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饭田泰三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1期发表《丸山真男的文化接触论、古层论探析》（全文约1万字）。

丸山真男（1914—1996）是当代日本著名的政治学者，对当代日本社会的影响颇为深远，他提出的两大方法论，即文化接触论与古层论，对于整体把握日本思想文化的特征显得至关重要。探究日本思想文化的本质特征时，不仅需要从时间变化考虑文化的发展轨迹，也需要从空间广度思考日本与东亚其他思想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在近代之前，东亚地区出现的这些思想文化传播以及互相影响的关系，并非同步进行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各个文化圈相互封锁的独特性并不会因文化的传播和相互影响而有所动摇，但不可忽视的是外来思想文化传入日本之际不断地受到日本本土思想文化的修正。象征着天皇制的古层在日本历史演进中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始终连绵不绝。可以说不断接纳外来文明的同时又不断对其修正与演变的历史，才是真正的日本历史。

一、“文化接触论”或“文化适应论”

文化接触论（acculturation），是指文化的发展不仅要从时间变化的角度考虑，还需要从空间广度的层面进行思考。即，从日本文化与亚洲其他文化接触的过程中，思考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这也可称之为文化适应论（acculturation，通过文化接触而导致的文化同化与演变）。

日本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文明的影响。古代日本列岛上出现的政权，是与中国及朝鲜半岛保持密切联系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律令制是从中国引入的，佛教、儒教也是自中国经由朝鲜半岛的百济和新罗传入的。日本文化就是通过反复“吸收外来文化继而进行本土化”的历史过程实现不断的发展。日本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也有意识地吸收以普鲁士为原型的君主制，并将它演变为本土化的天皇制。

这种文化适应论的呈现方式，会因为与文明中心的位置和距离的不同而形成差异化。例如，近代以前朝鲜和越南因为毗邻占据优势地位的中华文明，在重复“亡国再独立”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与此相比，日本或是经由朝鲜半岛引入，或是直接吸收了中华文明。加之，朝鲜海峡的阻隔，使得日本免于陷入被征服、被统治的命运。到幕末时期“黑船来袭”为止，“元军东征”或许是日本唯一一次面临亡国危机的时刻。丸山真男将前者（朝鲜、越南对中华文明的吸收类型）称为“洪水型”，将后者（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吸收类型）称为“雨漏型”。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并非如同洪水袭来那般（受到冲击），而是像漏雨一样慢慢渗透，从而能够更加从容不迫地吸收外来文化，并对其加以本土化改造与融合。

同时，这也意味着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有选择性的吸收。例如，孟子思想一直未能为日本社会所接纳（有传说，船载《孟子》而来，“舟辄覆溺”）。因为《孟子》的教诲中有基于有德者君主思想的“禅让废黜”之“革命”论，而日本采用的是不论天皇德之有无维持“万世一系”的天皇支配制度，与这种思想水火不容。总之，正是因为日本与中华文明的中心保持了适度的距离，才得以实现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吸收。

二、“古层论”或“文化成层论”

与文化接触论相对应的思想就是所谓“古层论”，或也可称之为“文化成层论”。例如，在思想史研究中，“思想”是分为多个层次的。顶层是抽象的理论、学说，其下是略为笼统的思想和观念，再下层是氛围一类的事物，而最下层则为无意识的行为模式所规定的习俗（此处“上层”和“下层”的比喻绝非价值意义上的“上”和“下”）。位于顶层的抽象理论和学说，伴随吸收外来思想而逐渐下移。然而，外来思想在本土化过程中会受到已有较古层次思想的反弹而发生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会保留一些类似“天皇制”一类的内容。当然，这样形式的天皇制与佛教、儒教、近代国家主义和战后民主主义结合在一起（从逻辑而言，“天皇制社会主义”完全可能存在，事实上，北一辉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是以此为目标的）。也就是说，日本社会存在着对外来文化进行修正、受容的“古层”。

