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韩东育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6期发表《明治前夜日本社会的体制阵痛》（全文约1.6万字）。

韩东育认为，在明治维新已过去150年的今天，从日本内部观察这场改革的胎动过程及其发生逻辑，或许有助于人们对相关问题的再认识。

一、阵痛的背景与改革的困境

明治前夜的体制震荡，固然呈显为幕末时期的风云激变，但从根本上讲，这场空前的变革却必须从江户时代（1603—1867年）中叶的幕藩财政及相关制度说起。江户时代中叶，曾给予幕藩政治以安定保障的“四民”（士农工商）体制，发生了结构性的震荡。町的发展，使町人的实力和地位得以提高。这种现象，最先发生在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初叶的元禄时代。依“四民”排序，从事工商业的町人一直处于社会贵贱序列的末端而受到歧视。一些町人对士农，尤其是武士保持着足够的敬畏，对武士阶层崇尚的儒学也奉若神明，这在反映近世町人复杂思想的著作中有所表现。但元禄以后，很多町人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在被主流社会否定、无视的价值世界里反而大显身手，把人的本性的东西释放得淋漓尽致。显然，在这样的世界里，武士敌不过他们，农民就更不是对手。而且，由于追求利益享乐是人的一种本性，因此，町人的观念和行为又反向影响到农民，连武士亦受到了极大的感染。与此同时，对这种现实倾向进行直觉性反映和释放的文学、艺术作品亦纷纷涌现，终至烘托出一个特别的世俗景观——“元禄文化”。

元禄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具有明显的利益主义和务实主义倾向。里面充斥着彻底的商业价值观念—— 一种被称作“市民精神”的观念。第二，对自由人性的追求欲望日趋强烈。町人径以“浮世” 浮世，佛教用语。原指无常的人生，带悲观厌世情绪。江户时，该词被町人反其义而用之，狭指歌舞伎和游里世界，泛指浮华享乐的当世之风。称现世，唤起了众多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共鸣。丸山真男指出：“元禄町人最具特色的生活意识，就是奔放不羁的快乐主义。这种快乐主义的基底，流动着对以禁欲为生活原理的武士阶级自暴自弃的反抗意识。”第三，崇尚华贵和对美的倾心追求。富有的町人和追求町人感觉的武士们，衣必文绣，食必粱肉，对生活日用品的消费非常讲究，对艺术品的制作和鉴赏不乏精美和世俗迎合色彩。受豪华的“桃山文化”影响，元禄时期，各式各样的工艺品琳琅满目，而尾形光琳的“莳绘”和充满人欲、色情格调的“浮世绘”作品亦比比皆是。据统计，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半数以上是春画，其中充满了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间或也流露出某种颓废主义的思想和情绪。

然而，作为自然经济之寄生存在的町人，其所作所为，每每被排除于正统的伦理体系之外。町人的价值观念，长期以来都无法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并进入社会的主流话语。当町人的经营只停留在满足农业社会内部的互通有无和保障供给层面时，人们对它的态度至多是看不起，而没人会否定它继续存在的意义。可是，当町人的财富占有量远超武士和农民并开始迫使“士农”不得不按照它的游戏规则来维持生计时，特别是当泛滥于市井奢靡生活的优娼卖笑职业——这些在儒教伦理看来足以败坏道德人心的风俗营业，已开始构成动摇幕藩体制的力量时，工商业本身便成了被憎恶甚至是被限制和取缔的对象。江户时期两种性质不同的改革——“开放策”与“紧缩令”——开始循环登场：从元禄的开放到正德的紧缩，从享保的开放到宽政的再度紧缩，从化政的开放到天保的重复紧缩，亦即与“元禄（荻原）→享保（田沼）→化政（家齐）”等开放国策适相反对的是“正德（新井）→宽政（松平）→天保（水野）”等系列紧缩手段。在这一时期的改革链条中，每一个开放阶段都要承续之前阶段的开放政策，而每一次紧缩又少有例外地不对俭约政治“呼朋引伴”。它给人的直观印象是，在有的阶段，开放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个阶段，紧缩也是正确的。由于每个不同阶段政策的实施，几乎都建立于对前一阶段的否定基础上，因此，通过每期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人们还可以推导出如下认识：如果说开放是正确的，那么紧缩便是错误的；如果紧缩是正确的，那么对开放就有了深刻反思的必要。问题是，无论是开放还是紧缩，都是同一政治体制内部的政策调整行为，因此，每个时期出台的不同政策，既能集中反映出该阶段的正当性诉求，也会物极必反地累积起其各自正当性的否定因素。作为幕政体制的最后一次紧缩行动，天保改革之所以会高调登场却草草收场，还因为改革的推进者水野忠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局，这其中有空间性的，也有时间性的，有一国域内的，也有万邦国际的。也就是说，幕府的财政窘迫、农业荒怠、诸藩内争、外船进逼以及公武暗斗等动摇幕府统治基础的内忧外患事件，最终使水野下台，改革失败。

