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稿）北京 月 日电　题：日本的新能源国际战略与“印太”能源圈构建

作 者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副研究员程蕴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副研究员程蕴在《日本学刊》2025年第1期发表《日本的新能源国际战略与“印太”能源圈构建》（全文约1.6万字）。

程蕴认为，自2015年《巴黎协定》通过后，全球进入了由化石能源时代向新能源时代转型的过渡期。这一转型不仅仅意味着新旧能源的转换以及对削减碳排放的重视，更引发了全球能源结构的改变。新能源时代的能源结构不再聚焦于产油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博弈，而是引入了科技、市场、供应链等更多因素。这就导致一国在制定新能源国际战略时会遵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逻辑，需要采用不同于过去的策略来加以应对。

（一）日本新能源国际战略的内涵与特征

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在考虑制定能源战略时，其基本出发点是所谓的“3E”，即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环境友好（environment）。在理想状态下，日本能源战略的中长期目标是同时达成以上三点，但在不同时期，三者之间的平衡会发生动态变化。

能源战略的不同侧重决定了其国际战略的走向。当能源战略侧重于能源安全时，其国际战略主要遵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逻辑，聚焦于维护与能源生产国的关系（解决能源供应问题）、与能源消费国的协调一致（解决能源价格问题），以及保持海洋航线的通畅（解决能源运输安全问题）等。然而，当能源战略侧重于环境友好与经济效率时，其所衍生的新能源国际战略便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展开。首先，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逻辑色彩相对减弱。其次，新能源国际战略更加侧重不同主体间的技术竞争和市场占领。再次，当前阶段的新能源国际战略带有很强的过渡性。即使主要国家相继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碳中和”路线图，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世界能源体系仍处于从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变的过渡阶段，并且在特定情况下这一转变还有可能发生倒退。

此外，代表日本国家战略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也在其新能源国际战略中打上了烙印。2023年3月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新行动计划”，其第二大支柱“印太风格的课题应对方式”的第一项就明确表示日本要主导绿色转型市场和国际创新合作，为全球绿色转型做出贡献。目前，这一尝试有进一步扩大为日本主导的“印太”能源圈之势，《产经新闻》甚至将这一趋势称为日本在脱碳化领域组建“中东亚共荣圈”。

（二）日本构建“印太”能源圈的路径之一：共同体建设

由于“印太”能源圈本身规模庞大，所以在战略推进过程中，日本将主要能源消费市场的转型与主要能源供应地的转型分开进行。在主要消费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日本除了需要发挥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外，由于其核心技术路线异于别国，所以还需在转型理念上争取得到别国认同，以便在与他国竞争中获得足够的市场份额。于是，以“共同体”之名构筑“小院高墙”成为日本实施新能源国际战略的主要路径之一。

日本构建能源“共同体”的设想起于岸田内阁时期。2022年11月，G20峰会在印尼巴厘岛召开，借助峰会的能源转型议题，日本与印尼联合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致力于构建“亚洲零排放共同体”的倡议。2023年3月，首届“亚洲零排放共同体”部长级会议及官民投资论坛召开，建构了所谓的“亚洲属性”，标志着日本的能源“共同体”建设初具雏形。不过，日本主导的这一集体属性所衍生出的“特殊利益”，不可避免地与欧美主流倡导的以废除化石能源为核心的“普遍利益”产生了分歧。

当“特殊利益”与作为话语霸权的“普遍利益”产生分歧后，日本的外交重点便转变为面向欧美的利益诉求。这表明，日本虽然在新能源国际战略中强调与欧美国家的协调，但并非以追随者的面目出现，而是旨在追求平等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亚洲属性”就成为日本争取领导权的工具；而作为“亚洲属性”载体的“亚洲零排放共同体”，也在无形中成为日本与欧美之间进行博弈的资本。不过，在拼凑的“共同体”内，“亚洲属性”的模糊性不足以支撑参与国之间形成稳定的集体身份认同。日本对东南亚国家脱碳化进程的话语权仍有待加强。

