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蔡亮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发表《安倍政府区域一体化政策的战略意图剖析——基于机会窗口与规则收益的视角》（全文约2.4万字）。

蔡亮认为，安倍政府意图借此在亚太新一轮经贸规则的建章立制过程中构筑对华的制度优势，获取最大的规则收益。无论是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还是力推CPTPP的成形，均是上述战略意图的努力实践。

（一）安倍政府加入TPP的政经考量

TPP是由美国主导的号称综合性、高水平、代表21世纪新型FTA的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凝结了美国意图重新引领全球贸易谈判议程、强化安全同盟和重建国际规则的巨大战略野心。从内容看，随着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保护、国际税收、环境保护等议题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TPP不仅纳入了促进互相间关税减免和市场准入等内容，还大量涉及消除市场监管体系差异和制定高标准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环保等政策。从路径看，美国通过“区域撬动多边”的迂回手法，致力于将谈判签署的协定转化为国际通行的制度规范，借以有效维系以美国为中心、日欧为侧翼的制度霸权。在奥巴马主政时期，美国就是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躯干，以TPP谈判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为侧翼进行联动布局的。

作为回应，安倍不顾国内的强烈反对，于2013年3月15日宣布参与TPP谈判，展示出积极配合美国战略布局的姿态。此外，日欧也认识到，若日欧自由贸易区建成，无疑将成为连接美国主导的TTIP和TPP框架的关键性中间环节，对双方参与重构世界经济格局具有重大意义。以此为背景，美日欧三方借TPP、TTIP及日欧EPA这三大“巨型FTA”（mega-FTA），构筑起三大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互动的全球贸易新一轮规则制定的蓝图。上述三大“巨型FTA”排除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因此一旦达成协议，不但等同于美日欧在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对中国完成合围，更意味着西方世界在贸易规则的建章立制方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确立了主导权。而在美国的战略擘画中，日本的角色至关重要。以TPP为例，美国对自身的定位是战略主导者，希望日本能够积极扮演推动TPP成形的战略辅助角色，中国则被视为战略对象。唯有如此，才能对华形成巨大压力，让中国面临要么被孤立、要么被迫接受规则加入其中的窘境。

但在日本国内，围绕是否加入TPP问题却一直争论不休，甚至有TPP让日本社会“一分为二”之说。即使在日本正式参与TPP谈判后，其国内围绕加入TPP对日本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的争论也一直延续。对安倍政府而言，TPP作为“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环节，在国际层面主要是借此实质上缔结日美EPA，提升日本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国内层面则主要以TPP形成倒逼机制，推动国内的经济结构改革。而在安倍最关注的政治意涵方面，TPP被其视为重要的机会窗口，一方面意欲借此与美欧共同擘画世界经贸新秩序，强化规则建构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重要性，以巩固其在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可彰显日本是高水平世界贸易规则的牵引者，并在RCEP及中日韩FTA谈判中扮演规则制定主导者的角色。安倍曾明言，不应以单纯的经济利益来衡量TPP对日本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而应以更长远的战略视角来综合评估TPP对日本的重要意义。

（二）安倍政府主导CPTPP的战略意图

2017年1月23日，TPP因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退出而胎死腹中。这无疑对日本冲击巨大，直接导致安倍政府的TPP战略意图沉沙折戟。作为因应之策，它应有哪几种选择呢？第一，将重点转向RCEP；第二，放弃TPP，转而与美国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第三，游说特朗普政府回心转意，重返TPP；第四，集结其他十国进行重新谈判，在TPP基础上缔结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协定。需要说明的是，从平衡性的视角而言，实际行动中往往是几个选项有所侧重地同时进行。

从经济角度考量，日本将工作重心转向RCEP、推动各方早日缔结协议最符合其国家利益。众所周知，亚太地区不但已成为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更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而RCEP恰可以有效地使区域内各成员按竞争优势和区位条件重新调整其在亚太地区的产业布局与生产网络，形成有效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因此，从日本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位置来看，RCEP对其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进一步而言，如果说TPP是日美FTA的扩大版的话，那么RCEP也可以说是中日FTA或中日韩FTA的某种变体。一方面，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另一方面，RCEP的提出本身就体现了中日两国求同存异，在维护区域经贸秩序等问题上秉持务实、合作立场的重要意义。因此，若RCEP能够早日结束谈判，不但对提振日本经济多有助益，对改善中日关系乃至维护地区局势的稳定与繁荣亦大有裨益。然而，安倍内阁对RCEP的态度并未立即变得积极，而是仍秉持“求质不求速”的既定立场，并不急于推动RCEP达成协议。

