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明治维新到平成维新，日本社会一直没有解决好是向“西”还是向“东”的问题，日本政府实施的是“现实主义”外交方针，而社会底层却一直涌动着“理想主义”的暗流。中日两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以及近代化步伐虽然有所不同，但是，近代日本与现代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未来，中日两国如何处理对美关系，如何调整两国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两个亚洲大国必须认真完成的“作业”。

　　关键词：变革逻辑  自我定位  现实主义  正常国家  右翼势力　　

　　当1889年亚洲第一部宪法在日本颁布，人们希望日本能带头走一条民主之路。当“兴亚”呼声起于日本，东方一些国家渴望“亚洲一体”。然而，众所周知，近代日本的“兴亚”以“侵亚”告终。同样，西方的“民主制度”至今也没能真正在日本扎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近70年，日本仍在“自立”与“附庸”之间徘徊。战败，使日本从“亚洲盟主”的高位跌落下来;崛起，使日本成为名列世界前茅的经济大国。冷战结束后的20年间，日本在走向“正常国家”的过程中，其躁动与不安，不仅给周边带来恐惧，也考验着处于十字路口的大和民族的理性与智商。

社会变革：从“明治维新”到“平成维新”

　　　从“明治维新”开始，历经“昭和维新”，再到“平成维新”，我们发现日本社会变革具有自己的特征，那就是“革命”被“改良”所取代。人们常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究其原因，正是由其社会发展的改良性质所决定的。近代日本“文明开化”的旗手是那些“尊王攘夷”者，而那些侵略亚洲的急先锋不是“欧美派”，恰恰是“亚洲派”。明治维新使近代日本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使之确立了民主政治制度并跻身列强之林。但是，近代日本国家的真正权力核心却是藩阀、财阀与军阀。政党政治想取代藩阀政治，军阀想取代财阀。“昭和维新”就是中下级青年将校替中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请命，以表达对大财阀、大军阀以及贪官污吏的不满。“满洲国”就是他们的试验场、他们企图在国外建立“理想国”。这里培养出一大批“新官僚”，为战后日本重建准备了队伍，岸信介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们却忘了这是在侵害别国的主权。北一辉理想中的“革命大帝国”日本，到头来只能变成了侵略的大日本帝国。

　　 明治维新“废藩置县”、“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是在德川幕府“版籍奉还”、“王政复古”的前提下进行的，近代日本构建起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但正如幕府成立以来“万世一系”的天皇一直都没能真正掌权一样，近代的日本天皇也没能成为决策的真正核心，先是“藩阀”、后是“军阀”，控制着近代日本的政军大权。明治政府的“民主政治”有名无实，政府成立18年后的1885年，日本“内阁制”才得以建立，而当“帝国议会”于1890成立时，《大日本帝国宪法》已经颁布一年了。尽管如此，日本还是在近代化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其实，中国洋务运动的效果一点不比日本差，1886年“长崎事件”发生时大清朝就已显现出高于日本的实力。但其后仅10年光景，中日力量对比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日本不但严格贯彻“和魂洋才”，甚至有政策精英鼓吹“洋魂洋才”。日本除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在政治法律制度上创立起近代国家框架。另外，在构建教育体系和转变思维模式上，日本也做了不少“功课”。

　　中日双方力量消长的变化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更表现在精神上。“中体西用”甚至在今天都没有过时，但在日本，19世纪80年代末期，“汉魂”与“汉才”一样受到质疑，“东洋史学”的建立，就是日本人“中国观”第三次变迁的先兆。以甲午战争为标志，日本蔑视中国的心态正式确立起来。日本在古代曾吸收中国文化，实施“和魂汉才”的改革开放路线。近代以来，汹涌的西化大潮让日本无力抵挡，要想摆脱被殖民化的厄运就必须与列强为伍，并导入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为此，必须排除作为“虚学”的理学，由西方的“实学”取而代之。明治政府的一些高官和智囊对于西方文化也是来者不拒并极端发挥，“鹿明馆文化”就是其中一例。19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日本将吃牛肉、跳交际舞视为近代化的标志，当时的文化部长森有礼甚至异想天开地想给日本人换血，鼓动用与西方人通婚的办法来改变大和民族的落后基因。