而且，这些明确而清晰的作为“天皇制式的古层”的实体在日本从一开始就存在，它对所有的外来思想都进行了修正。例如，《古事记》虽然与日本特有的天皇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其大部分内容还是具有当时东亚共同的元素，甚至不局限于东亚，还包括了很多与南太平洋群岛及印度相通的内容。笔者认为，古层中最古老的一部分，或将其命名为类似于“人类学式古层”，或称为“亚非古层”，具有“普遍意义”。如此，在其之上就应该有“绳纹古层”、“弥生古层”及“大和古层”的重叠，而在“大和古层”的阶段第一次产生了与天皇制相关的被视为“日本固有”的古层。诸如此类，所谓的古层包含了诸多层次（可以推测，从亚洲大陆南部传来的蒙古人种与绳纹古层相连，而稍后经由亚洲大陆北方而来的新蒙古人种又与弥生古层相连）。

几年前，有一个电视节目，内容是探寻日本犬的祖先。根据基因鉴定，日本犬分为绳纹犬和弥生犬两大种类。绳纹犬包括阿伊努犬、冲绳犬和南九州犬，而日本列岛中部则存在着弥生犬的后代。绳纹犬的基本特性是猎犬，它猎捕猪、鹿等动物，分布在从冲绳、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及其南部地区。与此相比，弥生犬则不是猎捕猪、鹿等动物的猎犬，它属于捕食鼠类的犬，至今仍分布于韩国的多岛海地区。

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犬与律令制中“犬养部”之间的关联。犬养部的职责是看守米仓。根据鸟越宪三郎的“倭族论”的观点，倭族（其特征为生活在干栏式房屋，家有米仓（高仓））的祖先来自长江上游的云南、贵州和缅甸等地域。虽然很难把这些外来人统称为“倭族”，但是鸟越认为这些人被黄河文明（耕作、游牧文明）所驱赶，从长江河口经过山东半岛来到朝鲜半岛的南部，又继续向日本列岛进发，为日本带来了稻作文化。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在朝鲜和日本列岛中部地区以捕鼠为生的弥生犬的存在、律令制中作为看守米仓之人组成的犬养部的存在，探寻以日本犬为媒介的倭族→稻作文化→弥生文化的发展脉络。 

三、“传统”与“革新”的关系结构

位于中国大陆东部一隅的日本文化，从未开化阶段进入到文明阶段的最初时刻起，就呈现出对外来文明的摄取以及本土文明对之加以抵抗的现象。“革新”通常是由接纳外来文明一方推动，而“传统”则与国粹派的保守势力密切相关。

然而，外来文明传入时，若是高度发达的文明以压倒性优势进入落后文明，多数情况下相对落后的文明会被先进文明所“征服”。罗马、盎格鲁-撒克逊进入不列颠岛之后，凯尔特文明就所剩无几了。与此相比，不同于多佛尔海峡，日本列岛与中华文明之间隔着舟楫难以渡过的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故而吸收中华文明而产生的“革新”过程虽不断被重复，但日本依然可以采取主动选择性的吸收方式。

而且，在导入中国的律令制之后，便立刻出现了所谓的“令外官”；遣唐使中止后“国风文化”随之兴盛起来；佛教经由中国、朝鲜传入日本之后很快便呈现出“神佛融合”的趋势；江户时期的儒教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针对朱子学的古学派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国学”运动。像这样不断接纳外来文明的同时又不断修正与演变（即所谓“日本本土化”）的历史，才是真正的日本历史。换言之，日本早已形成了以此方式来实现自我变革的“传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传统”，日本才能应对西方的冲击(western impact)，对日本而言，只不过是把中华文明形式转换为西方文明形式而已。

即便如此，有些改变也绝非简单的一蹴而就。从“尊皇攘夷”、“讨幕”到“开国”、“文明开化”的前进道路上遍布荆棘。正如夏目漱石曾提到过的：（日本的变革）原则上是“外发式文明开化”，转化为“内发式开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明治末期的日本缺乏这样从容宽裕的时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夏目漱石患上“神经衰弱”）。因此,日本在“欧化”和“国粹”（“崇洋”与“排外”）的相互更替中不断地摇摆。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