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葛建华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1期发表《试析日本的“印太战略”》（全文约2.6万字）。

葛建华认为，作为一个新型地缘政治概念，“印太战略”频繁出现在日本学者报告、官方言论和政府文件中。日本结合其国家特点和现实利益提出“印太战略”的目的是，推动外交实践，构建联盟体系，维持日美主导的地区政治和安全秩序，对中国进行战略制衡。

葛建华在文章中指出，随着美国的战略东移和中国的快速崛起，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联结起来，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尹汝尚指出：“美国以连贯和整合的方式审视日趋重要的印度洋和东亚地区。从战略的角度看，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是对‘印太战略’形成事实上的确认。” 2015年1月，美国和印度方面共同发布了《美印亚太及印度洋联合战略愿景》。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持续调整亚太政策，虽没有完整清晰的政策出台，但已不再提“亚太再平衡战略”，而是着重强调“印太战略”，着意刻画美日印澳“四国联盟”的作用。在美国“印太战略”的驱动下，以提升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影响力为核心目标，日本的“印太”地缘概念逐步成型，进而发展成系统性的外交战略构想。

2015年12月，安倍访问印度，两国发表了题为《日印展望2025，特殊全球战略合作伙伴》的宣言，在首脑级别声明中首次使用“印太”概念。日本迎合了印度为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增强国际影响力而采取的积极介入南海的战略需要，与印度加强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日本希望通过积极推动“印太”地缘政治概念，构建海上安全新秩序，协助美国成为该地区规则的制定者和管理者。

2016年8月，安倍在内罗毕举行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上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指出“日本将推动太平洋和印度洋、亚洲与非洲的交流活动，使其成为排除武力和威慑，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富饶之地”，希望加强在印度洋、太平洋经济和安保等领域的合作，并使合作处于“法制的支配”之下。

这标志着日本已经将“印太”概念发展成“外交战略”，并成为安倍外交的重点。11月，日印首脑会谈后发表声明同意推进安倍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将安倍提倡的“印太战略”与印度总理莫迪重视的“东进战略”结合起来，强化两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军事安保合作。

2017年1月，安倍在访问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四国时，继续宣传其“印太战略”。他强调:“日本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下，有作为地区一员承担重大责任和角色的思想觉悟。”同时，在具体实践中，日本外务省国际合作局将“印太战略”作为2017年的重点工作进行推动。在2017年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围绕“印太战略”，以特集的形式阐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指出“从积极和平主义立场出发，在以‘印太战略’为首的外交政策的基础上，实施具有战略性的有效的国际合作”。2017年9月13日至15日安倍访印，两国扩展了战略和防务合作，在印度的“东进政策”和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之间寻求更多合作。双方还就推进美印两国海军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联合训练达成协议。9月18日美日印三国外长利用在联大开会之际，在纽约举行了三边会谈。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再次推销“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意在推动三国在“印太”海洋安全方面开展密切合作。美国回应了日本提出的“印太战略”，在11月初提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想法，并提议美印日澳四国高官进行磋商。2018年1月初，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访问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国。除了介绍日本的“印太战略”，日本表示愿意支援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呼吁这些国家参与到所谓“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合作中，主要目的还是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扩大。言外之意是日本“如果不采取行动扳回局面的话，将大幅落后于中国”。

日本构建“印太战略”基于内外两方面动因。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不确定性使日本出现战略焦虑，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是日本构建“印太战略”的重要外部动因。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印太战略”的呼应和印度东进的战略意图成为日本构建“印太战略”的直接助力。从国内看，自民党再次执政以来，日本政局进入稳定期，日本领导人有条件制定和执行着眼于长期目标的外交安全战略，而日本政治右倾化和右翼势力的助推，成为日本构建“印太战略”的根本动因。

一、   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迅速崛起促使日本构建“印太战略”

在日本的对外战略中，结盟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安倍执着构建“印太战略”，利用“印太概念”联合周边海洋国家形成安全伙伴联盟，防止因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上的收缩而留下权力真空，并坚决抵制由中国主导的“印太秩序”的形成。日本认为，从太平洋经由马六甲海峡穿过印度洋到达中东北非的广大领域是其海上生命线。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日本臆想中国或用军事力量控制日本经济生命线，南海会成为日本的痛点。为此，日本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认为南海有逐渐变成“北京湖”（Lake Beijing)的趋势。安倍认为，为了防止南海被中国“进一步要塞化”，扩大“战略地平线”（strategic horizon)，日本必须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日本作为亚洲最古老的海洋民主国家（sea-faring democracies)，应该在保护两洋公共产品安全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所谓公共产品安全，就是指“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行自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对外政策一直是实用主义。日本在实施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过程中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坚持和巩固以强化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安保政策，阻止中国海军频繁进出印度洋，干扰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保护日本海上通道的安全和离岛安全；另一方面又考虑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方案，攫取更多利益。为增强抗衡中国的效果，增加与中国博弈的筹码，日本积极拉拢印度参与现有的亚太合作体系，以“印太”概念引印度东进。对于日本来说，将印度洋沿岸国家拉入原来的太平洋体系中，组成新的“印太”体系，可以形成对其有利的战略环境。作为海洋大国的日本，正试图在与印度洋、太平洋沿岸国家间的海洋安全保障合作方面起主导作用，进一步拓展“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外交。

