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稿）北京2月5日电　题：日台关系的经济安全化：表征、动因与影响

作 者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徐万胜；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刘俊彤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徐万胜和同中心研究助理刘俊彤在《日本学刊》2025年第1期发表《日台关系的经济安全化：表征、动因与影响》（全文约1.8万字）。

徐万胜等认为，2021年12月，日本自民党和台湾民进党举行了所谓“执政党外务、防卫‘2+2’”会议，双方首次围绕半导体供应链合作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议题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与民进党当局将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等纳入双方开展经济合作的考量范畴，试图通过“经济安全化”路径来强化日台关系勾连。

（一）日台关系经济安全化的表征

首先，日台双方共同发起有关经济议题的“安全威胁”话语叙事。这是双方当局推动日台关系经济安全化的前提条件，妄图说明政策的“合法性”来源。

1.鼓吹经济环境遭受台海局势“威胁”。日台双方在不断试探中国大陆政策底线并制造台海局势紧张的同时，又“倒打一耙”，鼓吹台海局势紧张“威胁”其经济发展环境。例如，日本国内政客以台湾位于日本海上交通航道为由，主张“对台湾实施具有安全保障意义的紧密经济合作”。日台双方渲染“威胁”的目的在于推动经济合作安全化，而非稳定台海局势。

2.炒作中国对外实施所谓“经济胁迫”。自2021年以来，日本在国际社会与美西方国家相互配合，不时炒作中国对外实施所谓“经济胁迫”，对中国正当的经济援助、出口管制、禁运等措施加以无端指责，认为中国旨在通过“相互依赖武器化”迫使他国做出妥协和让步。民进党当局也妄言大陆对台湾地区实施“经济胁迫”。

3.渲染产业链供应链存在“安全风险”。在美国企图通过“脱钩断链”“去风险化”来实施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日台当局也趁机渲染其产业链供应链存在“安全风险”。2021年6月22日，在日台双方举办的“科技产业全球供应链合作论坛”上，“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首席副代表星野光明和台湾地区经济部门主管王美花均在致辞中强调要与理念相同的伙伴加强科技产业供应链合作，主张确保“同盟及伙伴”拥有强韧的供应链。    

其次，日台双方以非常规手段干预经济合作且明显针对“第三方”。这是双方当局推动日台关系经济安全化的实践路径，带有遏制中国大陆的浓厚色彩。

1.盟伴体系赋能，谋求在国际多边经济机制下开展合作。多年来，日本一直企图提升台湾地区的“国际地位”，支持台湾地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特别是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台双方均致力于加入由美西方国家构建的盟伴体系，谋求在国际多边经济机制下开展合作。

2.政治思维主导，确立经济合作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日台双方用政治思维来主导经济合作，依所谓“自由”“民主”标准进行划线，乃至为确立经济合作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而不顾及成本与效益。2024年1月，赖清德在“大选”结束后的首个行程就是会见“日台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强调日本是台湾“关系非常紧密的民主伙伴”，期待双方今后能在经贸等领域展开更多交流。

3.行政权力滥用，相互为对方“问题商品”提供市场支撑。日台当局不顾内部民意不满乃至反对，强行进口对方被中国大陆禁运的安全隐忧食品，以在政治上形成针对中国大陆的所谓“统一战线”。例如，2021年2月26日，中国海关总署宣布，自3月1日起暂停进口台湾地区的菠萝。此举原本是正常的生物安全防范举措，但民进党当局转而向日本方面寻求“支持”。对此，日本政府不惜动用行政权力来推动国内企业扩大进口台湾地区菠萝。

4.技术管制过度，参与构建“排他性”科技产业联盟。为对中国大陆实施科技“围堵”，日本政府与民进党当局不仅一起参与由美国主导构建的反华科技联盟，而且致力于加强双方的半导体产业合作。2022年9月，由美国、日本、韩国与台湾地区组建的“芯片四方联盟”以视频方式召开了首次会议，试图垄断半导体行业并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外。在上述背景下，日台双方基于“经济安全”的政策立场推动台积电在日设厂。

