学高度和政治经济学理念上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政治伦理和应走的道路。概而言之，即是从“钢筋水泥”到“以人为本”的理念。与此相关联，鸠山的结论是：“第三条道路”乃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其次，鸠山将从祖父鸠山一郎那里继承的、以欧洲“平等、自由、博爱”等为基底的思想所引申出的“友爱”理念，试图贯彻和光大于他的执政实践之中。虽然被政敌讥讽为充满幻想、不着边际的“天上之人”，或被善意地揶揄为“玫瑰色的理想主义”，但这毕竟为自民党时代常年充满铜臭气和闭塞感的日本，注入了一股新的空气，也赋予鸠山主导的改革以理念灵魂。

　　最后，鸠山任内一直致力于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鸠山倡议和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动机自有其多层面的考量，但质言之，是以其所秉持的“友爱”理念为基底，通过走和平与合作的欧盟道路，使东亚国家获得安定的发展环境，从而达成共同繁荣。

　　战后中日关系的最大课题——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虽然是在自民党政权手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但不能否认冷战背景下的大国战略博弈和地缘政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由于自民党的保守性质，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与中国存在根本差异，另一方面又由于其长期执政——包括冷战乃至冷战后时代，所以中日两国关系总是处于一种所谓“跛脚而行”的状态。相较于既有“共同利益”又有所谓“共同价值观”日美关系，中日两国之间只有“共同利益”，却无“共同价值观”。“跛脚而行”的中日关系显现出脆弱、不稳定的特征。作为冷战时期日本最大在野党的社会党，其建党纲领规定“吾党作为勤劳大众阶层的联合体，确保国民的政治自由，以便期待确立民主主义体制；吾党排除资本主义，断然实行社会主义，以便期待国民生活的稳定与提高；吾党反对一切军国主义思想与行动，期待通过世界各国人民的合作而实现永久和平”。

　　在实践中，社会党作为革新政党，一直坚持维护宪法、反对日美安保体制、“非武装中立”的基本路线。不言而喻，无论是在价值理念的思想层面，还是在日本政党政治的实践层面，社会党与中国都有高度的一致性。社会党由此在中日关系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其所谓“万年在野党”的地位，致使其未能根本改变前述中日两国之“跛脚而行”的状态。

　　冷战结束后，作为保守政党的自民党依然故我，但社会党却在其基本路线方面放弃了社会主义，改为以所谓社会民主主义为基本理念和奋斗纲领。如前所述，待其连党的名称也改为社会民主党时，很快就沦为无足轻重的在野小党。战后日本共产党与中国之间虽然也曾经历过一段复杂的时期，但总体保持了正常的关系，可惜在战后绝大多数时期其在日本政坛影响力非常有限。所以，当在冷战时期处于“保革伯仲”地位的社会党在冷战后迅速衰退之后，中日关系不唯减少了重要的沟通管道，而且对中国来说，还痛失在日本的政党政治中有影响力的“精神知己”和“政治同路人”，特别是在如何面对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差异所带来的挑战方面更是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鸠山由纪夫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在于其执政理念和实践，使中国找到一种社会党之后久违了的“契合感”，乃至“亲近感”。这对中日关系的现实和未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鸠山对资本制度下“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深刻批判自不待言，其所倡导的“友爱”理念，并不在于构成其渊源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早已为世界所熟知并加以实践，而在于鸠山根据变化了的世界，一方面将其作为修正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政治伦理的指针，同时还把它作为其所倡导的“东亚共同体”的灵魂。这与坚持自身发展道路、提倡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中国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有一种深度的“契合”。

　　纵观中日关系史，大平正芳、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都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推动中日两国在价值理念等精神领域的建设性互动，而非仅仅关注和强调经济领域的互利。这与他们或能从哲学高度透视中日关系，或由某种思想体系来理性地观察对待中国不无关联。在实践上，大平、福田、鸠山时代的中日关系甚少障碍，发展顺畅。此外，从大平的“环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福田的“太平洋内海化设想”，到鸠山的“东亚共同体”，都有通过区域合作，深化中日两国关系的考量。鸠山甚至援引欧盟的经验，指出像钓鱼岛这样敏感的领土主权问题，也可以通过“东亚共同体”内的深度合作，伴随着共同利益的巨大化，领土问题就会因之而淡化，从而变得便于解决。

　　从中日关系的视角，特别是从理念与实践两个层面来看，冷战后诞生的第一个民主党政权，不仅在日本宪政史上的政党政治方面成为具有标志性的分水岭，而且在战后尤其是在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上也具有特别的意义：从理念的相互观照到双边理性互动，再到区域深度合作的模式，昭示着未来中日关系的必由之途和理想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党鸠山政权所奏响的，应该是中日关系的基调和主旋律。