　  　西化派的极端做法遭到传统派的抨击，“国粹派”诞生并主张恢复日本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标准。“保守派”与“民族派”的诉求在19世纪末西化派对外扩张的进程中成为社会与民意基础，其后的“大正民主运动”使之受到一定制约。但进入昭和时代后，日本的国际战略环境以及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短暂的政党政治高潮结束，取而代之的便是军部影响的不断扩大。军部上层的对外扩张以及中下级军官对现实的不满交织在一起，使日本的权力结构发生倾斜并失去平衡。在国家社会主义者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影响下，青年将校们频频发动军事政变，以此逼迫政府实施社会改革。他们在积极向亚洲扩张势力的同时，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战败后，日本在盟军司令部的监督下实施了近代以来的第二次“民主化”改革，并颁布了《日本国宪法》，即所谓的“和平宪法”。这次改革虽然也保留了旧官僚机构，但较之近代，来的更彻底：天皇由“神”变成“人”，军队发动战争的权力被剥夺。战后日本走出了一条重经济、轻武装的“和平主义”道路。作为战后日本的主流路线，“吉田路线”除了在初期受到鸠山一郎内阁挑战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规定着战后日本的政治体系框架。吉田路线严格地限制日本发展武装，但其前提是“亲美反共”。“追随美国”并成为美国附庸，是这条路线的基本战略选择。也正是这条路线，使日本在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大和民族在战后废墟上站立起来。

　　 随着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政界的“非主流派”政治家无法忍受日本对美附庸地位，更无法忍受部分主权被剥夺的法律安排，他们主张“自立”以及与美“对等”。鸠山一郎(即鸠山由纪夫的祖父)、岸信介(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时期就曾积极主张修改日美旧安保条约，谋求日美“对等”。虽然“对等”没能实现，但通过修订安保条约，日本在新安保条约中争取到三项利益，即：日美新安保条约规定了美国保护日本的内容;认定美国不能随便对日本国内的民众运动进行镇压;如果军事基地有变动必须与日本“事先协商”。这是“民族派”(或曰“鹰派”)政治家与美国周旋的结果。自民党执政以来，修宪、重新武装一直是右派政治家的夙愿，但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吉田路线”成为战后日本政治的主流。“内政本位”成为日本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外交安保没能成为政策议论的核心。战后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曾受到中曾根政权的挑战。随着日本的强大，美国开始鼓吹“日本威胁论”。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升值，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冷战结束后，日本对美国的离心程度加剧，走向“正常国家”成为新的国际环境下日本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日本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力求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并通过多做“国际贡献”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改变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安排与限制。

　　这些诉求都是在右派政治家的活动中、右倾文人的煽动下以及右翼组织的街宣声中一点一点地向前迈进。90年代初的“PKO法”、90年代末的“周边事态法”以及2003年的“有事法”，使日本完成了防卫政策上的“三级跳”。由此，日本自卫队走出了国界，日美同盟的作用范围也从地区走向了世界。日本防卫政策从以专守防卫为特征的“基础防卫”转变为具有进攻性的“动态防卫”。“反恐特措法”的制定更使日本获得了“借船出海”的机会。野田内阁上台以来，日美联手拉拢亚洲国家遏制中国“出海”，并使日美同盟急速向“日美网络同盟”发展。在日本政治体制由“内政本位”向“外交安保本位”转变的过程中，日本内政也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以“55年体制”崩溃为先导的“平成维新”正是世纪之交日本社会变革的重要标志。

　　1993年，单独执政38年的自民党下野，八党派联合政权诞生。2009年民主党夺取政权，日本“改朝换代”，两大政党制初见端倪。民主党上台伊始，对外主张“与美对等”并构建“东亚共同体”;对内主张“刷新行政”，革官僚的命。结果首届民主党政权鸠山内阁在外有美国的打压，在内有官僚的掣肘，不到一年就被迫辞职。接任的菅直人内阁开始修正民主党的既定路线，他一边拉近对美关系，同时放慢国内行政改革的步伐。不幸的是，他遭受到千年一遇的特大地震以及海啸核泄露事故的打击，一年后也辞职。目前的野田内阁一边倒向美国，一边在联手扩大对华“遏制力”的过程中获得美国的信任，以图在“武器出口三原则”和“集体自卫权”的行使上有所突破，并伺机修改宪法。

　　 通过上述日本社会变革的经历，我们看到了日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变革方式的“改良性”、革新主体的“保守性”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扩张性”。不论是近代还是现代，担当社会变革主角的往往是保守派和右翼势力，这与西方的先进阶级革命以及中国的工农运动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第一，变革方式的“改良性”。日本社会的进步不是以“革命”的形式进行，而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改良”或自下而上的“维新”。20世纪60年代初的“反安保”斗争虽然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但也没有形成革命态势。