二战结束后，美英两国创造了“北大西洋”地缘政治概念，在欧洲推动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安倍希望在“印太”体系中也建立类似的安全组织，以此作为争取“印太”地区相关国家的政策工具，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些国家倾向于日美还是倾向于中国，很大程度上会左右该地区战略走向。日本试图通过主导这一地区的安全机制建设，获得地区领导地位，其不仅具有地缘政治意义，也具有地缘经济意义，可以为日本争取到更大的国家利益，增强其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影响力。

二、   利用美国“印太战略”推进“战略自主”

战后日本历届政府都是以深化日美同盟作为结盟战略的核心。安倍二度执政以来，日美同盟关系进一步强化，目前正在向日美军事一体化方向发展。日本通过“印太战略”打造准同盟体系，不仅可以遏制中国，更可使自己成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同盟体系下衍生的“印太”次级准同盟体系的“二把手”，提升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话语权，从而为战略自主打好基础。目前，为应对“特朗普冲击”，日本谋求开展自主外交、防卫自立，在海洋秩序建设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日本推动“印太战略”的另一重要战略考量。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提出的“美国第一”理念，意味着美国将优先考虑本国利益，而同盟国则被要求承担更多原本由美国承担的责任。安倍政府担心，因特朗普新政府对“印太”体系内已经存在的或是正在谈判中的多边合作机制，以及对介入“印太”地区热点问题的态度都具有明显不确定性，中国可能趁机主导“印太”事务，这会给日本的安保环境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为此，安倍政府近年来竭力打磨其“印太战略”，以期在“印太”地区构建准同盟体系，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目前，“印太”主要国家正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就任首相第五年的安倍认为自己熟谙国际事务，可以成为代表亚太地区的领导人。日本试图配合美国在“印太”地区构建所谓的“印太”新秩序，以此谋取更大的“战略自主”。

三、   与印度的“印太战略”相契合

印度在“印太”地区具有地缘政治优势，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是印度洋的中心，拥有多条海上交通线，并能轻易进入通往印度洋的所有咽喉要道。印度总结曾被英国殖民的历史，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原因，印度的安危系于印度洋”。独立后的印度继承英国统治时期的地区安全政策，确保在印度洋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确定了从“亚丁湾到马六甲”的专属势力范围。冷战结束后，印度实行了“外向型”的新经济政策，将“大周边”作为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点，制定了以东盟为中心的“东向政策”，进而发展为同时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国家关系的“东进政策”。“21世纪印度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军舰支持国家的外交政策，需要投射力量并显示存在，通过海上能力促进伙伴关系。强调印度海军在需要时帮助维护印度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宁，以及满足友邦期望时应发挥的作用。”

随着中国在印度洋的海上活动日益增加，印度认为这是中国“从战略上包围”印度的体现。为了维护地区主导地位，印度加强与美日澳等海洋国家的军事合作，重视印美日三国在西太平洋的“马拉巴尔”演习，强化印美日三军的“互操性”，特别是关注封锁岛链。印度认为，这是实现其“东进政策”的安全保证。2013年以后“印太”概念在印度政界得到广泛使用。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政策为日印“量子式跃进”提供了有利环境。印度正在实行外向型海上战略，希望在“印太”地区构建“各种跨国海上协商合作机制”，整合各国资源和能量以维护“印太”地区“良好秩序”。

印度对“印太战略”的构想符合日本的“印太战略”，日本希望在“印太”地区开展权力再分配，建立稳定的均势。印日在“印太战略”上具有互补性，希望通过建立稳定的安全关系，把两国军事力量联合起来，执行联合军事任务，稳固“印太”海上交通线，进而成为“印太”地区的一极，与中美等大国形成均势。 

四、   国内右翼势力的助推

进入21世纪后，摆脱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承担国际责任成为日本实现正常化的战略目标。在2017年10月提前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自公两党大获全胜，在野党进一步分化瓦解，自民党单独确保了能够主导国会运营的“绝对稳定多数”（261个以上议席），自公两党执政联盟取得了超过2/3的多数议席，安倍有望执政至2021年。“修宪势力”确保了提议修宪所必需的2/3以上议席，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态势加剧。11月17日，安倍在连任后的首次施政演说中再次提出加速修宪进程。新内阁就任后自民党党内正式启动修宪讨论，安倍呼吁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修宪进入实质准备阶段。

回顾安倍政府的执政历程，其通过渲染和夸大日本面临的安全威胁推动修宪、强化日本军备的做法赢得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欢迎，而右翼势力的支持又进一步巩固了安倍内阁的执政地位。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加剧，出现了一些政界人士与右翼势力共生、合流的格局。在这一大趋势的影响下，安倍内阁认为，当前的“印太”地区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巨变，“如何保卫日本”成为日本需要集中解决的问题。“仅靠一国保卫不了和平”，需要制定“印太战略”，形成安保联盟，造成让自卫队走出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事实，从而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此外，“作为先进国家，日本应该加入制定规则的国家的行列，创造条件开展强势外交”。这包括开展“旨在体现日本主体性的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的战略性外交”和“重视普遍价值观的、以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主张型外交”，扩大日本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作用。

总之，从“印太”概念到“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日本的战略筹划逐渐清晰。日本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视作一个战略整体，将两大洋的地理区域升级为地缘战略区域，试图为“印太”地区塑造出共同战略利益和认知，以此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从短期来看，以安全合作为主，遏制中国的美日澳印四国联盟不太可能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日本正尝试推动将四国防务合作增加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的内容，在美国对全球事务采取收缩政策、更加专注于国内发展时，日本希望在“印太”地区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四国合作中不断寻找利益点和相互威胁点，不遗余力地继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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