（三）日本构建“印太”能源圈的路径之二：对东南亚话语权的构建

事实上，日本对东南亚国家脱碳化进程的话语权构建，早在“亚洲零排放共同体”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日本深知，新能源作为一系列尚未成熟的技术与经济社会运行方案的集合，其本身所包含的任何技术路线在现阶段尚未建立起足以令所有人信服的可靠预期。因此，不同技术路线之间的竞争，除了需要在实际层面验证其可行性外，还需要通过构建话语权，以在人们不确定的预期之外树立起一种信念，帮助日本偏好的技术路线获得足够的实践空间。

日本政府在推出“碳中和战略”后不久，就开始为影响东南亚各国的看法与政策进行布局。2021年5月，时任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便在日本与东南亚的商业论坛上发表了“亚洲能源转型倡议”（AETI），倡导亚洲各国利用所有可用的能源和技术实现多样且具有现实可行性的能源转型。为此，日本还制定了五项政策为东南亚国家的绿色转型提供援助。

导向型政策的关键举措是帮助东南亚国家制定能源转型路线图。这一方式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日本相继介入了泰国、越南、印尼等国的能源转型路线图设计，将所谓的多元路径嵌入了东南亚主要国家的绿色转型战略之中。不过日本的这种做法在国际上也受到很多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它们指责日本的导向型政策将有限的资源投入为化石燃料续命的进程中，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碳中和”进程。

仅有政策导向并不能够保证日本的设想落地。于是，日本在2021年9月以本国银行为主导，联合亚洲与欧美金融机构设立了“亚洲转型金融研究小组”（ATF Study Group），作为制定亚洲转型金融指南的智囊团。随后，日本又将该智囊团与“亚洲绿色增长伙伴关系”部长级会议相结合，使其成为落实多种能源转型路径并存的金融规则起草机构。导向型金融进一步推动了实践知识的累积，这些实践知识作为背景知识又会在无形中增强东南亚各国认为日本型技术路线更贴合本国发展现状的信念，以便日本有力对抗其话语逻辑所遭到的竞争性挑战，进而逐步巩固自身话语权。

（四）日本构建“印太”能源圈的路径之三：新能源供应链的构建

新能源时代已彻底改变了传统化石能源时代由少数能源富集区向全球消费市场大规模供应能源的结构，使建立相对独立的能源圈成为可能。但构建拥有较大规模的区域性能源圈，必须建立起相对完整且强韧的能源供应链。当前，日本尚没有足够的实力在所有方面都确立主导权。因而，日本的供应链建设重心放在了核心技术的突破，二次能源的生产、运输与贮藏，以及应用市场的开发等方面。

对于日本来说，供应链的建设既是技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过由于技术难点尚未完全突破，市场前景并不明朗。因此，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仍无法准确地预估未来氢能的长期需求量。尽管技术条件尚未完全成熟，日本还是迫不及待地在政治层面上投入了构建“印太”能源圈内能源供应链的工作之中。其工作重心是中东地区。

不过，日本与中东在新能源领域的利益并非完全契合。对于中东国家来说，新能源产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并不能完全替代石油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这使它们对推进日本主张的新能源合作并不积极。对于日本来说，为在国际上确立自己倡议的亚洲能源转型独特路径，必须尽快解决氢能和燃料氨的大规模生产、绿色转型技术路线验证、绿色金融支持及相关制度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除阿联酋在能源转型问题上表现出较为接近日本的积极姿态外，海湾国家与日本在推进速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战略差异表明，虽然日本已确定战略并为之付出了外交努力，但其主导新能源供应链的前景仍存在诸多变数。

综上所述，不同于传统能源战略以海外能源供应安全为核心目标，日本的新能源国际战略致力于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提高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在中美高科技竞争的条件下提升供应链的自主性，以及在新旧能源的转换期实现能源安全、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这些目标汇聚，使日本的新能源国际战略在实施方向上聚焦于打造本国主导的“印太”能源圈。不过，日本在政策推进过程中始终面临种种困难，而这些困难更多是由日本的战略短视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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