　　第二，革新主体的“保守性”。如“明治维新”的主体是保守阶层的高级官僚;“昭和维新”的主体是“革新右翼”及青年将校;就连“平成维新”的主体也多为“新保守派”。这就是日本政坛曾出现“革新派”保守、“保守派”革新现象的原因所在。目前在日本，“护宪”不属于改革派，“修宪”才是受人欢迎的“改革派”。摆脱美国，走向“正常国家”，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是右派政治家的夙愿。

　　第三，国家发展战略的“扩张性”。日本地域狭小，资源不足，纵深有限，其发展前景往往与扩张紧密相连。另外，从文化上看，日本往往容易被外来文化同化，也极容易在价值观上被人所左右，如近代日本就很轻易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当中的“功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近代日本国家发展走向扩张之路的根本原因所在。与此相比，中国文化却具有同化他国文化的强势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保证了中华民族价值观体系的连续性和稳固性。同时，在社会发展变革的过程中，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减少了其扩张性。社会变革虽然具有“滞后性”，但其变革方式往往具有发自于内的“革命性”特征。

自我定位：从“亚洲盟主”到“国际贡献”

　　如前所述，明治维新并非是由城市资产阶级所发动的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它是封建统治阶层内部以政变的形式取得政权并进行改革的一场运动。所以说，明治维新只是一场改良运动而非革命运动。为了掩盖日本社会内部的矛盾，统治者有意将人民的视线引向外部，“富国强兵”既是为“攘夷”做准备、也是为扩张做准备。近代日本为了摆脱变成欧洲列强殖民地的危机而不择手段，最终以牺牲亚洲国家利益为代价实现了“近代化”，并积累了与西方列强争霸的资本和经验。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奠定了日本走向帝国主义的精神与物质基础，日本开始膨胀。作为民间理想主义的“古典亚细亚主义”没有得到发扬，而作为政府现实主义的“大陆政策”、“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却成为日本亚洲外交战略的主要特征。日本自认为是“亚洲盟主”，并肆意侵略亚洲国家，掠夺资源，屠杀无辜，在亚洲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树立了一个不光彩的形象。不可否认，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吸收了西方先进技术，传播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与知识，为亚洲进入近代社会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是，日本政府的“侵亚”政策为近代日本的亚洲外交蒙上了阴影。

　　其实，日本有关向大陆扩张的构想早在近代以前就已存在。1823年，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策》，扬言要“征服满洲”并“将中国纳入日本版图”。他还提出了向中国大陆北方扩张的具体计划，成为日本“大陆政策”构想的鼻祖。佐藤信渊企图首先征服“当今万国之中土地最为辽阔、物产最为丰富、兵威最为强盛”的中国。他说，“皇国欲开拓他邦，必先吞并支那国。……如果强大的支那尚且不敌我皇国，更何况其它夷狄乎。”①佐藤信渊认为中国的东北地区是日本最容易夺取的地方，因为它离中国的首都很遥远，而与日本却“隔海相望”。他设想的扩张步骤是，日本在夺取黑龙江后再取吉林省，征服“满洲”后再图全中国。当时看起来他像是痴人说梦，但一百年后这竟变成了现实，佐藤信渊成为后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扩张领土的启蒙老师。然而，一场鸦片战争搅乱了佐藤信渊的美梦。在他临死前半年，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顿生“唇亡齿寒”之感，总之，他写了《存华挫狄论》，主张“力主必须保全、强化支那，挫败英国，日支提携，抑制西方各国对东亚的侵略”。②这一思想被后来亚细亚主义者当中的“日清提携派”及“支那保全派”所继承，而他的“领土扩张论”则成为日本政府“大陆政策”的思想基础，并被付诸侵略亚洲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践之中。

　　在西方列强的冲击面前，如何认识西方、如何调整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为自己在新国际秩序中进行重新定位，是摆在日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外交课题。1871年，“日清修好条规”签订，这是日本“开国”以来所签订的唯一一个平等条约。日本终于使天皇与大清皇帝处于平等的位置。与此同时，日本也似乎找到了凌驾于朝鲜之上的理论根据。刚刚进入近代的日本并未选择与周边国家建立对等关系的道路，而是选择了扩张“国权”的道路。日本开始向亚洲显示其“武威”，并企图在北部割占满洲、南部割占台湾、吕宋诸岛，并迫使朝鲜、琉球朝贡。

