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寒梅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4期发表《1972年以来日本政治的变革与“普通国家化”》（全文约1.7万字）。

李寒梅认为，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赶超目标。日本的国家发展开始从现代化赶超模式向后现代发展模式转变，相应地，日本的政治体制也开启了变革转型的进程。90年代以后，冷战结束、全球化迅猛发展、中国崛起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剧变，对转型中的日本产生了巨大冲击，也给日本的政治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变数。随着日本国家发展指导思想转向新保守主义和“普通国家”论，日本政治的变革持续推进，政党结构、权力结构、政官关系、决策体制等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已显著转向“普通国家化”，战后“保守本流”路线已然终结。

二战后初期，基于冷战的国际环境及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基本条件，日本的国家发展指导思想是以日美安保体制为基轴，优先致力于国内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全力实现国家现代化。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是以自民与社会两大政党为主导、保守与革新相对抗的“1955年体制”。在国内两极政治结构相互牵制的背景下，日本的保守政治及其政权运营依靠各种政治力量间相互牵制而形成的平衡得以维持，形成一种权力分散的协调型政治运行体制，保证了自民党政策的平衡性、合理性和稳定性。战后日本国家发展的最初30余年，保守势力内部这条现实主义的国家发展路线，以经济“奇迹”确立了在战后日本保守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形成“保守本流”路线。

正是在“保守本流”路线下，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随着国际环境及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日本的国家发展向后现代发展模式转变，与之相应，日本政治开启了变革转型的进程，这一进程也改变着影响中日关系的日本国内政治环境。

（一）新保守主义与“战后政治总决算”

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执掌政权，举起新保守主义的大旗，将日本引上变革和转型的轨道。其所谓“新保守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环境变化和国内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日本针对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而做出的回应。之所以为“新”，是相对于战后传统的保守主义而言的，即对战后以来经济中心主义的“保守本流”路线进行变革、探索日本新时代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潮和政策实践。中曾根执政时期大力推行新保守主义政策，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战后保守政治发展路线开始由经济中心向政治中心转变。

在政治领域，中曾根明确提出日本作为西方国家一员、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新发展目标。其在任首相期间，突破了战后日本政治的一系列“禁区”，如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对国民灌输“国防意识”、对“专守防卫”原则进行明显调整等。在经济社会领域，中曾根时期以变革政府功能、提高效率和应变性为改革方向，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采取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企业和民间活力、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路线。

中曾根改革与战后经济中心主义的“保守本流”路线相比较，总体上显示出显著的偏向政治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大国主义倾向。日本的国家发展指导思想由此开始从战后保守主义向新保守主义转变。在中曾根改革中，“国铁”被分割和民营化，导致战后日本的工会运动受到沉重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党的基础，成为左翼革新势力即社会民主主义路线走向衰落的开端。由于政党对抗弱化，原本由两极相互牵制形成的平衡开始失调，日本政治生态“右倾化”的趋势由此显现。

（二）“普通国家”论与两大政党构想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终结，日本遭遇了泡沫经济崩溃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格局巨变，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和低迷，加上海湾战争及中国迅速崛起对国民心理造成的挫败感，这成为进一步推动日本政治变革、转型的大背景。

时任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于1993年出版了《日本改造计划》一书，提出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日本急需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的时代，日本必须改变“三流政治”的状态，成为 “普通国家”。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与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义具有一脉相承性。为了成为“普通国家”，小泽一郎提出首先要改革选举制度，建立英美式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以政党本位展开国家政策的竞争，恢复政治活力，进而构建强有力的政党体制和政治决策体制。

1994年1月29日，“政治改革关联四法案”在众参两院获得通过。日本的众议院选举制度改为“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新选举制度的实施，给日本的政党格局和政治生态带来两大结果：政党结构的变化和自民党派阀政治的弱化。

选举制度的改革必然推动政党势力的重组。1996年10月第41届众议院选举后，政党结构再度呈现自民党“一党优位”格局。1998年，以鸠山由纪夫为党首的日本民主党成立并成为第一大在野党。2009年8月30日众议院选举，民主党获胜，与社民党、国民新党组成三党联合的鸠山由纪夫内阁，成功实现了一次两大政党间的执政轮替。但在2012年12月第46届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惨败，自民党以压倒性胜利再度上台执政。此后日本政坛始终维持自民党与在野党“一强多弱”的局面，政党结构中对自民党及自公联合政权的制约和竞争力量未能形成，自民党对日本政治走向的主导日益强化。