二  菅直人内阁的过渡政策

　　鸠山内阁的一系列改革在国内遭到官僚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作为经济与社会改革的财源问题也多遭在野党攻击。更重要的是，他与小泽一郎主导、在外交上将中日美关系定义为“等边三角形”的做法，改变了自民党政权长期依赖美国的方针而向亚洲倾斜，再加上他所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有排斥美国之嫌，引发了对东亚区域合作心存猜忌的美国对鸠山政权的不满。这一矛盾在冲绳普天间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上集中爆发，并最终成为鸠山黯然下台的直接原因。

　　2010年6月8日菅直人接任首相，在经济领域，他采取了继续推进民主党于2009年底所提出的“新经济增长战略”，并针对财源问题提出“强财政”等三强方针。在政治改革方面也放缓了步伐，“国家战略局”建设未获进展，且逐渐形同虚设。“政治主导”、“去官僚化”也有向“政官一体”回归的趋势。在安全与外交上，他以鸠山为“前车之鉴”，迅速重返向美国倾斜的“日美基轴”原则，对鸠山倡导的以“东亚共同体”为平台推动区域合作的路线基本弃置不顾。

　　菅直人内阁期间，民主党内部政治势力版图和权力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成立于1996年9月的民主党，在政党分化重组频发的年代，经过1998年和2003年的两次大充血，不仅成分益发复杂，而且从左派的旧社民党到右派的旧新生党等，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也相当宽泛。一方面由于执政时间不长，另外也有鉴于自民党的派阀政治为国民所深恶痛绝，所以民主党内虽也有各种派别，但派阀干政还是得到一定抑制。

　　菅直人上台后，必须直面党内元老小泽一郎的存在与影响。小泽不仅是一位老资格政治家，更重要的是他被视作民主党获得政权的“第一功臣”，与他本人有密切关联而当选的民主党议员多达近百人，使他在党内地位举足轻重。但同时，在小泽身上还残留着自民党金权政治的浓重阴影，因政治资金引发的丑闻不断，给民主党的形象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出于种种考量，菅直人决定实施“去小泽化”。一方面他利用自己大权在握的政治资源，千方百计排斥小泽及其党羽，另一方面又感到对手的强大，自己需要联手党内其他政治势力。正是这样的一种格局，以前原诚司、野田佳彦为代表的“松下政经塾”出身的少壮派政客，借此上位。随着小泽、鸠山被边缘化，这一批人逐渐占据了党内和政府的重要职位，由此形成一股日本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而中日关系的变局，也缘此而衍生。其集中表现，即发生在2010年9月的“钓鱼岛撞船事件”。

　　这一事件的实际主导者为时任日本国土交通省大臣的前原诚司，他坚持用日本的“国内法”来处理主权争议地域的外交纠纷，传递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中日关系将进入一个与此前截然不同的、充满高危风险和重大变数的新时期。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如前原之辈所愿，民主党的执政能力因此而备受质疑。但出师不利并没有使这些新锐政客接受教训，反而更加变本加厉。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大地震，彻底暴露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伦理的巨大偏差，也暴露了日本管理重大危机的弱点。震前已经风雨飘摇的菅直人政权缘此得以延续，但又在政敌及国民“缺乏危机管理能力、失误连连”的指责声中，被迫交出执掌仅仅年余的权杖。

　　在日本蒙受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时，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人民前往日本驻华使馆吊唁慰问，温家宝总理不顾核辐射的危险，在赴日本开会期间亲临灾区慰问。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哀悼和慰问之情。菅直人首相也通过“感谢信”等方式予以回应。因钓鱼岛撞船事件大幅度降温的中日关系，也以此为契机而有所回暖。

　　菅直人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右翼鹰派人物。他的政治信条是建设一个“最小不幸的社会”，这与约翰？穆勒所提倡的创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相比，多少有点“消极功利主义”之嫌，在被称为“国难”的巨大挑战面前，缺乏大气魄、大手笔。联系到钓鱼岛撞船事件用所谓国内法处理，在如此重大的挑战面前，他的缺乏政治定力，易为他人裹挟的弱点也暴露无遗。但无论怎么说，该事件很快得到处理而未持续升级，这与菅直人的基本信念并非没有关联。

