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伟：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在日本内化的表现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陆伟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5期发表《日本的自我身份建构与冷战后战略文化的嬗变》（全文约2.9万字）。

陆伟认为，战略文化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考察的是对一国未来的战略思维和战略选择产生持久深远影响的一种新的战略文化的起始和生成。因此，我们以一段时期内决策层普遍认可的战略偏好和行为选择与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的核心范式和所预测的偏好等级的对应关系，来判断日本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的存在和性质。具体分析冷战后日本战略文化的演化，尝试通过以下指标大致衡量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在日本决策层中的内化程度。

（一）环境认知

在日本决策精英的世界观中，“战争威胁的想象”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一想象由三个层次的假设构成。首先，在体系层面，20世纪90年代之后欧美国家构建的经济上相互依存、安全上相互信赖和协助的自由主义范式正在发生崩溃，被迫让位于先进国和新兴国（从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来看，就是后现代VS现代）的复合体模式。以主权和军事力量为轴心的权力政治再次成为国与国关系的中心，并在国际政治中凸显出来。其次，在地区层面，有诸多因素导致了东亚安全困境，中国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的推动力量。这些都发生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整体上呈战略收缩态势的大背景下。因此可以推断，21世纪初的东亚呈现出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的情况，不能排除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最后，在国家层面上，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权力转移带来的直接冲击使主权和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危机已迫在眉睫”。以上三个层次的假设是日本对国际政治极端现实主义的诠释，其使日本战略决策层的世界观退回至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等传统思维定式中。这一思维逻辑的核心是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假想敌”，竞争、冲突乃至战争将成为国家互动和国际格局演变的最大可能。

日本决策精英世界观的第二个特征是对竞争对手零和关系性质的认知。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崛起不仅会沿袭新旧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对外战略也“已发展成为强调中国独特价值观、具有强烈修正主义志向的中国秩序路线”。其认为中国的目标是从改变既存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入手，最终实现“将美国从现有的地位拉下来，并取美国而代之。在地区层面，则谋求恢复“中国人在漫长历史中已经习惯的中华秩序，即让周边臣服的朝贡体系”。对日本来说，这种零和性是基于“一山难容二虎”的自然法则，表现为日中之间的零和对抗具有多元性和复合性，既关涉主权领海、地位信誉、区域领导、规则制定的“高政治”领域，又波及金融贸易、基建投资、能源资源、气候环保等“低政治”领域，形成了全方位的冲突。因此，“如果放任中国的行为，则必然要不断地做出让步”。基于此，日本决策精英一方面把不利于中国作为政策选择的标准，以遏制中国的获利空间作为指导原则，另一方面竭力夸大中国政治、社会发展中的阴暗面，在本国经济不借助外力难以走出长期萧条泥潭的局势下，对中国经济转型出现的暂时困难幸灾乐祸。

日本决策精英思维中的第三个现实主义特征，是对硬实力功效的重新认识。战败后半个世纪，日本谋取国际地位主要倚重“经济外交”，但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日本决策精英关于硬实力作用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其触发的根源是日本决策层基于身份的自我重新建构引起对自卫队功能的再定位。民主党安全政策转向的主要推动者、曾任防卫大臣的森本敏认为，冷战时期“专守防卫”的理念已经不合时宜，防卫任务涉及国家、周边以及除此之外的地区，防卫力量在适应国际协作任务和扩大日美同盟中的独立性上应该大有可为。随着传统的地缘竞争和大国政治回归，日本决策精英更加信奉硬实力的作用，“保险论”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即军事力量如同保险，交付的保费越多，受害时的保障就会增加，但与保险不能减少产生损失的风险不同，防卫力量的投资越多，则发生战争和纷争的危险越少。《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正式将防卫力量定义为“国家安全保障的最终担保”。为此，日本决策层不惜以牺牲民生为代价，通过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实现防卫经费的六年连增，以行动表明了对军事力量重要性的认同。

日本决策精英对硬实力的信念在追求进攻性军事力量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近年来日本防卫战略的最大变化是放弃纯粹的本土防御、转向“跨前沿防卫”，即将防卫的核心范围扩展至以离岛为支点联结而成的大片海域，并相机延伸至东南亚和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交界处。在日本战略精英看来，鉴于地缘政治的特性，确立海空优势将成为确保新防卫战略实施的关键。加之，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必然要求日本进行“由盾转矛”的角色转换，获取远程投送和进攻性能力更被视为重中之重。日本决策精英比较普遍的共识是，把军事实力视为衡量日本“正常国家”化的指标。对硬实力的迷信和执着追求，反映了受古典式权力影响颇深的安全文化观。

（二）政治程序

日本政治程序变化的集中体现是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的设置。日本版NSC的主要目的是统筹涉及安全事务的各部门，作为政策形成、情报统筹和危机管理的顶层平台。其作为衡量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在日本内化的指标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NSC成立的背景是基于战略环境处于既非战时也非平时的“常态化”的判断，反映了战略精英对“准战时”的一致认识，即“（东京）政权的政治感觉仍然停留在冷战时期”。第二，政治程序的改变使阁议在决定外交和安全事务上退居“寡头政治的次席”，从而确立了安全在政治议程中的优势地位，塑造了决策层保持对非常时期重大危机进行“常态化”运作的决策偏好。第三，NSC不仅改变安全事务的决策程序，也使国内社会互动关系因之发生重大变化。它所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及《特定秘密保护法案》，推动了政府与地方、军事与民生一体化局面的加速形成，初步构建起了在应对重大对外安全问题上的国内动员体制。