一般认为，就藩政改革派的主观意愿而言，改革本身不过是幕藩领主一贯立场的体现——以幕藩体制的重组和强化为手段，借以维持编户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其体制的极限，往往体现为抑商政策和对农民商品生产活动的褫夺政策。但是，天保时期以来的结构性矛盾，已经使这类政策无法得到贯彻。那些改革派实行的相关措施，也已无法超越其历史的局限。原三井物产的创立者和第一任总裁益田孝(1848—1938年)在忆及幕府锁国实况时指出：“德川幕府之执锁国政策，许荷兰及清国之船舶，以长崎一港允其物货之上岸及装积。然制禁甚多，范围极狭，未足称贸易。制度已如是，即令开港，亦多不能见贸易之进步而收其利益（幕府情势明证之）。幕府把持锁国主义，禁国人之制造大船，或交通于海外。其私交通者，不仅视为违法，又加以叛逆之罪。此观念深浸润于民人之心，故开港之初为贸易之先驱者，往往遭遇可怖之危险”，“锁国政策恃封建制度而全其效用。大小三百余藩，各成独立小国，尽力阻其民人之移住，物货之流通，或禁米榖（粮食）之输出境外。于是甲地则仓有余榖，乙地则途有饿殍，而不能使有无相通焉。三百诸藩互行其锁国政策，而其所集成之日本向外国更行其锁国政策，此可谓二重锁国。当是时，农、工、商民图财富增殖者不徒苦于苛税，苟由勤勉以高其生活程度，则视为逾分之骄奢，而官收没其财产。民人交互之贷借有时被官吏干涉而蹂躏其债权，或恣定其价格以抹杀商家利权。各种商、工之业皆被限制。大小商贾各一定其员数，付以特殊之利权。自由竞争之途殆见杜绝。如此国中产业，且不可望其进步，况对外之贸易乎！”“二重锁国”意味着，在新的代表时代潮流的国际大势面前，幕藩政治僵硬的体制、苛酷的钳制和只靠“多穿衣服”来适应外在气候的想法和做法，都无法实现自我救治的宏愿，遑论自我更生。由于这已经给日本社会造成了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态的普遍窒息，因此，倘无国内事务的突破创新和世界大势的介入，日本恐将丧失其再生功能和自我保护能力，而且事实证明，除了穷于应对以外，“气脉微弱”的幕藩政府，其实已经丧失了这一功能和能力。

二、体制变革方案的由晦而明

政治体制的变革观念被逐渐提上日程，反映了日本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兰学者佐久间象山（1811—1864年）的思想，启迪了胜海舟和吉田松阴等门下弟子，并为明治政府的政策形成做出了贡献。象山原为朱子学者，后转修兰学，对儒教渐多微词和批判，认为儒家学问无论对道德行为有何等重要性，都丝毫无补于军事事务。他力倡以西洋科技来充实国力，并讥讽魏源的《海国图志》，说它好看不中用：“魏氏海国图识中，辑铳炮之说，类皆粗漏无稽，如儿童戏嬉之为。凡事不自为之，而能得其要领者无之。以魏子之才识，而是之不察，当今之世，身无炮学，贻此谬妄，反误后生，吾为魏深惜之！”西方研究者注意到，象山对西洋文明的采纳，似不止于技术层面，因为“在他看来，学习西方技术，唯有在采用了相应的政治措施以确保所学能够恰当实施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象山的这一思想，确曾闪现于他写给胜海舟等人的书信中，但就其整体思想脉络而言，研究者还应将相关舆论还原到他的核心理论框架中去观察，才庶几不失客观。

