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8日，我像往常一样按时打开电脑，浏览网上信息。突然，日文网上的一条消息令我惊愕：日本前众议院议长、社会民主党前党首土井多贺子因病于9月20日去世，享年85岁。

     盯着上述消息，我一时难以置信，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土井多贺子是日本杰出的政治家，日本民主、护宪运动的领导人和旗手，也是我在研究日本政治和中日关系的过程中，与多位日本政界高层人士接触、交流中谈得比较深入，而且对我帮助和关照比较多的一位政治家。她高挑的个头儿，和蔼可亲的面孔，坚定、果断、近乎男性风格的表达方式和利落洒脱的行为举止，始终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令我尊敬，令我钦佩。

一

     我与土井的第一次见面始于约30年前。

    1985年4月，32岁的我刚评上讲师不久，便作为公派学者被选派赴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法学部进修。一天下午，校方突然通知我去参加一位政治家的演讲会。会场设在学校的报告厅，听众很多，坐得满满的。我进去的时候，校长和几位教授与一位衣着得体、看上去很精干的中年女性正在说话，谈笑风生，看样子他们彼此很熟悉。看到我后，校长随即喊我过去，把我向对方作了介绍，并说“今天演讲的就是这位，众议员土井多贺子”。或许是当时在日本的中国学者人数还少，物以稀为贵；或许是我的专业是日本政治，与演讲题目比较吻合；当然还有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当时中日友好的大背景。校长特意安排我在他旁边，与周边基本上是学部长级的人物和几位老教授坐在了第一排。演讲的题目我现在记不清了，好像是女权运动与男女平等方面的内容。土井演讲充满激情，语言风趣，现场气氛轻松，近两个小时的演讲在不时爆发出的笑声和掌声中结束。临行前，土井又与我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并说有机会去东京的时候，到议员会馆里她的事务所坐坐。

    事后得知，土井和关西学院大学的关系不一般。土井的家就在学校附近，走过去也就是几分钟的路程。1956年土井在京都的同志社大学法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曾先后在同志社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和圣和女子大学等高校担任讲师，讲授宪法学课程，前后有12年的时间。其中，在关西学院大学工作6年多，时间最长。1969年她当选国会议员后，还经常回到学校，因此和许多教授都熟悉。

    土井属社会党籍国会议员。当时，日本社会党势力强盛，是日本国会中的第二大党和第一大在野党，在日本政界和民众中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在日本知识界包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的教授中，有相当部分是社会党的支持者，甚至一些人和社会党的领导人私交不浅。正是基于这些关系，经一些教授和朋友推荐，我又先后认识了一些社会党籍的国会议员。每次去东京，我总会抽空到议员会馆他们的事务所坐上一会儿，请教一些我在研究中遇到的日本政治方面的问题和日本现实中难以理解的政治现象。当然，也不会忘记介绍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1986年7月，日本众参两院举行同时选举，社会党招致惨败，委员长石桥政嗣宣布辞职。9月，在该党大会上，土井当选为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在土井的领导下，社会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发布了《日本社会党的新宣言》，将党的性质由原来始终坚持的“阶级政党”，改为适应新形势、对普通民众有号召力的“国民政党”。当时的日本首相是中曾根康弘。他是日本政界主张修改宪法的著名“改宪论”者，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增加军费，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进而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土井领导日本社会党高举“护宪”“反对军备”的大旗，在国会与中曾根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土井又以她特有的简洁、明快的表达方式，对日本政府某些高官的贪腐行为进行追究。经过持续不断的斗争，最后的结果是，利库路特案被彻底查清，时任大藏大臣辞职，此后的竹下内阁倒台，涉事官员受到惩处。社会党的一系列行动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在其后的参众两院选举中，社会党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土井本人也受到民众的拥护，人气大增，一时出现了“土井热”。甚至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山可移动”，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流行语和名句。

     这一时期的土井既是国会议员，又要统领一个大党，其繁忙和操劳程度可想而知。虽然我几次到东京，但不好意思去打搅她，只是通过其他议员朋友了解她的近况。后来得知，在1991年统一地方选举中，日本社会党大败，土井为承担责任而辞去了委员长职务。

