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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宏、雷嘉璐:日本文化现代化进程测量的设计和尝试

作者:周维宏 雷嘉璐     时间:2024/11/7 13:57:06

(通稿)北京816日电 题:日本文化现代化进程测量的设计和尝试

作 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周维宏;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雷嘉璐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周维宏和中心博士研究生雷嘉璐在《日本学刊》2024年第3期发表《文化现代化进程测量的一种设计和尝试——以日本社会为对象》(全文约2.6万字)。

 

周维宏等认为,文化现代化被视为整体现代化的起点,具有重要意义。而文化本身作为一个综合和立体概念基础,如何构建具有代表性、科学性的指标体系,进行相对精确的文化现代化测量进程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前沿课题。根据现代化理论,文化现代化测量体系设计为由思想文化、制度文化和生活文化三个核心指标构成。通过收集相关历史数据进行实际测量并将日本与西方先进国家在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两个阶段的均值进行标准化和比较,结果发现:日本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显著特征在于,第一现代起步晚,发展整体落后于西方国家,而第二现代速度快,20世纪70年代进入第二现代阶段以后几乎追平西方国家,并在部分指标上实现了对西方的超越,整体呈现“压缩式”发展历程。通过对日本文化现代化进程进行度量的初步尝试,或可有助于推动亚洲国家文化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取得进一步发展。

(一)文化现代化量度指标的探讨

在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的文化三分结构基础上,结合第二现代思想,对“文化现代化”的含义作如下理解:(1)思想文化的合理主义;(2)制度文化的平等主义;(3)生活文化的多元主义。基于上述文化现代化的含义,在综合探讨可以反映文化现代化的指标的基础上,基于指标的代表性、简洁性、可测性和稳定性等原则,进一步思考并选择用于具体测算文化现代化的指标,在后续的实际测量中对核心指标进行测算。

首先,思想文化领域包括信仰、知识和道德三个部分。其度量指标可整理为:(1)信仰文化现代化:无神论者的人口比例变动;(2)知识文化现代化:大学入学人口比率变动;(3)道德文化现代化:典型伦理犯罪的除罪化进程。其次,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各方面以平等主义为核心的发展,所以围绕制度文化现代化的测量主要以平等化为核心指标进行探讨,设定三个核心指标:(1)政治制度文化现代化:民主指数;(2)经济制度文化现代化:中产阶级相关比重;(3)社会制度文化现代化:一人户家庭比重。最后,生活文化的现代化,其核心特征是多元化,可以分为生活方式、生活习俗和艺术生活三个部分,因此选定以下度量指标:(1)生活方式现代化:城市化地区人口比例;(2)习俗文化现代化:传统节日的重建数量;(3)艺术文化现代化:国家博物馆·美术馆等的数量。

以上设计涵盖三个一级指标、九个二级指标。这些指标是在明确了文化现代化的各种含义基础上选取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先行研究中指标繁杂、含糊不清等问题,更适应文化现代化研究的定量研究要求。

(二)日本文化现代化进程测量的尝试及国际比较

在选定了文化现代化的量度指标后,对日本文化现代化进程进行实际测量,并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进行国际比较。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筛选比较对象时选择了和日本同属七国集团的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四个国家。根据现代化的分期理论,以1970年左右作为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的分界点,对日本思想、制度和生活文化现代化进程分别进行测量,并进一步以西方先进国家在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的测量结果为100,对日本的文化现代化测量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思想文化领域,日本的信仰文化、知识文化和道德文化都尚未完成现代化进程。但是,日本通过大力发展现代科学和教育,在信仰和知识方面均实现了现代化水平的大幅提升,在第二现代阶段分别达到了71.89%和80.80%,呈现出较高水准的第二现代化结果。在道德文化领域,日本的情况较为特殊,在第一现代阶段率先完成了同性恋除罪,即实现了第一现代化进程,但进入第二现代阶段后并未实现进一步发展,因而跌落到42.86%。

第二,由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领域构成的制度文化现代化测量结果显示,日本的民主指数从第一现代阶段到第二现代阶段实现了翻倍,并且在第二现代阶段以领先西方的成绩完成了政治制度方面的文化现代化进程。经济方面,日本中产阶级所占收入份额也实现了从第一现代到第二现代的增加,已经达到91.69%,几乎完成了经济制度文化现代化进程。至于以一人户占比为衡量指标的社会制度文化现代化,日本在第一现代阶段的完成程度优于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到第二现代阶段则低于西方。