实际上，当我们在审视佐久间象山的名言“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之时，会发现其欲在东洋精神的基础上嫁接西洋科技的经典主张已不啻在说，日本人面对东西方文明时，应该以道德为本，以科技为末。可是，正如他在《省愆录》中所谓“详证术乃万学之基本”等观点所表明的那样，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学问的根基与其说是道德，不如说是自然科学。其对炮术之学的实践性强调中，已明确地吸收了以主体性操作为前提的近代实验精神。这意味着，是以知识的观照性为基础，还是以主体的操作性为基础，俨然已构成朱子合理主义与近代合理主义的根本差异。但是，这种科技层面的近代化一旦被象山赋予“人为”的色彩，江户时代唯“自然”方为“善”的官方通识，亦无法不使佐久间象山的“真”和“善”在价值层面上被撕裂开来。于是乎，他在社会政治体制变化趋势上的钝感，总是表现为对佩里来航后幕藩体制动摇现实的无所关心。他之所以把大盐平八郎的叛乱只解释为阳明学在作祟，也是因为他从未怀疑来自天地自然秩序的封建阶层秩序所具有的天然正当性，而这种正当性，从根本上讲，并未跳脱朱子学的自然观和社会观及其他潜在规定。这决定了佐久间象山不可能从社会政治体制层面思考比幕藩体制更优的选项，也自然消除了他试图从西方社会政治体制上寻求幕政出路的任何可能性。

同样的情形似乎也在吉田松阴的身上重复出现。在吉田松阴看来，想打破日本当时的危机，唯一的希望应放在那些处于官僚阶级之外的人士身上，亦即他所谓“草莽英雄”身上。为实现这一目标，英雄们必须放弃藩国的束缚，通过留给他们的唯一方式来证明自己的真诚，即以天皇的名义“起义”。有学者发现其中蕴藏有19世纪60年代恐怖主义之端倪的同时，更指出了吉田松阴与他老师佐久间象山之间存在同一性质的问题：“如在吉田松阴的著述中一样，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失，即缺少一个改造基本制度的计划，而这正是我们从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那里所期望看到的。”不仅如此，“我们在其他‘志士’那里也能看到同样的缺失。例如，井伊直弼的刺杀者们在1860年3月起草的一份解释他们行动原因的陈情书，就体现了这一缺失”，“它所着眼的与其说是未来，倒不如说是过去；它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制度设计，倒不如说是封建政治”，“与早些时候的松阴一样，这些1862年到1863年的尊皇主义者并没有预想到废除藩国或废除封建社会。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急不可耐地表达了对封建主义的偏爱，以抵抗在七世纪传入日本，而且在真正意义上更具‘帝制’性质的中国式的行省制度（郡县制度）……换句话说，他（指久留米藩的真木和泉——引者注）提议的是延续封建制度，不同之处是这个制度是以天皇而非将军为中心”。这表明，“19世纪60年代早期最著名的尊皇主义者”的“愿景代表的是对幕府而不是封建制度的攻击。它意味着权力平衡的转移，使天皇成为封建效忠的中心，让雄藩大名分享决策权”，亦即“尊皇主义者献身于天皇的事业在本质上既非‘反封建’亦非‘现代性’”。

