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王伟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发表《日本少子化进程与政策应对评析》（全文约2万字）。

王伟认为,“少子化”一词源于日语，在日本甚至还有“少子社会”和“人口减少社会”的说法，足见日本少子化问题的严重程度，这一词汇产生后广为人口研究学者和社会所接受。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少子化时代，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日本为应对少子化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收到一定的成效。目前日本少子化程度依然严重，遏止少子化的目标远没有实现。对日本少子化进程和日本的政策应对做细致的分析，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少子化问题乃至人口问题的认识，并可总结日本少子化进程及日本政策应对中的经验教训，以资参考借鉴。

“少子化”一词并不是传统人口学的专业用语，而是日本创造的新词。1992年日本经济企划厅发布《国民生活白皮书》，副标题为“少子化社会的到来，其影响与应对”。这是“少子化”一词首次出现在日本公开发行的政府出版物上，也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1992年版《国民生活白皮书》对少子化做了具体界定和说明，指出“少子化”是“出生率的降低及与之相随的家庭和社会中儿童数量的下降趋势”，还认为出生率下降造成的儿童和年轻人减少的社会是“少子社会”。2004年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少子化社会白皮书》在总结《国民生活白皮书》有关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少子社会”指的是“总和生育率严重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且儿童数量少于老年人口（65岁以上人口）数量的社会”。该白皮书还认为少子化和老龄化同时进展的社会是“少子老龄社会”，并给出了“aged society with a fewer number of children”和“aged society with a declining birthrate”两种不同的英文表述方法。显然，前者强调的是少儿数量的减少，后者强调的是出生率的下降。

日本人口学界所说的“少子化”不仅仅指出生率下降，而是指生育率长期或持续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没有国际性迁入和迁出的情况下，保持人口不增不减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也称为生育更替水平或世代更替水平。它取决于出生性别比和女婴的存活率。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更替水平在2.1左右，日本为2.07。日本人口学研究会编纂的《现代人口辞典》（2010年）对“少子化”的定义也与之相似，指“生育率持续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里所说的生育率是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15—49岁）平均生育子女数量，是一个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综合指标。可见，所谓“少子化”，意味着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和地区，根据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分为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比率7%—14%）、老龄社会（老年人口比率14%—21%）和超老龄社会（老年人口比率21%以上）。与“老龄化社会”不同，国际社会还没有公认的表示“少子化”进展程度的具体数值标准，但也并非没有线索可循，日本和欧美的人口研究学者都从生育率角度提出了参考性数值。日本学者守泉理惠在分析主要发达国家生育率变化过程中，以总和生育率1.5作为标准，把这些国家分为两个群组，总和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但在1.5以上的国家为“缓少子化”国家，低于1.5的国家为“超少子化”国家。《现代人口辞典》也持相同观点。澳大利亚学者考德威尔和辛德梅尔提出了超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总和生育率低于1.5），美国学者柯勒等人提出了极低生育率（lowest low fertility，总和生育率低于1.3）等概念。针对发达国家生育率长期低迷，奥地利学者鲁茨等提出了“低生育率陷阱假说”（the low-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认为生育率一旦低于1.5，就会不断下降且很难恢复，甚至是不可能逆转的。

综上所述，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少子化”，关键是看总和生育率是否持续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越是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少子化”的程度越严重。

根据“少子化”的人口学定义和有关少子化程度的概念，分析日本少子化演进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考察二战后日本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

第一阶段（1947—1955年）：生育率下降，但在人口更替水平之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受第一次生育高峰和战败后大批退役军人及其家属回国的影响，人口急剧增加。在1947—1949年三年间，日本年均出生近270 万人，陆续回国人员近500万人，日本人口在1945年后的五年里增加了1000万人以上，1950年总人口达8320万人。此时的日本食品短缺，物资匮乏，人口的增多给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开始实行调节生育的人口政策。1950年后日本出生人口急剧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47年的4.54下降到1955年的2.37。此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医疗水平的进步，日本人口更替水平也逐渐降低，由1947年的2.71降至1955年的2.24。这一阶段，在优生优育人口政策的作用下，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较大，但仍然处于人口更替水平之上。