第三,在生活文化方面,作为测量生活方式现代化进程的指标,日本的城市化地区人口占比实现了大幅增加,从第一现代阶段的59.36%上升到第二现代阶段的80.48%。习俗文化的现代化方面,日本在第一现代阶段即达到了西方平均水平的144%,但由于公共假日不会无限增加,因此其水平在第二现代阶段有所下落,但依然以119.51%优于西方完成了现代化进程。艺术文化方面,虽然从结果来说日本表现出从58.18%到168.42%的绝对增加,并在第二现代阶段超越了西方,但需要考虑的是,作为博物学的产物,西方是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发源地,并且此类文化财产多依托西方皇家宫殿设立,因此第一现代初期是西方博物馆·美术馆大量增加的时期。也就是说,仅就该指标而言,日本在第二现代阶段的完成度超越西方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国家在艺术文化现代化进程方面的落后。

综上所述,从第一现代到第二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日本的文化现代化实现了进一步发展,后退的只有同性恋除罪化所代表的道德文化现代化进程;到第二现代阶段,日本的文化现代化已经基本发展到和西方先进国家持平的水准,甚至有民主指数、传统节日恢复数量等少数指标超越了西方进程。

基于测量结果进一步对日本和西方先进国家的文化现代化进程进行比较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探寻日本文化现代化的结构特征及成因机制,发现:社会变化、制度改革、经济发展和意识文化等综合要素都对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产生着巨大的推拉作用,带来了日本与西方各国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差异。例如,在习俗文化方面,日本的传统假日在公共假日中的恢复状况整体领先于西方国家,究其原因,一方面,美国相较其他几个国家历史短,因此本身存在的传统节日就较少,虽然近年也积极新增了一些与当地种族历史文化息息相关的节日,但依然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平均值较小;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宗教性节日较多,因此大部分传统宗教性节日都以地方为单位、按照当地主要民族和宗教教派分别庆祝,这也可能是导致西方国家的国家性公共假日中传统节日较少的原因。

(三)日本文化现代化的特征

整体而言,测量结果显示出日本文化现代化的几个特征。

首先,日本的文化现代化过程整体存在压缩性特点。日本和其他四个西方国家的指标在变化趋势上存在的一个显著区别是,日本的指标曲线往往在战后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呈现更为陡峭的追赶趋势,而在70年代以后又进一步呈现压缩特征,即在更短的时间内,日本文化现代化的多个指标就达到了和西方相同的水平。在这一“压缩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在完成第一现代的指标的同时,保障推进第二现代的适应性发展是一个重大挑战。

其次,日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现代化存在一定差距。在物质文化方面,到第二现代阶段,日本几乎已经与西方国家达到同一水平,多个指标如高等教育入学率、制度文化现代化相关指标以及城市化进程等均实现了接近甚至反超西方国家的成果。但是,这些指标多是通过模仿西方制度设计而达成的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成就,反观信仰文化、道德文化等涉及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发展状况,日本与西方依然存在一定差距。

最后,日本出现了新旧文化并存的现象。在习俗和艺术文化等生活文化现代化的衡量指标中,日本在第二现代阶段实现了对西方的超越,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具有更为悠久的独特文化历史渊源,尤其是较之成立时间尚不到300年的美国,日本更多地存在并保留了传统文化。众所周知,日本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不仅较为完好地保留了许多过去的习俗文化,近年来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趋势下更积极在教育系统中嵌入传统文化学习。不仅如此,日本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还通过“做加法”的方式吸收他国文化,造就了日本文化兼容并包、多元共存的特点。日本的文化产业、文化产品也因其独特魅力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

文化现代化进程量度方案及其测量结果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有助于中国借鉴其他国家的历程和经验并在文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和科学研究上进行相关的反思和调整。但是,本文是对文化现代化进程度量的一次初步尝试,在指标选取时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而进行了相应取舍,囿于时间、方法和可获取的国家对象、时间范围等限制,今后有必要在精确度和全面性上进一步提高,从而更为深入和客观地进行相关测量和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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