然而，同样是19世纪60年代初期，土佐藩在吉田东洋（1816—1862年）主持的藩政改革中，却呈现出与象山和松阴思想迥然不同的面貌。东洋改进了藩政效能，尤其是那些与税收和藩政垄断相关的政策，引进了新的武器和战法，鼓励兰学，甚至在长崎开设了一个代表处，以便于土佐藩对外贸易渠道的进一步拓展。1862年初，他还把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视为达到藩政乃至日本振兴的必不可少的措施，即简化武士阶级体系，提携有才能者；废除专门人才的世袭传统，给那些接受过西方技能训练的人创造更大的机会；重建藩校以培养具有西方技能的人才，招收范围也不止于高级武士，还包括大量下级武士。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政策的出台，已让人看到了“明治领袖们最终要做的事情的轮廓，一如我们能在更早的岛津齐彬那里看到的一样”。但由于在当时这很难为周边势力所认可，于是1862年5月6日，东洋本人被杀，藩政改革亦随之搁浅。

英国的日本史专家威廉·比斯利（William GBeasley）在谈及天保改革与明治维新之间的关系时认为，“以社会经济因素解释天保改革的方法”是重要的。“乡村社会正在变化，而且是以可以影响政治力量平衡的方式变化着。封建制度正面临危机，因为它的政治形式已经落后于经济基础。随着经济商品化而发生的价格革命，已经制造出一系列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德川社会毫无生存空间的现象：受债务逼迫的武士，或成为野心勃勃的求官者，或成为穷困潦倒的制伞工；富裕的城市商人享有封建庇护，并在某种程度上享有封建身份；农民要不抓住新的机会，变身为生产者与经营者走上致富之路，要不没能抓住机会而沦为佃农或雇农。这些现象都和既存的规则格格不入，它们意味着实际与理想的脱节。而这一脱节远则具有潜在的革命性，近则立即引发了不满与动乱。这些现象未必能证明‘同盟’说是解释德川幕府倒台的合理假说，但它们与明治维新后才可能发生的若干主要政策行为有显著的关系。”然而事实上，直至明治维新前夜，日本真正富于近代内涵的政治愿景，才逐渐确立于那些志士的相关设计中。1867年，坂本龙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指出，日本若要摆脱困局，幕府将军就必须承认天皇的权威；必须创设两院制立法机构，以确保国家决策得到尽可能广泛的支持；必须任命天下英才担任官职，其人选应来自公卿、封建领主和平民；必须建立一支现代海军和天皇卫队。他宣称，通过这些变革，过时的法律和政策将被其他更适合日本当前需要的法律和政策所取代。值得深思的是，马上面临被革除大位之虞的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本人，竟也在1867年11月称：如果日本要变强大的话，迟早必须追随英国的样板，放弃封建制度！

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变化和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远山茂树于1951年由岩波书店出版了《明治维新》一书，经多次重印后，2018年4月又被岩波书店以文库本形式再度推出。这既有日本对明治维新150周年的追忆考虑，也与远山对明治维新的论断并未过时有关。该著作的出发点，是由幕府和其他藩国共同参与的所谓“天保改革”。作者认为，天保改革并不局限于财政，但这场仅仅依赖于“自救”性改革的失败，却给明治维新明确了日本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即1868年1月的“王政复古”政变发生后，新政权便采取了把统治阶级的各方面因素尽可能广泛包容进来的措施。然而，随着政府军事地位的强化，它的人员构成变得更加单纯统一，行动亦变得更加不妥协。面对封建分离主义卷土重来的势头，面对农民起义的再度兴起，新政府于1871年断然废藩，这事实上构成了二次政变。它为一系列改革铺平了道路，这些改革不但旨在增强日本抵御西方的力量，而且使明治领导集团得以从对明治前社会结构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它们包括：土地税改革——给予国家可靠的财政收入，并确认其地主同盟在乡村的地位；征兵制——为国家提供一个镇压骚乱的手段，同时让民众感到有机会参与国事；教育改革——使得灌输公民道德和培养科学技术能力成为可能。这些改革导致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由官僚寡头掌权，且在本质上无须与其他力量分享权力也能够推进近代化甚至是经济增长的国家。然而，亦如威廉·比斯利所指出的，“很显然，20世纪的日本帝国主义乃是明治维新的产物”，并且“在这个讨论中，思想的禁忌越来越少，可用的史料越来越多，尽管明治维新发生的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