　　 在实施对外扩张的进程中，“征韩论”首先拉开了日本“大陆政策”的序幕。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征韩派”(“亚洲派”)和主张先治理国内的“内治派”(“西化派”)意见不一。“内治派”认为日本应“休养生息”、先搞经济建设，养精蓄锐之后再图向外扩张。“征韩派”则想抢在西方列强之前占领朝鲜，将西方殖民主义者挡在东亚大门之外。其实，两派只是在征韩时间的先后上意见不一致。当时的朝鲜属于华夷秩序的一员，他们只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而不认可日本。日本想通过与中国签订平等条约来获得与其平起平坐并高朝鲜一头的地位，但遭到朝鲜的拒绝与反对。于是，日本通过1875年的“江华岛事件”与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把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付亚洲的那一套拿来对付近邻国家。日本通过条约中承认朝鲜“自主独立”的条款来否定大清朝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为摆脱中国干涉和入侵朝鲜扫清道路。

　　日本的自我定位与其中国观、亚洲观以及国际观密切相连。一方面，日本把欧洲作为“文明的偶像”，另一方面又把欧洲看成利欲熏心的殖民主义者。“近代日本人的国际观是在‘东洋对西洋、文明对野蛮’的框架内形成的，在按道德划线时日本把自己划归东洋，在按文明划线时日本又把自己划归西洋。日本自视为‘东洋内部的小西洋’，将自己看成亚洲文明的中心，并具有一种‘促进清韩两国国内改革’的责任感。”③福泽谕吉就曾断言，如不实行改革，“清韩两国在数年之内必亡”。结果，不幸被他言中。日本之所以要与亚洲分手，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以及对西方弱肉强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认同。日本将自己放在亚洲的对立面，其目的就是想与欧洲列强为伍，共同吞食在亚洲的利益。当时，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急需海外市场，而亚洲被其视为理所当然的势力范围。1915年，日本提出了“对华21条要求”，明确地亮出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招牌。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全面奋起反抗日本殖民帝国主义者侵略的标志性运动。

　　国家利己主义是近代日本国家政治价值观的主要特征。明治维新是在把口号从“尊王攘夷”换成“尊王开国”的情形下开始的。因此，近代日本社会从一开始便蕴含着一种内在矛盾。“尊王”的价值取向源于东方价值观，“开国”的价值取向源于西方价值观。从19世纪80年代起，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日本都面临着是向“东”还是向“西”的价值观抉择问题。④国家战略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所谓国家利益应该是从长期性、综合性角度考虑的国民利益的抽象化。近代日本的国家利益可概括为“主权线、利益线、生命线”，向大陆扩张是整个近代日本不懈追求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失败，日本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运用各种手段极力寻找一条能够给日本带来实际利益的道路。

　　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的“欧化政策”，是近代日本所实施的第一个国家发展战略方针，尽管它遭到“征韩派”与“国粹派”的极力反对，但日本政府还是不遗余力地执行了这条现实主义路线。20世纪20年代日本推行的“协调外交”路线，可以看作是近代日本所实施的第二个国家发展战略方针。两条“现实主义”路线的共同目标，就是在羽翼并未丰满且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大东亚共荣圈”是近代日本所采取的第三个国家发展战略方针，它将“大陆政策”推向极致。

　　通观近代日本确立的国家战略目标，不论是学西方、与西方协调还是与西方列强争霸，其战略追求的“目的合理性”特征都十分明显，而日本外交功利性强且缺乏“价值合理性”与战略性思考的弱点随处可见。近代日本发动了数次大规模战争，即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甲午战争被日本人定位在“文明对野蛮”的框架之中;日俄战争被定位为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亚洲民族解放战争;而太平洋战争日本则称作“大东亚战争”，日本企图将太平洋战争定位在“解放亚洲”的层面上。只有中日战争让一些日本人自觉理亏，他们想为这场侵略战争贴上“解放”的标签。日本的外交战略选择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特征，现实主义不仅表现在政府的外交战略与政策中，也影响到民间的亚细亚主义者、国权主义者、日本主义者，这是近代日本政治哲学的根本特征。

