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崔健等在《日本学刊》2023年第1期发表《论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对大学科研的冲击》（全文约2.2万字）。

崔健等认为，受在经济安全中的战略定位提升及相应政策变化的强烈冲击，日本的大学科研对军事安全保障研究的传统认识正经受挑战，其应对的态度和表现也在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日本的大学科研所面临的外部制度问题和自我挑战更加突出。

2020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对组织机构、法律制度、政策规则等的建设和完善，开始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安全战略。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呈现出除了运用经济手段应对经济威胁以外，更加重视运用经济技术手段应对军事威胁以及利用经济技术优势维护政治、外交安全。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是维持优越性，即在经济和技术上保持领先性乃至唯一性，其主要实施路径是保持技术优势和提高技术力，尤其是在军民两用技术领域，这强化了促进大学科研在军事安全保障研究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动机和需求。

一、日本经济安全战略促进了大学科研相关政策的变化

首先，日本政府对大学科研在军事安全保障研究上的政策发生了变化。2014年以后，防卫省与民间部门的合作开始从民用产品和技术采购的浅层次向科研人员实际参与的深层次发展。2015年防卫省设立了“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实现了运用军事支出资助民间科学技术研究的政策突破。2017年开始，防卫省又实施了“使快速发展的民用尖端技术短期实用化相关措施”。2022年12月公布的《国家防卫战略》强调要完善能够积极有效利用初创企业、研究机构以及学术界等民用尖端技术的制度安排。在日本，制定科学技术政策的最高机构是“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I），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依据是内阁府发布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近些年，二者都在强调大学科研在军事安全保障研究上的作用。

其次，日本政府对大学科研在科学技术外交上的政策发生了变化。日本政府对大学军事安全保障研究的期待，除了作为军事手段被利用以外，还应该有政治、外交方面的考虑，这与经济安全战略所设定的争夺制定国际规则主导权的目标相吻合。因此，日本政府在政策层面不断强化大学科研在科学技术外交上的作用。日本非常擅长经济外交，其中就包含着把技术力作为软权力应用到外交中。从技术的军民两用性来看，科学技术外交与防卫技术外交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2020年以后，日本更加明确了科学技术外交与防卫技术外交一体化的政策，并在诸如争夺国际规则主导权等方面加强了相关政策实践活动。政府发布的《综合创新战略2021》《外交蓝皮书（2022）》等都明确提到了这方面的内容。

二、战略地位提升和政策变化冲击下日本的大学科研的相关反应

针对经济安全战略的定位以及相应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冲击，日本的大学科研做出了一定的反应，主要体现在其参与军事安全保障研究的程度上。

针对“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日本学术会议在2017年3月发表了《关于军事安全保障研究的声明》（简称“声明”），并在2018年2—3月实施了“关于‘声明’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大学对军事安全保障研究还是比较重视的，其中私立大学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从“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的应对状况来看，多数大学不认可申报该项目。同时，对科研人员参与军事安全保障研究的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多数科研人员表现出并不积极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可能会随着防卫省资助力度的增强而有所变化。

从现实表现来看，日本的一些大学一直通过多种途径与防卫省以及美国军方保持着军学合作。“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在2015年度刚开始实施时预算规模只有3亿日元，2017年度猛增至110亿日元，此后数年一直维持在百亿日元水平以上，2022年度首次突破110亿日元。日本的大学一开始对申报“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项目还是表现比较积极的，但2017年日本学术会议发表“声明”以后，大学的积极性急速降温。尽管如此，日本的大学的立项数与申报数之间的比率还是呈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这说明日本的大学拥有非常强的研究实力，其申报的项目与防卫省的需求之间的契合度较高，申报并获得立项的成功率很高。

三、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突显大学科研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在经济安全战略冲击下，日本的大学科研面临的外部制度问题以及自我挑战更加突出，特别是关于军事安全保障研究的科研制度、科研诚信、科研伦理、科研风险等问题。对这些问题与挑战进行分析的过程也蕴含着可能采取的对策，这有助于把握日本的大学科研的未来发展动向。

（一）大学科研面临的外部制度问题

第一，难以根据资金来源或预算类型来判断研究成果用途。在日本，政策制定和财政预算并没有明确区分军用研究和民用研究，导致参与相关技术研发的大学不得不担负起对自身是否从事军事安全保障研究的判断和管理责任。而日本的大学之间存在不同的判断准则，事实上体现为对“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持有不同的态度，从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出现模糊、混乱的状况。

第二，科研诚信的含义需要扩展。以往日本在科研诚信方面更加强调禁止研究的不正当性，而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科研诚信更强调科研人员遵循一定的行为准则，因此日本需要扩展科研诚信的含义。

第三，评价机制与说明责任尚待完善和加强。针对原本不是出于军事目的的研究成果被用于军事的情况，需要对科研人员自身及其研究成果给社会带来何种影响进行评价。同时，防卫装备厅除了需要向民众说明随着“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研究成果的应用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益和风险以外，更应该担负起对相关研究成果会给将来的防卫构想造成何种变化和影响进行说明的责任。

第四，学术团体的学术规范能力需要强化。在政府机构职能调整和自身变化的影响下，日本学术会议的凝聚力和公信力受到了挑战。针对经济安全战略的冲击，继续坚持“在坚信科学是文明国家或者和平国家的基础上，为日本的和平复兴和增进人类福利做出贡献”这一理念，抑或随波逐流，包括日本学术会议在内的日本学术团体需要斟酌思量未来的发展路径。

（二）大学科研面临的自我挑战

第一，基础研究经费需要不断充实。近年来，虽然日本的大学竞争性科研资金有所增加，但政府拨付的运营经费基本呈持续减少之势。对于那些深受日本学术会议“声明”的影响但迫于经费压力而不得不争取获得防卫省资助的大学科研人员来说，如果文部科学省能够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他们或许就不会再使用防卫省提供的研究经费进而转向军事安全保障研究。

第二，科研伦理教育需要补充军事安全保障研究的内容。日本现行的科研伦理教育把学术不端和科研经费不当使用等问题作为重点，基本没有提及对军事安全保障研究的态度。对军事安全保障研究采取何种态度，应该作为科研伦理教育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第三，军事安全保障研究需要强化管控。在日本，几乎每所大学都面临着军事安全保障研究的问题，因此如何正确管控军事安全保障研究就成为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学自身是否愿意承担或参与军事安全保障研究；二是大学如何保护自己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不被恶意使用在军事、恐怖活动、犯罪等领域。

总之，日本的大学科研受到经济安全战略的冲击可能会越来越大，而且实际情况是大学的军事合作和军学合作通过很多途径在推进，虽然现在的规模还很小，但是在日本政府扩军路线的背景下，未来有可能会显著扩大。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正处于“科学研究可能成为军事帮手”的十字路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