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稿）北京1月30日电　题：日本“绿色战略”的政策定位与制度设计

作 者 外交学院外语系教授丁曼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外交学院外语系教授丁曼在《日本学刊》2025年第1期发表《日本“绿色战略”的政策定位与制度设计》（全文约1.7万字）。

丁曼认为，日本的“绿色战略”旨在推动碳密集型产业低碳转型，发展绿色生产力，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其政策定位与制度设计具有循环经济路径依赖，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相互促进，同时注重与国际规范接轨。

（一）日本“绿色战略”的政策定位

日本的“绿色战略”，狭义上讲是指日本宣布2050年实现碳中和后出台的《绿色增长战略》，而广义来看还包含《碳中和转型战略》以及新一轮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等。一方面，日本率先提出的“动脉经济”与“静脉经济”有机统一的循环经济战略，不是基于简单机械的“绿色生产决定绿色消费，绿色消费反作用于绿色生产”的辩证关系的线性经济，而是基于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相互决定、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的循环经济。事实上，日本宣布2050年将实现碳中和后，包含碳循环路径在内的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理念仍呈现出显著的路径依赖表征，而《碳中和转型法》明确了以碳循环为抓手推动碳密集型行业有序减排的战略方向，既是对《绿色增长战略》的有效补充，也是平衡国内反对力量的需求。另一方面，日本的“绿色战略”也表现出重大调整趋势。《碳中和转型法》首次突破国内阻力，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新设“化石燃料附加费”的碳定价路径；《碳中和转型法》和《碳中和转型战略》还释放了若干实现碳中和的制度设计新趋势和新表征。

在日本政府提出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战略中，“绿色战略”与经济安全保障、科技创新、数字战略互为补充。其中，新经济安全保障观强调确保重要物资供应、提升供应链韧性在安全保障方面的重要作用，建构了加强资源自给、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科技创新和数字战略是赋能包括“绿色战略”在内的新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支撑，旨在推动数字驱动型绿色发展；尤其“数字田园构想”，旨在以数字手段激发地方活力为抓手，石化联合体的数字化转型、绿色转型从广义上讲亦可作为其示范性实践之一。至于“绿色战略”，则旨在通过与经济安全保障、科技创新和数字战略的协同作用，实现日本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日本的“绿色战略”属于侧重发展绿色生产力、推动产业绿色转型的产业政策，而相关制度设计从本质上说还是政治问题。政治的核心是利益和规范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问题，基于理性主义逻辑的制度设计路径以利益最大化和市场均衡为核心假定，基于规范主义逻辑的制度设计路径则以社会人为核心假定。日本的绿色制度设计呈现出显著的理性主义与规范主义折中的表征。

（二）“绿色战略”的理念、目标与对策走势

就“绿色战略”理念而言，日本依托其在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经验，结合绿色GDP理论、环境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共同构成了复杂、综合、开放、动态的“绿色战略”。比如《碳中和转型战略》，就具有明显的碳减量化、碳再利用、碳再循环的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路径依赖与表征。鉴于日本“绿色战略”理念具有广泛包容性、开放性与动态性，展望未来，包括日本环境省最新公布的《“自然向好”经济转型战略》等在内，皆具备被有机整合进 “绿色战略” 框架体系的潜在可能性。

就“绿色战略”目标而言，由于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强大的反对力量，加之环境省与经济产业省之间的不对称力量结构，日本始终将经济增长作为其“绿色战略”的首要战略目标。为此，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再利用再循环率，推动更多产业由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最终形成绿色生产力和绿色竞争力，依旧是日本“绿色战略”一以贯之的目标。

就“绿色战略”对策而言，加强与国际进步性规范的政策协调，加强包括主管经济部门在内的跨部门协同治理，加强基于全生命周期评价（LCA）的生态环境大数据体系建设，仍将成为日本“绿色战略”对策的发展趋势。2022年日本政府发布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部署了绿色GDP核算及制度设计的研判工作，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参照OECD的价值量核算思路及方法学，于同年发布了考虑环境污染而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从能源核算、水资源核算、污水排放核算、废气排放核算等若干指标中选取了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非甲烷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四种废气排放核算。预计未来，日本会在完善自然环境资产的产权界定及市场定价、完善数据和核算方法学的基础上，将更多项目成本纳入核算范畴，从而促进日本国民经济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中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重效益。

（三）日本“绿色战略”的综合评价

日本的“绿色战略”深植于日本本土产业结构转型需求、资源禀赋特征以及国际竞争合作态势之中，绝非孤立自发的政策构建，其演进脉络是政治、经济、社会及技术等多要素协同互促、制衡博弈的产物，其实施成效也势必受多元因素交织影响。具体而言，观念、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以及制度约束机制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将影响其走势。

第一，日本的产业政策由狭义转向广义，已演变为日本政府为解决新兴产业发展、改善资源要素配置、提升科学技术水平、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经济安全、防范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等一切经济社会问题而实施的关于产业的政策之总和。日本“绿色战略”的本质是发展绿色生产力的产业政策，依旧是“经济决定环境”而非“环境决定经济”，秉持日本政府一以贯之的综合平衡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的战略定位。这让“绿色战略”兼具优势和局限性，优势是政企紧密合作的形式、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将有效助推“绿色战略”落地，局限性则表现为无法脱离市场经济与技术结盟的生态资本主义的本质。

第二，“绿色战略”延续了日本通过与不同的经济体接触，并由国家与政府介入主导制度创新、政策协调的做法。一方面，日本较早就关注到了欧盟对国际规范的引领作用和高度敏感性，并及时在环境标志制度方面进行了前瞻性甚至可谓预防性的布局与准备。2019年日欧EPA生效后，日本在包含碳排放数据在内的数据流通规则方面就呈现出与欧盟方向趋同的积极政策协调趋势，这也是“基于信任的自由数据流通”（DFFT）磋商的重要议程之一。日欧间这种政策协调与趋同并非一蹴而就，事实上日本经过了在环境标志制度、碳定价制度等多方位且长期的跟踪与调研、筹备与试错、接受与发展的历程。另一方面，日本的制度进化与体制演变通常采用渐进主义路径，综合平衡制度效率与社会成本、制度间的互补性和惯性作用的关系，这也体现在日本“绿色战略”对国内相关利益集团议价诉求的兼顾上。具体而言，排放交易体系“GX-ETS”等制度设计掣肘于国内产业界的反对意见，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将面临如何综合处理强制措施及力度、减排力度、行业及企业覆盖范围的难题，包括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在内的国际规范的引领作用等外部因素或将成为倒逼日本“绿色战略”对策调整的主要动因。

第三，就绿色观念而言，日本的绿色生产和消费制度均基于设奖励激励机制、不设违约罚则的设计原则，致使经济界整体存在较强的观念依赖。然而，CBAM应税碳足迹的核算规则需要与EU的 ETS免费配额的核算规则高度匹配，实际取决于欧盟市场的碳价与认定的出口国碳价的差额。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在政策设计中就考虑到了认可进口产品所在国家显性碳价的情况。基于理性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制度设计需要与时俱进的绿色观念的整体转变，方能对碳税、碳交易、碳信用认证等显性碳价制度和能源消费税、清洁能源与技术补贴等隐性碳价制度开展碳定价机制的整体重构和统筹优化，这对于当下的日本绿色制度来说显然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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