　　日本的“自我定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力量的消长而有所变化的。明治时期(1868年~1911年)的日本是通过向亚洲扩张来完成其崛起过程的，此时的日本以“亚洲盟主”自居。大正时期(1912年~1925年)的日本，在巩固扩张成果的同时，采取了与西方列强“协调”的立场，企图达到“利益均沾”的目的。与此同时，日本对于自己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也不放松，但此时日本的实力还不足以与西方世界抗衡。进入昭和前期(1926年~1945年)，世界金融危机困扰着日本，在内外交困的现实面前，日本试图利用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资源，为自己与西方列强争霸创造条件，这就是其兜售“大东亚共荣圈”的真实目的。日本以“亚洲盟主”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却是为自己谋求私利。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冷战框架内享受着安宁，并利用与美国结盟的机会发展经济。但随着实力的增强，日本又开始寻找“自我存在感”。20世纪80年代，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决意要对日本进行“战后总决算”。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对内搞“民营化”、“重新武装”，对外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日本走向“正常国家”打基础。进入21世纪后，日本的视野更加扩展，“世界中的日本”成为日本自我定位的出发点，自卫队也从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到追随美国干预他国事务。

　　日本在争作“国际贡献”的同时，还有一个重新武装和“借船出海”的目的要实现。只有这样，日本才能一步步地挣脱枷锁，实现修宪、行使“集体自卫权”并走向“正常国家”。按理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并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这符合联合国宪章对主权国家的规定。战后日本实施“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为自己的经济发展以及地区和平作出了贡献。在和平宪法的作用下，日本享受了60年的和平与安宁，国家财富增长，实现了战前《大日本帝国宪法》所未能达到的理想与目标。

　　但是，1995年以来日本四次修改“防卫大纲”，目的就是将日本变成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如前所述，日本“维新”的主体往往由保守派和右翼势力担当，“平成维新”也不例外。右派政治家、右倾文人以及右翼组织作为社会基础支撑着社会的变革，左右着日本未来的方向。我们无意干涉他国内政，日本修宪、拥有军队是他们自己的权利，但问题是日本修宪后干什么?拥有“集体自卫权”后如何行使?对地区安全是否构成威胁?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目前，日本国内经济20年持续低迷，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又被中国取代，日本的民族心理承受着考验。在走向“正常国家”的过程中，日本显现出焦躁与不安。日本虽然认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但内心却不希望中国的发展超过日本，钓鱼岛“国有化”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为阻止中国的发展，日本一边配合美国的东亚发展战略，一边图谋强化军力，最终脱离美国成为独立的军事强国。但是，“修宪”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要走。一方面，日本必须征得2/3以上国民的同意才可以;另一方面，美国是否同意还有待观察。“如果不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为了自立的强兵’也是一句空话，其努力也是徒劳无益的。”⑤本来，日本要想走向真正的独立，首先应求得近邻国家的谅解，而中日之间的互信是关键。遗憾的是，野田政权不仅放弃了民主党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初衷，而且还伙同美国在亚太地区大张旗鼓地“扩大”对中国的“遏制力”。日美不断地拉拢中国的周边国家，并试图将“日美同盟”变成“日美网络同盟”，以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日本是一个注重眼前利益而无长期战略目标的国家，因此，其对华外交战略定位常常出现偏差，我们必须对此予以纠正和斗争。

未来走向：漂浮不定的日本心系何方

　　在日本，有两股力量主导着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一个是智库，另一个就是右翼势力。中日关系发展的大局也往往受到这两股势力的冲击，而表现出或好或坏。不论是智库还是右翼势力，其设定日本未来发展战略构想的关键点都在于如何定位“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说到底，还是要面对一个“向东看”还是“向西看”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脱亚”与“反权威”、“入欧”、“殖民化”以及“民主化”、“近代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入亚”则与“认同东方文化”、“保守”、“集权”以及“侵略”相交织。日本代表性智囊人物高坂正尧曾说，“日本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亚洲盟主”，“对于日本来说，‘兴亚’和‘脱亚’以及‘侵亚’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是悲剧性的必然结果”。⑥关于中日两国近代化的非同步性，他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日本与中国的对外观不同(日本具有积极摄入海外文明的传统)。二、在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权，而是封建性的区域政治集团割据一方，因此，对外反应呈多元性。三、日本有稳固的封建性身份制度，因此，人们具有‘目标指向型’价值追求。四、德川时代社会稳定，经济机构较之中国有健全的发展，人们的企业意识旺盛。”⑦

