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稿）北京 月 日电　题：战后日本学界对民族主义的新思考——以久野收的多民族共存论为例

作 者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振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振涛在《日本学刊》2025年第1期发表《战后日本学界对民族主义的新思考——以久野收的多民族共存论为例》（全文约2万字）。

王振涛认为，战后日本学界对民族主义的整体思考，因国际主义视角的缺失而局限在日本单一民族论或混合民族论的固有学说框架内。久野收作为日本战后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反思和重塑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利用民主主义与国际主义双重理念，创新性地首倡多民族共存的民族主义。这种多民族共存论，突破了近代以来主导日本舆论的单一民族论与混合民族论两类论调，为二战后日本民族主义新形态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一） 反思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极端化过程和原因

极端民族主义使近代日本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给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二战后，面对民族主义的退潮，日本知识界出现了集体反省战争的“悔恨共同体”。在这种社会思潮下，久野收深切知晓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缺陷和不足，因此积极参加民主启蒙运动的同时，也从三重维度反思近代日本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化的过程和原因。这种反思呈现出以下逻辑。

第一，从共同体意识和天皇信仰出发，思考日本民族主义走向堕落的近代历史。他认为，近代日本民族主义始于原始的村落共同体意识。而明治政府利用这种共同体意识，增强国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心，进而建构起日本的“国家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在天皇信仰的加持下，近代日本民族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伊藤博文对天皇的权威和权力构思出“显教”和“密教”两种解释体系。在这种制度基础上，天皇信仰成为日本国民对民族主义极致忠诚的表现。以天皇信仰为指导思想，日本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对外侵略战争，并见证了其民族主义的堕落和变质。尤其是在二战时期，日本彻底走向堕落的极端民族主义道路。虽然久野表面详述的是日本民族主义形成、发展和变质的近代历史，实则思考了近代日本堕落到极端民族主义的过程。

第二，追溯日本民族主义的近代根源，以欧洲民族主义作为参照对象，探讨近代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民族主义是近代化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久野收势必从近代的根源开始讨论民族主义。他在反思日本民族主义的近代发展历史时，认识到民族主义走向堕落和变质的过程，这促使其重新追溯近代民族主义的根源，探究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通过延续二战时对东西方近代差异的认识，他梳理出了形成近代民族主义的国内统一市场与个人主义两大要素，呈现出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范式。与以往学者更多从政治层面进行理解相比，久野收是从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角度讨论近代民族主义，这也是其思想的独特之处。

第三，参照西方理论并结合日本现实，深究近代日本民族主义恶性发展的根源。在反思日本民族主义的近代历史和探究欧洲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后，久野收提出，相比欧洲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日本是以国家为本位的民族主义，在国家意志的过度膨胀中，个人自由和国际联合的缺失使近代日本堕落到极端民族主义道路。这也为其后期重塑日本民族主义提出了一种具体的问题指向。

（二）倡导以多民族共存为宗旨的战后日本民族主义

战后日本学界在反思极端民族主义的基础上，也在思考如何重塑更为健康的民族主义。从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日本对内面临“媾和问题”的全民性讨论，对外响应亚非新兴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由此产生的“日本民族独立”问题成为重评民族主义的契机。久野收也意识到重塑日本民族主义的迫切性，因而努力从理念和路径两方面建构战后日本民族主义。

这种民族主义的塑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从战后初期批判近代日本民族主义，到1950年以后持续重塑日本民族主义，1988年出版《自由人权与民族主义》一书可以说是久野收民族主义思想成型的标志。他倡导的日本民族主义的核心不是由单一民族主导，而是主张多民族共存。这种多民族共存论有别于近代以来始终占据日本社会舆论的单一民族论与混合民族论两种论调，首次开辟出二战后日本民族主义新形态的第三条道路，也是久野收民族主义论的独特之处。久野收的民族主义思想最终成型，呈现出以下基本架构。

一方面，久野收通过借鉴历史经验来反思当代问题，率先在思想层面构思基于和平理念的战后日本民族主义。他在二战时切身体验过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性，所以时刻警惕极端民族主义的复活，同时积极参加战后和平民主运动，主张在理念上建构以个人自由为基础、以开放理念为特征、以永久和平为目标的民族主义。

首先，他认为，经过战后民主主义的熏陶，日本国民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也面临“管理法西斯主义”的间接侵蚀，这表明“国家民族主义”潜移默化地支配着日本国民的心理。因此，久野提倡不是根据国家或民族的绝对价值，而是基于个人的合理性，构思出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其次，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成功，日本开始宣扬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异的单一民族论，愈加陷入封闭的“纯粹民族主义”。久野收倡导建立以开放理念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旨在打破日本民族主义在传统意义上的对外封闭性，这也是其民族主义论的一大特色。最后，久野收在知晓和平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联后，也认识到民族主义具有不满足或厌恶和平的特征，却依然坚信“为确保永久和平，出现了如何从内部打开民族主义的问题”。这种以永久和平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也是他理想中的民族主义形态。

另一方面，在上述理念的基础上，久野收在路径上具体建构多民族共存的战后日本民族主义。正如久野所言，只有个人的自觉和人类的自觉，才能打开将民族自觉和民族作为最优先价值的民族主义。他利用民主主义与国际主义，通过强调个人的自立和人类的联合，克服基于民族绝对价值的极端民族主义，构建起他所认同的日本民族主义。这种建构的具体过程如下所示。

一是强调以自立个人为中心的民主主义。久野收重视民主主义的自立性、对立性、实践性三种特征，并据此建构其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原理。自立性不是从外部反对绝对的主义或权威，而是通过持续消除个人内部的权威束缚，最终真正地确立战后日本民族主义。这是久野收倡导建立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基点。而对立性是“依据对立、相互学习交替实现进步”的原理。只有根据对立性消除个人对集体一体化的依赖，才能确立起久野提倡的日本民族主义。实践性是个人必须依靠日常实践来维持思想的活力，并通过践行抵抗成为市民。这种积极说出否定意见并将否定具体到行为上的实践性，无疑是重建日本民族主义的动力来源。

二是利用以人类联合为特征的国际主义。久野收认为，优先考虑防卫本国和国民的民族主义，不是开辟未来的思想，而是时代错误的独断信念；只有利用人类的自主性，实现国家间、国民间的相互联合，才能克服和重塑民族主义。他主张的国际主义是超越冷战对立的国际联合，有别于隶属美苏阵营的战后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虽然遭到了日本共产党和保守政党的一致批判，但也打破了以国家为本位的封闭性民族主义，为建立开放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撑。

至此，久野收在理念和路径上建构起了多民族共存的民族主义。与丸山真男等学者在单一民族日本的理念中构建国民主体相比，久野主张的民族主义的核心在于多民族共存而非单一民族主导。也就是说，不是依据内外差别的原理，而是以民族间的相互尊重为宗旨，才能建构起适应今后日本发展的民族主义。在现实与理想脱节的战后日本，久野收对日本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告诫”，无疑是他对现代日本非理性民族主义做出的强烈批判。这种“多民族共存论”打破了日本单一民族或混合民族的固有学说，为二战后日本民族主义新形态的生成提供了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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