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孙丽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6期发表《日本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政策研究》（全文约2.5万字）。

孙丽认为，日本的“去工业化”进程与美国的“再工业化”进程几乎同时起步，美国“再工业化”的雄心壮志及其初期所显现出的良好效果，促使日本开启了模仿美国理念和政策的“再工业化”进程。日本的“再工业化”政策呈现出在“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之间摇摆的“混沌”特征。这不但使日本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偏离了正确轨道，而且使美国“再工业化”政策的失误在日本被放大，成为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临难以走出泡沫经济崩溃的阴影、产业空心化日益加剧以及日本制造出现质量问题等巨大挑战的共同根源所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出现了三大引起世界高度关注的现象：一是日本经济至今还没有完全走出泡沫经济崩溃的阴影；二是日本产业空心化进一步加剧；三是随着一系列严重质量问题、造假问题的不断曝光，日本开始从“日本制造等于高质量”的“神坛”跌落下来。从表面上看，这三大现象之间似乎并不相干，但深入分析发现，上述三大现象的出现有共同的根源，即在追随、模仿美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政策的过程中，日本经济发展战略出现了重大的失误：一方面，日本没有把握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的精髓，放大了美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政策的失误，使日本经济陷入泥潭；另一方面，在美国开始大力纠正“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进程中的政策失误时，日本仍徘徊于陈旧的理念之中，觉醒迟缓，甚至有不少人坚持认为是“制造业毁灭了日本”，试图使日本在“脱实向虚”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国进行深入研究。

（一） “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的内涵及其关系

文章认为，所谓“去工业化”是指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就业结构等从以制造业为核心转向以服务业为核心，甚至转向以金融业为核心，同时将低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而自身专注于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中附加值较高的环节，使国家经济向“服务化”“金融化”“虚拟化”发展，导致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衰落的过程。而所谓“再工业化”是指一国在对“去工业化”纠偏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重新确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重新确立金融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重新确立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过程。

一方面，“去工业化”是一国产业结构演变的“自然现象”或者说“一般规律”。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伴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制造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由此也带来了三大产业的地位嬗变：一国经济的发展会出现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到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再到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变化。这种嬗变虽然是一种经验性的结论，但一般被认为是一国产业结构发展进程中的“自然现象”。另一方面，一国经济发展并非是一种完全的“自然现象”过程，而是“自然现象”和“人为政策导向”（产业政策）相叠加的过程，这种“自然现象”和“人为政策导向”的叠加常常使一国的“去工业化”呈现出复杂的特征。例如，片面地理解所谓“一般规律”，人为地过度超前地发展服务业，会使一国经济发展出现“服务化”、“金融化”及“虚拟化”的特征，甚至表现为“投机化”。因此，一国经济发展中“自然现象”和“人为政策导向”的叠加、交互作用，既有可能使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使其偏离正确轨道，甚至酿成重大危机。在现实中后一种情况居多，从而使人们重新思考以“配第—克拉克定理”为指导的“去工业化”问题，特别是重新思考如何走“去工业化”道路的一系列问题。“再工业化”政策及其进程，正是对“去工业化”失误的纠偏或矫正。

（二）日本“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的政策及其特征

 “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是对一国产业政策实施过程和结果的概括。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大都制定了比较明确的“再工业化”政策，却从未公布明确的“去工业化”政策，但其政策的实质是“去工业化”导向，日本也是如此。因此，要研究日本的“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问题，就必须对日本的制造业现状和产业政策进行辨析。

通常情况下，判断一国是否存在“去工业化”现象，主要采用制造业产值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制造业就业人数及其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企业数量、资本外流造成的制造业海外生产比率、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差额等几个指标来衡量。依据上述指标进行测算可以看出，20世纪60、70年代完成工业化后，日本也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而此时，美国却开始了“再工业化”进程。美国“再工业化”进程的雄心壮志及其初期所显现出的良好效果，促使日本开始模仿美国的“再工业化”，模仿美国的日本“再工业化”政策呈现出在“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之间摇摆的“混沌”特征。这与日本同时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实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所不同。（1）模仿美国的“再工业化”政策。美国的“再工业化”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三次变革，旨在调整产业布局、缓解产业空心化、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再工业化”政策方向更加清晰明确。与日本同期制定的相关产业政策比较可以看出，日美两国的相关政策具有很大的相似度。（2）日本的产业政策措施，既具有“去工业化”的政策特征，也具有“再工业化”的政策特征。一方面，完成工业化后，日本经济发展面临生产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少子化带来劳动力短缺、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等巨大压力，因此，希望通过“去工业化”，把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内容产业、旅游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注重社会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治理产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日本将制造业向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本土只留下核心技术研发部门，以寻求在未来的全球制造业竞争中占据制高点。例如，日本提出要大力推动新型制造、全能型材料开发、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本的产业政策呈现出在“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政策之间摇摆的“混沌”特征。（3）在美国已经开始对“再工业化”政策的内涵、外延及其具体措施进行大规模调整的时候，日本产业政策的重心仍在国家经济的发展是以实体经济（制造业）为核心还是以服务业（金融业）为核心之间摇摆。主要表现在：日本产业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传统的制造业向IT产业、服务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转变。到安倍执政时期，在“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中，以旅游经济拉动日本经济复苏的政策被放在了重要位置。这意味着日本的产业政策不但在美国的三次“再工业化”进程中摇摆不定，而且在美国第三次“再工业化”战略已做出实质性调整的时候，仍然没有走出摇摆不定、方向不明的困境。正如日本半导体产业观察者汤之上隆在《失去的制造业》一书中批评的那样：即使日本已经提出了应该向美国学习“振兴制造业”，但是没有推出切实可行的振兴日本制造业的措施和路径，更没有像奥巴马政府那样引领海外制造业向本土回归。甚至在全球众多国家开始深刻反思美国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政策失误所带来的沉痛教训时，日本却逆势而动，高呼“制造业毁灭了日本”。