在一系列政治程序的变化中，因应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军事组织政治地位的提升无疑最具风向标意义。“文人治军”是塑造战后日本和平主义战略文化的配套性制度，然而随着日本安全利益的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加深，日本决策层迫切想把自卫队推向前台，使之发挥更大作用，为对外战略的贯彻“保驾护航”，军事部门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发展空间。

在组织职能上，代表军职官员的“制服组”凭借新修订的《防卫省设置法》获得了与代表文职官员的“西服组”相同的对防卫大臣的辅助权，来自文职官员的制约不复存在。同时，作为三军最高统帅部的统合幕僚监部还从“运用企划局”手里夺回了军事计划的制定权，使自己成为自卫队作战等各项行动的主导核心。在拥有上述两项制度性特权后，“制服组”得以与最高决策层展开频繁互动，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决定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统合幕僚长以前仅是作为防卫大臣和其他文官的随从进入首相官邸，汇报的内容多是防灾抗灾对策和新老交接。安倍再度执政后，统合幕僚长进入首相官邸的次数由一周一次变成每隔两三天就有一次，而且以讲解安全保障形势为主，从而使日本媒体感到，政府已经沦为追认“制服组”意见的工具。

在组织资源上，安全战略的优先选项为军事部门的利益扩张带来了极大发展良机，防卫省、自卫队借此提出确保财政和人力的要求，扩大组织机构和合法性认同，近年来日本国防预算的持续攀升，皆源于军事部门的竭力推动。从防卫省每年提交的《概算要求书》来看，在各军种中，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的经费增幅最大，陆上自卫队则保持小幅增长态势。另外，情报部门的扩充和海军陆战队、网络部队等新军种的创设也在新预算栏目中占据了较大比重。而“外国能力构建支援项目”、“驰援护卫”、装备维修和研究开发、美军基地负担等经费支出，又为自卫队提供了新财源。不断膨胀的经费要求使得国家预算加快向安保支出倾斜，由此加剧了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例如，2016年度日本一般会计预算总额为96.7万亿日元，税收仅占六成，余下的四成要靠借债维持。国民的民生福利也受挤压。安倍执政四年间，国民的退休金标准下降，70—74岁老人的医疗自行负担比例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助削减。显然，日本政府的财政越来越被无休止的自卫队经费支出所绑架。

在组织合法性上，冷战以后自卫队利用国内抗震救灾和国外维和行动两个平台，打破了与世隔绝的藩篱，重塑了在国民心中的形象，但并没有真正形成基于军事角色的认同。自卫队的“社会化”取得实质进展的背后伴随着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的不断内化，其重要的契机是政治精英对本国战略环境的安全化操作。防卫省、自卫队利用国民对安全的恐惧心理，强化了他们对自卫队的依赖感，使国民对自卫队的认识从看重民生保障功能，向重视军事执行能力转变。内阁府每年进行《关于自卫队和安全问题》的民意调查，其中日本卷入战争的危险性、保卫日本安全的手段（通过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和自卫队维护日本安全）、对自卫队的好感度及其支援的态度等四项指标的变化最引人关注。调查结果显示，这四项数据在最近十余年间均呈直线性上升，至2015年达到1969年有统计以来的峰值，分别占75.5%、84.6%、92.2%、56.8%，之后也一直在高位徘徊。国民认同自卫队，为其赢得作为国家对外武力执行者的合法身份奠定了民意基础。

总之，自卫队在组织职能、组织资源和组织合法性三方面的提升，使其在政治地位和社会价值上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根本性转变。这显然是日本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确立的重要标志。

（三）联盟结构

联盟结构成为日本转向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的重要指标，是因为日本联盟战略的强化和多元化选择，是受到“被抛弃”恐惧的驱使。其背后的动因，归根到底还是基于对自身军事能力无法保证进攻性安全战略贯彻的忧虑，这是被现实主义均势理念所支配的安全文化观。作为日美同盟中的弱势一方，日本采取进攻性安全战略的重要表现就是在对美关系上从以前更多担心“受牵连”，变为更多担心“被抛弃”。近年来日美同盟的维持和强化就是在不断地赋予进攻性的内涵，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主动塑造的结果。

然而，日美同盟的强化依然没有消除东京决策层对“被抛弃”的担忧。在日本政治精英看来，鉴于美国推行单极霸权的能力和意愿下降引起西方各国寻求脱美框架下的防卫路线的现实，日本也应该为美国的“背叛”做好准备，在存在严重缺陷的安全保障问题上采取更多样化的选择。显然，东京战略精英对联盟结构的改造不仅针对其单一性，还要改变日本地位的从属性，以便在地缘竞争中形成对己有利的势力均衡。日本追求的联盟体系被冠以“多层次区域安全保障网络”之名，实质上是由双边和三边构成的国家联盟。日本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方，从联盟发起、议程设置到军演安排、援助提供再到联盟拓展，日本均发挥了核心作用，处于力量优势地位。从盟友对象来看，包括澳大利亚、印度、越南、菲律宾等，都是与中国存在战略利益对抗的国家，同时，其他一些与中国存在利益分歧的国家也被列入潜在候选国，因此这种联盟是具有明确假想敌和强烈排他性的军事同盟或准军事同盟。其不单单是美国亚太同盟网状结构转型的延伸，而且是亚太地区出现的新的联盟制度安排。日本联盟结构的改变打破了日本结盟历史上长期居于附属地位的传统，日本开始居于联盟的主导地位；日本的思维动机从更多考虑生存问题转为均势战略考量，这是日本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的重要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