（二）日台关系经济安全化的动因

1.满足各自内政诉求并巩固执政基础。

在日本，岸田政府自2021年10月执政以后即致力于构建经济安全保障体制，促使国会于2022年5月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2022年12月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也载明“促进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的相关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日台关系经济安全化就是日本政府推进上述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的具体实践。此外，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鼓噪”也是日台经济勾连加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通过炒作经济安全议题，既可缓解岛内经济发展受挫的困境，又可迎合党内“台独”势力的政治诉求并转移社会舆论的注意力。

2.遏制中国大陆并影响台海局势走向。

21世纪初期以来，随着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日台双方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认知逐步加强。日台双方试图通过经济勾连来尽可能地降低各自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相互提供市场支撑，以缓冲所谓中国大陆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甚至企图将半导体产业作为对抗中国大陆的“筹码”，扩大双方影响台海局势的活动空间。日台双方推动经济安全化，采取芯片产业技术封锁和供应链脱钩等形式，将自身对中国大陆的经济非对称优势“武器化”，是以综合威慑手段影响台海局势走向的重要一环。

3.抢占高科技产业优势并提升影响力。

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悄然兴起的背景下，日台双方都加大了对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的战略规划，试图以此来推动经济发展。对日台双方而言，日本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及材料供应商与台湾地区的大型晶圆代工厂合作，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进而抢占高科技产业市场。

4.应对中美竞争并融入美国盟伴体系。

为应对中美大国竞争，日台双方均倾向于与美国进行“战略捆绑”，并具有依托美国盟伴体系并从中牟利的投机心理。日台关系经济安全化，是双方跟随美国在全球推行“泛安全化”操作来实施的，意欲打破“经济上靠中国大陆”的关系格局。在日美同盟的推动下，“日美+”小多边机制的构建进程也关注台海局势，且与日台关系经济安全化趋向相呼应。民进党当局还企图通过日本将其拉入由美国主导的小多边合作机制，融入美国的地区盟伴体系。

（三）日台关系经济安全化的消极影响

1.有损日台自身经济发展。

日台双方各自的经济发展对中国大陆依赖颇深，均有赖于中国大陆庞大的消费市场和优越的制造能力，所以“经济安全化”反而会损害其自身经济发展。并且，日台双方的经济互补性难以支撑彼此贸易需求，根本无法取代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此外，日台关系经济安全化也将导致其自身政策固化、灵活性受限，进而拖累经济发展。这种日台双方构建的所谓“安全威胁”观念一旦在社会中发酵，执政当局制定的经济政策就必须符合此种“政治正确”，否则可能遭受民意反弹。

2.有损台海地区局势稳定。

日台关系经济安全化，是日本政府企图以经济合作手段介入台海局势的具体表现。日本政府通过经济安全化相关议题向“台独”势力发送信号，“鼓舞”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从而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并危害台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同时，日台关系经济安全化也是民进党当局企图实行“经济台独”的重要体现。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日台关系经济安全化与中国大陆经济“脱钩”，将两岸经贸问题同台湾岛内政治捆绑，导致两岸关系中的政治安全因素比重加大，削弱了经贸合作的“稳定器”作用。

3.有损亚太地区合作态势。

日台关系经济安全化进程中形成的有关“经济胁迫”等话语叙事，加剧了地区内各方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导致地区经济合作的政治成本和安全成本上升、互惠合作的意愿下降。这或将导致亚太地区内的产业分工体系遭受“人为”损坏，原料、劳动力、资本的流动性变弱，地区贸易的自由度下降。另外，日台双方还试图通过所谓的“共同价值观”与地区内其他美国盟友、“志同道合的国家”组建封闭的“小圈子”，融入美国主导的“印太”地区框架，通过这种经济问题安全化、政治化迫使亚太地区国家“选边站队”。

总之，日台关系经济安全化是日本政府涉台政策调整与台湾民进党当局“台独”政策取向相互呼应与叠加的结果，且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双方关系发展路径的突破。仅就合作领域而言，由“经济”向“安全”领域延伸，是当前日台关系嬗变的基本趋向。但是，日台间的安全合作，尚只能通过政党、立法机构等“非政府”路径展开，具有局限性。而日台关系经济安全化可以将“政府”与“安全”这两大要素融入其中，是对此前以“非政府”与“经济”为中心的双方关系发展路径的一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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