二

    1993年日本政界发生了“大地震”，执政长达38年之久的自民党长期政权被推翻，由社会党主导的七党一派联合政府宣告成立。为了能巩固住胜利成果，七党一派协商推举土井出任众议院议长。众所周知，在男人主导的日本政界，女性一直处于弱势，女性能当选国会议员可谓是凤毛麟角，女性担任国会议长在历史上还不曾有过。难怪日本媒体评论说，土井创造了日本宪政史上的两个第一：第一位女党首，第一位女议长。

     担任议长之后，土井的工作更忙了。她要主持议会议事，要参加国务活动。在日本的电视新闻和直播节目中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身影。此时，日本的政治形势异常复杂，各政党之间的斗争空前激烈。虽说自民党政权垮台了，但自民党依然是国会中第一大党，时刻准备着东山再起。七党一派中的各党派为夺取政权而联合在一起，但依然是面和心不合，各揣心腹事。联合政权矛盾重重，时刻有垮台的危险。果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细川和羽田两任内阁相继倒台。随后，日本社会党改旗易帜，大幅度修改纲领和政策，竟然和长期以来的政治宿敌——自民党联手，组成了联合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会审议和通过议案自然要受到种种制约和掣肘，作为国会众议院议长的土井，主持国会工作无疑会遇到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1995年8月，是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为了给历史“画上一个句号”，表达日本方面的决心，当年6月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个题为“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由于该决议没能正视日本侵略的历史，并采用极为暧昧的表达方式，受到国际社会和日本舆论的广泛批评，被称之为“玩弄文字游戏”，“不做真诚反省的决议”。就是这么一个极不像样子的决议，在众议院表决时也险些夭折：近半数的议员抵制表决退出会场，剩下参加表决的人中也有一些人表示反对，最后算是勉强通过了。但是，反对派并不甘心，他们以议长“议会运营不力”为由，对土井提出了不信任案，但被否决。可见当时日本议会内斗争的复杂程度。

     1996年我去日本立教大学做客座研究，这次可以在东京待上半年时间，有机会、更方便和日本政治家朋友交流了。这期间我几次见过土井。虽说几年未见，她还是那样没有一点儿架子，依然像老朋友一样，非常热情地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耐心地解答我提出的问题。当得知我的工作有所进步，几年前已经担任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有一些研究成果的时候，一再鼓励我要“好好干，好好干！认真研究日本，为中日交流多做工作！”有时赶上午餐时间，她就请我在国会大厦餐厅里吃饭。有人或许以为，日本国会议长请吃饭，即使不是山珍海味，那档次肯定也低不了。餐厅位于国会大厦地下，是一个开放的餐厅，不仅仅是国会议员，普通来访的参观者也可以用餐。土井请我吃的就是一份儿极为普通的盒饭，荤素搭配，和街上普通小店里卖的基本一样。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大致相同的东西，国会内餐厅的价格要比外面小店的贵一些。

      我们在大厅里随便找个座位，边吃边聊。旁边不时有国会议员和其他用餐者走过。土井说，她多次访问中国，多次见到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到过中国的一些地方。北京近年的变化很大，令她印象深刻。她还说，日本经济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值得中国方面借鉴。交谈中，我注意观察她的表情，和公式场合与电视媒体中看到的土井相比，她更显得平民化，脸上不时露出微笑，仿佛是邻居大妈在向一位来访者讲述她的经历和她身边发生的故事。

     还有一件事情令我难忘。一次，她约我到国会大厦去坐坐。我按时赶到，负责接待的秘书对我说，实在对不起！议长临时有事，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不能和您见面了。我听后心里一紧，顿时感觉错过了一次交流的好机会，心里有些惆怅。只听秘书接着说道，议长对您的事作了安排。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她已经安排有关人员陪您参观国会大厦。说实话，日本国会大厦我参观过多次，每次来此找议员朋友的时候，只要时间允许，他们都会派人陪我转上一圈儿，国会大厦对我已经没什么吸引力了。可今天，议长不在，我大老远专程赶过来的，不参观大厦就得回去，无异于白跑一趟。于是，我决定留下来参观。