再看第二选项。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秉持要求别国对己开放市场、但自己实施贸易保护的“单边获利的零和立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就曾明确指出，“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与手段打开外部市场，并促使其他国家为美国的商业活动提供更为便利的政策环境”，“启动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谈判，以达成对美国更为有利的新合作方案”。基于此，美国对日本提出开展“自由、公正和互惠的贸易协商”的倡议，双方于2018年9月26日同意开展“美日货物贸易协定”（TAG）谈判。美国要求日本做出比TPP更大的对美让步承诺，以便确保从汽车到农产品的一系列美国产品获得更大市场准入。此外，日本对TAG的定位是“货物”贸易，美国却明言这是涵盖服务业、投资、知识产权和不公正贸易惯例等在内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双方的立场分歧不言而喻。

至于第三、第四选项，安倍政府的选择是以第四为主、兼顾第三。它一方面竭力集结美国以外的十国重开谈判，并在保留TPP 95%左右的核心内容基础上推出CPTPP，另一方面又反复对美解释重返TPP的重要意义。2018年12月30日，CPTPP正式生效。CPTPP的自由化率比TPP稍低，而且冻结了TPP中有关知识产权章节的国民待遇、专利期限、数据保护、法律救济、政府采购章节的劳工权力条款和进一步谈判条款、投资者—政府争端解决条款（ISDS）、海关管理和贸易便利化、金融服务的投资待遇标准、电信争端解决机制的复议条款等20项内容，以待未来美国重返TPP后恢复生效。那么CPTPP究竟能为日本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呢？首先，日本GDP占CPTPP成员国GDP总量的45%左右，成为主导国的同时，也需要向其他成员国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其次，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十国并非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再次，日本已与除加拿大、新西兰以外的八国签署了双边EPA，尽管这些协定的自由化率不如CPTPP，但CPTPP基本不能为日本带来多大经济实效却是不争的事实，甚至有学者测算认为其会对日本经济带来负增长。

那么安倍政府主导CPTPP的政策意图究竟何在？一是有利于日本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树立自身是国际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维护者的形象。安倍政府一直以“重振强大日本”为己任，竭力谋求在全球政治、经济及安全事务中扮演大国角色。日本清楚自身国力并不足以塑造地区秩序，惯于选择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在同盟框架内积极配合美国各项战略擘画来争取主动权的路径依赖。但特朗普的“退群”把日本推到前台，成了促使其发挥领导力、引领全球经贸新规则的契机。与此同时，日本也明白仅靠CPTPP独木难支，因而加快推进日欧EPA的谈判进程，使之成为构筑“高标准自由贸易体制”的另一重要支点。

始于2013年4月的日欧EPA谈判是双方战略性双轨谈判的一部分。双方宣称要根据自由、开放、公平的贸易规则，建立一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并在公平贸易和投资规则等领域为21世纪的经济新秩序树立典范。日欧EPA共分23章，内容除货物贸易外，还涉及原产地规则、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等众多领域。与TPP谈判相仿，因日欧在汽车、农产品等领域的分歧较大，导致双方谈判延宕日久。但在2016年TTIP谈判中断和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之后，双方意欲树立作为维护自由贸易秩序旗手的形象，反而加快谈判步伐，并最终在2018年7月17日签署协定，2019年初正式生效。根据该协定，日本约94%（工业产品100%，农产品82%）的进口商品对欧盟分阶段免除关税，而欧盟约99%（工业产品100%，农产品98%）的进口商品对日本分阶段免除关税。

这样一来，CPTPP和日欧EPA的成形，使得日本在21世纪经济新秩序的建章立制过程中占据一定的有利位置，借此它既可对美施压又可希冀特朗普政府改弦更张、重返TPP，退一步而言，也有利于日本在TAG谈判中形成话语权。此动向还有利于日本在RCEP谈判中提升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增加与中国竞争的底气。日本一直意图扮演向RCEP输出贸易规则的角色，牵引RCEP实现“TPP化”。因此，尽管CPTPP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5%，影响力远不能和占36.3%的TPP、占29.2%的RCEP等量齐观，但这毕竟是现阶段唯一跨亚太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且泰国、韩国，甚至英国、哥伦比亚等域外国家也已表态要加入CPTPP，在客观上有利于日本巩固自身在区域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在主观上也增强了日本用规则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方向和谈判走势的意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