（三）美国“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政策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进程在时间上落后于美国，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进程是在追随、模仿美国的相关政策中加以推进的。因此，要深入研究日本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政策，必须对美国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政策措施及其对日本的影响加以分析。

美国的工业化始于18世纪90年代，完成于19世纪90年代末。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完成，在资源枯竭、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人们的劳动和环境保护意识日益觉醒的压力之下，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一是把制造业迁移到工业落后地区；二是把制造业向国外迁移。到70年代末，无论是从国内三大产业发展状态还是从全世界制造业发展状况来看，美国的制造业都处于相对衰落的状态。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进行了三次“再工业化”。美国的第一次“再工业化”始于1978年，时任总统吉米·卡特试图解决两个问题：（1）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制造业基地急剧衰落的问题；（2）前期“去工业化”进程导致的产业空心化严重、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等问题。美国的第二次“再工业化”始于1980年，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再工业化”的对内政策方面，提出要通过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税以及提供财政资助等措施，复兴美国的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与此同时，采取强有力的政策，重点扶植新兴工业部门，增强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等。美国的第三次“再工业化”始于2009年，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面对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开启了美国第三次“再工业化”的进程，为此颁布了《制造业促进法》和《振兴美国制造业和创新法》等一系列法案。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对奥巴马的一系列执政理念持否定态度，但继续推进美国的“再工业化”进程，采取了对内降税、对外征收高关税、鼓励制造业回归等更激进的政策措施。

在美国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进程中，始终存在两种价值取向。第一种价值取向是：对内，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通过引导投资、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移，使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以此使经济能够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对外，通过直接投资将价值链中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环节转移到国外,国内则专注于附加值较高的环节,以保持和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二种价值取向是：不但要推动投资、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移，使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而且要使金融业成为服务业的核心，即不但要使经济“服务化”，而且要使经济“金融化”。这两种价值取向激烈摩擦的结果是，第二种价值取向始终占据上风，尤其是受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美国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进程演变成经济的“服务化”、“金融化”、“虚拟化”乃至“投机化”，从而使美国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走入歧途，最终导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

上述两种价值取向，虽然本质有所不同，但在发展服务业的政策倾向上却差别不大。在两种价值取向的共同推动下，美国的服务业得到超常发展。在美国经济向“服务化”转变的过程中，其金融自由化得到了快速发展，使美国经济快速向“金融化”方向发展。随着美国经济“金融化”，资本的趋利性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大量资本被投向回报率畸高的金融业、金融衍生产品，进而使美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虚拟化”特征。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发展，不但使制造业越来越受到各种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的冷落，而且使各种资源不断地从制造业流出，结果导致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处于“失血”状态。

美国因素对日本的影响表现在：首先，一方面，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主动承接美国“去工业化”进程中产业向外转移的机遇，快速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在完成工业化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模仿美国的产业转移模式，有序地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甚至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转移，开启了自己的“去工业化”进程，形成了“雁行式”国际产业转移格局。

其次，当日本的“去工业化”进程开始起步、相关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时，美国却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再工业化”进程。美国推行“再工业化”进程的动向、其初期所显现出的良好效果以及由此给日本带来的巨大压力，促使日本也开始“再工业化”进程。于是，在日本出现了“去工业化”进程和“再工业化”进程的叠加，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日本模仿美国相关理念、政策时，很难及时发现其中的弊端甚至暗藏的重大失误。美国的“再工业化”政策经历了三次大调整，对此日本并没有及时反应，依然坚持其“再工业化”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为了配合“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美国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打开日本高度封闭的市场，敦促日本放松国内的规制改革，迫使日本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改革，签订“广场协议”，等等。这两方面的影响与压力使美国“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的政策失误在日本被放大，成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大大早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及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迟迟难以走出困境、产业空心化进一步加剧和日本制造面临质量问题等巨大挑战的共同根源所在。

再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美国实施第三次“再工业化”政策、以美国为代表的其他发达国家都掀起“再工业化”浪潮时，日本仍继续沉迷于“去工业化”中不能自拔，“制造业毁灭日本”、日本应继续推进经济“金融化”的想法仍有极大影响力，这势必影响日本“再工业化”进程的正确方向。

（四）日本模仿美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政策的后果

日本不但亦步亦趋地模仿美国“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的理念、政策，而且放大了其失误，结果给日本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1）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形成虚拟资本脱离实体经济的独特运动，最终导致泡沫经济崩溃及其后遗症难以消除。（2）“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进程加重了日本的产业空心化。（3）日本制造业大溃败。这从“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的日美中三国企业数量变化可以得到验证：与美国、中国企业在“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的绝对数量呈上升之势相反，日本企业的绝对数量直线下降。日本制造业中的造假事件、质量问题不断出现，也引发了全球对日本制造业的关注。日本制造业造假事件、质量问题屡屡出现，昔日以高品质著称的“日本制造”光环正在失色，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并进行了多方面的解释。日本制造业出现这一系列严重的质量问题、造假事件，其根源还在于：在“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的过程中，特别是随着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制造业企业的“财技术”收益急速膨胀，影响了许多制造业企业放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代之以投机心理膨胀蔓延，因此忽视质量甚至通过造假来保生存、获发展。

（五）日本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虽然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跟随、模仿他国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政策。日本模仿美国“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值得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国研究。（1）发展经济的着力点必须放在实体经济上。（2）强化制造业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3）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4）对全球“再工业化”浪潮所带来的贸易战风险有充分认识。（5）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同时要防止产业空心化过快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