在新选举制度下，伴随候选人转为政党本位以及《政治资金规正法》的修改、强化和《政党助成法》的实施，自民党内的派阀政治也发生变化。候选人公认权、政治资金等均从派阀集中到了党本部，在阁僚人事安排及政治家当选后的职位分配上，派阀的发言权也相应减弱。派阀凝聚力下降，派阀功能、族议员政治趋于弱化，自民党内的权力结构出现了向总裁和党本部集中的趋势。

在政党格局维持“一强多弱”的情况下，自民党作为执政党，其受到的外部牵制和竞争进一步削弱；当内部派阀政治亦趋于弱化时，保守政治内外的牵制和平衡就都被打破，“政治钟摆”向右摆动之后很难再摆回原来的位置。

（三）“官邸主导”的强化与决策体制的“一元化”

选举制度改革的深层动因是，在战后传统保守政治体制下，协调型、分散的、关注利益分配和交换的权力结构被认为难以产生“领袖型政治家”，弱化了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进行集中统一决策的强有力顶层核心领导能力。执政的自民党与政府之间亦存在以“事前审查”为代表的“二元化”决策模式。自民党在1996年重返执政地位后即开始体制变革，重点一是调整权力结构，实现“官邸主导”的权力集中；二是调整政官关系，实现内阁与执政党的“一元化”，强化决策体制。这也是从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义改革到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所指向的目标，即为从经济发展主导向“政治主导”转变进行结构改革和体制整备。

行政改革正式肇始于1996年的桥本内阁。1998年和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中央省厅等改革关联法》，实施省厅改革，重组中央省厅和强化内阁机能，明确首相主导权限及强化对首相的辅佐。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后，进一步推进“结构改革”，强化首相官邸的决策权限，以直属首相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作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手段，使之成为经济财政宏观政策尤其是年度预算基本方针事实上的决定机构，首相及其官邸由此掌握了经济财政政策的主导权。安倍时期则更加强调“官邸主导”，全方位设立了各种直属首相官邸的咨询机构以及内阁人事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及“国家安全保障局”等。由此，重要政策的决策权逐渐集中到官邸，“官邸主导”、权力集中的特征显现。在调整政府与执政党的关系中，随着行政改革和结构改革的推进，决策过程中自民党的“事前审查”制度也被弱化。首相官邸主导体制与执政党决策体制实现了一体化。

由此，从选举制度改革到行政改革、结构改革，日本形成了“一强多弱”、保守政党主导的结构，执政的自民党和政府的权力结构也显著趋于集中化和一体化。在“官邸主导”下提高顶层战略设计能力、实现“一元化”迅速决策的体制基础亦基本奠定。

经过从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到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对国内政治的重塑，日本战后以“低政治”为中心、专注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朝着能够在“高政治”领域有所作为的新的政治体制转变；国家发展指导思想已从“经济中心”转向“政治中心”；国家发展目标也从“经济大国”转向“政治大国”；政党结构从保守与革新对立模式转向保守主导模式；决策过程从官僚主导、执政党主导向首相官邸主导转变，并与执政党的决策体制实现了一体化，权力结构呈现集中化趋势。随着保守与革新对立的消失，政党政治中的制约和竞争弱化，政治意识形态及政党理念走向趋同。在执政的自民党内，战后保守中右及右派势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政治生态的整体“右倾化”趋向日益显著。

2010年1月自民党的《2010年纲领》，第一次明确宣示自民党为“保守政党”，将以“日本式的保守主义”为政治理念再出发。其所谓“日本式的保守主义”恰与中曾根以来的新保守主义及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一脉相承。可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的持续变革和转型，从改革方向以及政治生态的实际变化可以判断，日本在战后特定国际、国内条件下，适应经济现代化指向而形成的“保守本流”路线已然终结，日本正在走向“普通国家化”。日本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已显著反映在50年来的中日关系发展中，也必然对未来的中日关系产生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