三  野田内阁的“修正”政策

　　2011年9月上台的野田内阁以“松下政经塾生”为代表的少壮派政客为主导，除野田之外，国家战略相前原诚司、外务大臣玄叶光一郎等，都担任内政外交的最关键职务。这批新锐政客团体，多数出身并不见得高，靠一路打拼上来，有强烈的使命感，但没有战争的负罪感，也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少忌讳，胆子大，敢作敢为是他们的突出特点。这些特点不负责任地发挥在处理中日关系的敏感问题上，为民主党自身乃至中日关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野田内阁面对的内政课题首先是灾后重建、核电站的存废与替代能源、经济发展等。关于灾后重建，菅直人内阁在财政预算、行政和相关法律的配套等层面的安排已经基本就绪和展开；经济发展方面，在2009年底制定的“新经济增长战略”的基本框架下，菅内阁也通过了充实相关内容和实施计划的阁议。野田内阁要真正决断的，是日本核电的未来方向问题，财政重建则更是严峻的挑战。

　　对于第一个问题，野田采取的是“泥鳅战术”，即先把皮球踢给国民：设定年限和比例，让国民去做选项，最后确定了到2030年彻底“废核”。而在财政重建方面，他已经没有退路，所以只能以政治生命作抵押，以求“社会保障与消费税一体改革方案”在国会通过。为此，他一方面加大有关冰岛政府因债务危机破产、欧债危机中希腊政府也面临与冰岛政府同样的命运等的宣传力度，给国民造成一种心理恐慌，以之化解对增税的不满；另一方面，以近期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为诱饵和筹码，换取最大的在野党自民党以及公明党投赞成票。最终法案得以通过，在成为其一大政绩的同时，也落了一个言而无信，不遵守民主党“选举公约”中4年不增税的郑重承诺。与此相关联，参议院还通过了对首相的问责决议案。由于自民党对问责案投了赞成票，又成为野田对近期解散众议院态度转为暧昧的口实。人们当初对民主党执政的期待感，至此更大打折扣，徒然加深了对政治的不信。

　　在民主党一系列改革的连续性方面，野田以“3.11大地震”为契机，在更大范围内变相重新启动政务次官会议；鸠山内阁依据竞选公约废除的政调会长制度，野田政权则重新赋予政策立案事前审查的权限。不唯修正了“去官僚化”、确立“政治主导”的政治改革方向，也将“政府决策一元化”的改革努力，又拉回到自民党时代“政府——执政党二元决策体制”。对于鸠山大力倡导的“东亚共同体”，野田也以不合时宜为由而束之高阁。这些倒行逆施，暴露了野田的保守本质。

　　野田上台之初，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中，表面上也信誓旦旦表示要进一步推动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而实际上，野田政权在强化日美同盟方面表现出极高的积极性。其基本方略为，强化和深化日美同盟，以此为基础，并借美国重返东亚之机，在亚洲大力开展三边及多边外交，其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制衡中国。这在日本2011年版的《外交蓝皮书》和《防卫白皮书》，以及野田、玄叶外相的相关正式谈话中，都有清晰明确的表述。由此，我们看到日本在中国周边的外交非常活跃，这个受和平宪法制约的国家，却热衷于与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乃至印度等建立“防务关系”。其间，以所谓“海洋权益”为抓手，导演“购岛”闹剧外，还重拾自民党“价值观外交”的余唾，试图占据道德制高点，在价值理念的精神层面挑战中国的底线。

　　为什么中国曾寄予厚望的民主党上台之后，却先后发生了“钓鱼岛撞船事件”和“购岛闹剧”呢？原因可以举出很多，诸如钓鱼岛问题的始作俑者美国，近年声言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致使日本有恃无恐，敢于挑战中国。

　　另外，也与日本的右倾化、狭隘的民族主义相关等等。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使日本人对华普遍抱有疑惧心理。这种心理以各种方式外化为行动：包括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日本一方面善于与强者结盟，另一方面也不惧与强者为敌。近代以来，日本先后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在这些战争开战前，日本虽然做足了情报工作，但也未有必胜的把握，所以被称之为“以国运相赌”。其结果，为两胜一败。“购岛闹剧”之所以能“非理性”地闹起来，说明一个民族的性格是内化在其血液中的。

四  余 论

　　回顾民主党执政3年的历史，有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战后形成的日美关系总体框架难以改变。民主党鸠山政权试图在这方面小试牛刀，譬如在冲绳美军基地问题、作为区域合作抓手的“东亚共同体”等，都触犯了美国对东亚的传统战略考量，结果铩羽而归。党际政权轮换，并不能成为改变以上基本框架结构的契机。

　　第二，中日关系在日本国内政治的权重和风险度加大。2010年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和2012年的“购岛闹剧”，菅直人内阁和野田政权都因处置不当，而备受在野党攻击和国民的诟病。民主党在大选中的惨败，与此密切相关。

　　第三，少壮派“新生代”时代的到来增添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党际政权轮换并不一定能成为日本政治生态改变的契机。自民党的安倍及石破茂、维新会的桥下彻与民主党内以“松下政经塾”为核心的“少壮派”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并无本质区别。在日本政治“新生代”主政的时代，中日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