      陪同我参观的是一位中年男子，高高的个子，看样子很健壮，身着笔挺的制服。他自我介绍说，是众议院的警卫班长，是议长特别安排他陪同我参观的。我们一边走一边听着警卫班长的介绍，有历史知识也有现况解说，有一般常识也有奇闻轶事。看得出，他很认真，并做了相应的准备，为了让我这个外国人能听得更懂，有时把说话的语速特意放慢了许多。当时日本国会正处于休会期间，大会议厅和一些公用房间都处于关闭状态，警卫班长特意为我打开大门，陪我进入内部参观。和以往相比，这一次的参观格外细致，使我对日本国会及其运作进一步增进了实感性的理解。现在，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每每讲到日本国会的时候，这次参观日本国会的情景便会自然浮出，历历在目。当然，也会在内心由衷地感谢土井议长的细心安排，感谢她对中国学者的关心和照顾。

三

      我最后一次见到土井是2002年。当年12月，我去日本参加一个学术会。会议结束之后，我想去看看她。见面的地点依然约定在议员会馆里她的事务所。

     1996年9月日本众议院被解散，重新举行大选，土井的议长任期随之结束。此时的日本社民党已大不同于以往，党势衰败，如落日黄花，在国会中仅有几十个席位。为了能挽救颓势，重新发展，土井在卸任议长职务之后被党内推举为党首。自然，她每天工作很忙。我到后，秘书说土井正在参加一个会议，要晚一点时间过来。我和秘书一边聊着天，一边观察着事务所内的布置。根据日本方面的规定，国家为每位国会议员在东京提供办公室，就是议员会馆里的事务所，同时配备三名秘书。如果担任大臣或首相，则另有大臣办公室或者首相官邸。所谓事务所，实际上就是一个套间，每位议员一套，面积大致相同。里间是国会议员，外间是秘书办公的地方。土井的事务所比较简洁，在醒目的地方挂着一幅日本画，靠墙的书柜上摆放着一个大尺寸的熊猫絨玩偶，进门便可看到。熊猫憨态可掬，令人忍俊不禁，显示出主人的喜好和审美情趣。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土井才急匆匆地赶回来。一见面，她依然像老朋友一样，握手、聊天、问寒问暖。我们聊了许多事情，既有日本国内政治事件，也包括当时中日关系发展不顺的现况。大家知道，2001年4月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小泉纯一郎公然提出“不管受到怎样的批判，8.15这天一定去参拜靖国神社”。在当选首相后，小泉又多次表示要“每年一次”地参拜，并于2001年8月13日、2002年4月21日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因此受到极为严重的影响。我们在交谈中自然提到了靖国神社问题，当我问到“如何才能解决？”时，土井表示，日本社会有多种声音，但社民党的主张很明确，坚决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社民党曾提出将“千鸟渊战殁者墓苑”辟为无宗教色彩的国立墓地的方案，以此来解决靖国神社问题。千鸟渊墓苑建于1959年，距离靖国神社徒步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墓苑被称为日本的“无名战士墓”，葬有二战期间战死在海外、无法确认身份的34万多军人的遗骨。每年的8月15日，这里的氛围和靖国神社形成极为鲜明的反差。在靖国神社被一些人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一些在野党和左翼团体则在这里集会，反省日本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呼吁人们珍视和平。土井说，这一方案目前已得到包括执政党在内的一些国会议员的支持，但要实现还有相当的难度。这一次我们聊了许久，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2003年春天，北京发生“非典”，疫情一度很严重。就在这时，土井率社民党代表团访华，新当选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代表团。得知土井来京的消息，我便想与她们联系，但始终联系不上。当我最终打通她秘书的电话时，秘书告诉我，代表团已经回国，土井此次访问顺利。由于发生了非典疫情，访华期间代表团始终在钓鱼台，哪儿也没去，不方便和其他人联系。回国后，按日本方面的防范规定要隔离一周，现在代表团成员都在隔离中。

      2005年，在日本第44次众议院选举中，在日本政界奋斗了一生、77岁的土井落选了。此后，她依然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发挥着他人难以比肩的影响力。这期间我几次去过日本，虽没能见到土井本人，但和她联系密切的前秘书告诉我，土井现住在某地，身体很好，“超健康”。听后我很欣慰，衷心祝愿她健康长寿。

      可现在，噩耗传来，令我震惊！几天来，日本媒体发表了许多回忆、纪念她的文章，社民党还专门组织了追思会。斯人已去，风范永存。作为与她有过交往、曾经受她关照过的中国学者，我谨以此文表达对她的怀念与哀思。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