　　从现实看，进入21世纪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终于补上了历史欠下的一课，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纵观日本的发展，冷战结束后，日本经济经过美国的不断打压，陷入长期低迷状态。而走向“正常国家”的目标又必须在得到美国的允许后才能渐次实现，因此，才会出现“借船出海”的现象。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曾说过，日美关系搞好了，其他双边关系就没问题了。令人记忆犹新的是麻生、安倍执政时期，日本搞的“价值观外交”和“自由繁荣之弧”等否定中国价值体系、围堵中国发展的企图。目前的野田民主党政权完全继承了自民党右派政治家的外交防卫政策并有过之而无不及，“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基轴中的基轴”表述以及构建“日美网络同盟”的努力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防范中国、鼓吹“中国威胁论”，除了部分右派政治家外，冲锋陷阵的便是右倾文人了。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自不待言，平松茂雄、长谷川庆太郎也是榜上有名。平松茂雄曾在《中国吞并日本》一书中煞有介事地断言：“2010年中国的宇宙军队进攻日本”，实践证明这是一派胡言。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对日美同盟的挑战，中国试图将“战略边疆”推向东海。长谷川庆太郎鼓吹，“日美合作，领导世界”。右倾文人的叫嚣，其危害性远大于右翼组织。右倾文人是清一色的“亲美派”、“反华派”。但在右翼组织当中还存在着一部分“反美派”，如以“一水会”为代表的民族派“新右翼”组织。他们主张“打倒YP体制(Y指雅尔塔协定，P指波茨坦公告)”，从美国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日本走向真正的独立。当然，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上，作为“民族派”他们不会向中国让步，但他们继承了传统右翼组织“反体制、反西方、反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道统，代表了社会下层民众的呼声。

　　右派政治家、右倾文人、右翼组织分别代表着日本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利益与思想意识，对于他们的不同政治目的与诉求，我们应一一辨析，准确定位。对于那些别有用心的右倾文人的鼓噪要予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对于那些为了拉选票而故意做作的右派政治家，应分门别类予以考察，对症下药。右翼组织还可分为“行动右翼”、“传统右翼”、“新右翼”等类别，其中，还有倾向“民族派”或“暴力团”之分。总之，“右翼势力”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对其内涵要有准确的把握，对其主张要进行仔细的分析。如果把带有右倾思想的人都包括在内，那么，“日本右翼”的概念将涵盖日本人的大部分，如果按有无组织形态来分，那就仅指“右翼组织”，其人数不过数万。然而，对日本政府决策有影响的右翼势力不是“右翼组织”，而是“右派政治家”和“右倾文人”。

　　目前，大和民族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传统文化的恢复，外交安保政策的转变都会给日本国民的价值观、国家观、亚洲观乃至国际观以重新的思考与定位，这给新世纪初期的日本智囊们提出了一个难度很高的亟待解决的政策课题。如，面对近年来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日本著名智囊人物北冈伸一就建议，日本大力炒作对自己不利，而应该“在外交上静静地(quietly)、稳健地(speak softly)谈，同时，制定出严紧的安保政策，如设立日本版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⑧在谈到未来东亚安全格局可能的变动时，前东京大学副校长田中明彦指出，“如果美军撤出日本，就等于将台湾海峡给中国。如果日本自己不增强军备，在美军撤退到关岛和夏威夷时，从日本列岛到关岛一线就会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这在心理上会对日本造成莫大的影响”、“如果日本增强军备，日中之间就会展开军备竞赛”、“虽说东南亚各国对中国不抱有那么大的不信任感，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一定程度的制约，恐怕会滑向单边主义”。⑨

　　从日本智囊平静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中日之间还是缺乏互信。这既有双方之间沟通不够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日本对华外交战略定位有问题。日本从来就没有把中国看成自己的同路人，也不想与中国携手努力来为亚洲的复兴作贡献。日本在亚洲把自己当“外人”，自我边缘化，终将成为亚洲的孤儿。对于中国来说，既要晓之以理，又要动之以情，必要时也要用实际行动来彻底改变日本一些不着边际的想法。当然，中国在复兴和发展的道路上，既要勇往直前，更要总结在现代化道路上先行一步的日本的经验与教训。中日两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以及近代化步伐虽然有所不同，但是，近代日本与现代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未来，中日两国如何处理对美关系，如何调整两国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两个亚洲大国必须认真完成的“作业”。

注释：

1 [日]佐藤信渊：“宇内混同秘策”，《日本经济大典》18，启明社，1929年，第569页。

2 《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岩崎书店，1962年，第773页。

3、4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7、311页。

5 [日]中马清福：《再军备的政治学》，知识社，1985年，第212页。

6、7 [日]高坂正尧：《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三阳社，1965年，第139、141页。

8、9 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2010年第11期，第4期(“NIRA系列对谈”)。

 　  （该文发表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10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