第二阶段（1956—1973年）：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显现少子化征兆。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是对日本少子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阶段。这一期间日本总和生育率大体稳定在2附近，但已有多数年份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日本出现了少子化的征兆。具体来说，前半期（1956—1964年）的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虽然1965年生育率出现了显著上升，使得日本没有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少子化”，但近十年的低生育率不仅奏响了“少子化”的前奏曲，也带来“团块世代”与后来世代人口数量上的失衡。这是导致后来日本养老金、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面临困境的原因之一。后半期（1965—1973年）的九年时间里，丙午之年的1966年因受迷信影响，总和生育率一度下降到1.58。（根据日本江户时代以来的迷信说法，认为丙午年出生的女子脾气暴躁，并且克夫。）此外有五年总和生育率略高于人口更替水平，其中1965年和 1967年是有些人为避开丙午年而提前或延后生育，1971—1973年则是第二次生育高峰带来的生育率提升。二战后日本有过两次生育高峰。第一次生育高峰发生在1947—1949年，这一期间出生的人群被称为“团块世代”。“团块世代”在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婚育高峰期，带来出生人口的大幅增加，日本出现了第二次生育高峰。1968—1970年这三年总和生育率与人口更替水平持平，都是2.13。由于这三年处于丙午年与第二次生育高峰之间，不能排除丙午年后生育率反弹和第二次生育高峰波及的影响。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公布的《人口统计资料集（2003年版）》数据，1966年后结婚对数逐年增加，由1966年的94万对增加到1970年的102万对；出生人口1966年为136万人，1967年为193.6万人，1968年为187.2万人，1969年为189万人，1970年为193.4万人。因此，不排除丙午年后生育反弹的持续及一些“团块世代”在第二次生育高峰到来之前就进入了婚育阶段，由此形成1966年后短期内出生人口的增长。可以推测，如果没有第二次生育高峰的到来，很可能后半期大部分年份日本总和生育率也会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一阶段是战后日本人口变化过程的关键期，如果日本当时能及时采取相应对策，也许会在很大程度上遏止或在较大程度上减缓少子化进展。

第三阶段（1974—1994年）：进入少子化时代，生育率继续下滑。受1973年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在1974年出现了二战后的首次负增长。这一年在日本人口发展史上也是具有标志性的一年，是日本第二次生育高峰的最后一年，也是日本进入少子化时代的第一年。这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为2.05，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2.11。1975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为1.91，战后首次跌破2.0，从此一路下滑，1989年下降到1.57，低于1966年的1.58，创战后最低，震惊日本朝野，被称为“1.57冲击”。此后日本总和生育率一蹶不振。日本总和生育率于1974年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之后，再没有回复到人口更替水平，且离它越来越远。根据人口学关于“少子化”的定义，可以说日本进入少子化时代起始于1974年。

第四阶段（1995年以后）：生育率进一步走低，陷入超少子化困境。一方面，1995年日本总和生育率降至1.42，跌破1.5关口，日本落入“低生育率陷阱”，陷入超少子化困境。此后，日本总和生育率进一步走低，2003年下降到1.3以下的极低生育率水平，2005年降低至1.26，创日本战后最低水平，2006年后有所回升，2017年为1.43，但仍处于超少子化之中。另一方面，人口出生率没有随总和生育率的回升而升高，反而由2006年的8.7‰下降到2016年的7.8‰。由于少子化的加剧，1997年日本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率降至15.3%，低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率（15.7%），日本正式进入“少子社会”。2011年后日本总人口持续减少，进入到“人口减少社会”。

日本总和生育率从1974年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至今已持续了44年，仍远在人口更替水平以下。2015年总和生育率达到1.45，是2005年后的最高点，之后又连续下降，2017年降至1.43，今后是进一步下降还是反弹回升尚有待观察。就目前日本总和生育率而言，日本是超低生育率、超少子化国家，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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