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建立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4期发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里千家对中日茶文化交流的贡献》（全文约 1.6万字）。

张建立认为，日本茶道里千家作为日本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间茶道文化团体，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长期坚持中日友好，秉承“一碗茶中出和平”的文化理念，通过开展中日茶道文化交流，发挥了推动中日友好交流的文化使节作用，是“以民促官”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典范。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里千家顺应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心愿，率先垂范派遣“里千家青年之船”访华，开启了中日青少年茶文化交流的新模式。里千家常年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大连等地开展的茶道文化活动，以及由里千家与中日友好协会、中日韩三国著名高校、科研机构等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丰富了中日茶道文化学术交流的内容。至今里千家已经派遣了百余次访华团，几乎每次都能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里千家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的重要贡献，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尊重和中国政府的高度评价。1991年，中日友好协会授予里千家第15代家元千玄室先生“中日友好文化交流使者”称号。1996年，天津市政府授予千玄室先生“天津市荣誉市民”称号。2002年，文化部授予千玄室先生“文化交流贡献奖”。2010年5月30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日本东京亲自向千玄室先生颁发了“中日友好贡献奖”。

一、50年来中日茶文化交流回溯

中国不仅是茶树的原产地，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日本茶道在对中国茶道本土化过程中形成和不断发展完善，可谓是中日两国人民乃至东亚各族人民长期友好交流的产物与象征。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中，茶文化交流对维护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据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形式、按时间顺序进行粗线条梳理，大致可以将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两国间茶文化交流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的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是中日各领域逐渐恢复交流合作的时期，顺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中日间首先从茶叶栽培技术及制茶技术方面开始恢复茶文化交流。第二阶段，是1979年茶道里千家首次派遣访华团至20世纪末。该阶段,不仅在种茶、制茶等茶叶生产科技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而且开始向学术交流领域扩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日茶文化交流还发挥了部分文化外交的功能。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后至今，可谓中日两国间茶文化交流全面开花的阶段。该阶段中日茶文化交流涵盖学术交流、茶叶生产科技以及经贸交流等领域，内容日益丰富，交流形式亦日趋多样化。此时中日茶文化学术交流的最大特点是，参与者越发广泛，既有以日本茶道家元组织为主体推动、中日韩官民联合主办的茶文化学术交流，还有以禅宗寺院为后援，借力著名茶文化学者、茶产地的地方政府、茶企业、茶文化研究机构及茶文化相关刊物共同开展的中日茶文化学术交流。作为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中日茶文化交流由昔日单一的制茶技术、点茶技艺交流不断扩展，如今以茶为媒介的文化交流平台几乎涉及中日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

二、茶道里千家对中日茶文化交流的贡献

茶道里千家在中日茶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大的方面：

（一）茶道里千家对中日茶文化学术交流的贡献

第一，茶道里千家积极与中国著名高校签订友好交流协定，向高校捐赠茶室，设立面向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茶道文化课程，设立奖学金，接纳来自部分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及教师到茶道里千家京都总部研修茶道。目前，茶道里千家已经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中国佛学院、南开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培养了一大批有志于中日茶文化交流的人才。

第二，自2004年以来，茶道里千家积极推动中日韩官民共同举办“东亚茶文化研讨会”，轮流在中日韩三国举办，由日本茶道里千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日韩友好协会及中日韩一所或两所著名高校联合主办，中日韩三国大使馆及会议举办地市政府协办。每一届“东亚茶文化研讨会”都以“东亚茶文化与世界和平”为主题，并与时俱进地设计一些关于双边关系或当时国际形势的研讨议题，邀请中日韩以及欧美国家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进行热烈探讨。2018年9月在日本名古屋市举办了“第13届东亚茶文化研讨会”后，受新冠疫情影响，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东亚茶文化研讨会”备受关注、影响深远，中日韩茶文化界都很期待该研讨会能早日重新启动。

第三，第15代家元千玄室先生作为影响力最大的日本茶道家元与最具权威性的日本文化名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的1983年就在日本出版了专著————————————————《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首次充分肯定了陆羽及其著作《茶经》对日本茶道的影响，并明确指出，“茶道之源头在陆羽的《茶经》，应该回归《茶经》来建构今天的茶道精神所当追求的理想境地”。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也正是国际社会上“日本文化特殊论”“日本文化优秀论”等最为盛行的时期。在很多场合，所谓的“日本文化特殊论”即等于“日本国民性特殊论”“日本文化优秀论”。根据对中国知网刊载相关文章的不完全统计，自中日邦交正常化至今，国内学界发表的有关日本文化研究的文章中，论述日本文化特殊模式的文章所占比重依旧很大，许多文章题目中明确冠以“日本模式”“日本型”等字样，其内容大多是通过研究日本文化特殊性来探讨日本近代化成功经验。学者们采取以今论古的逆向研究方式，试图通过文化研究来说明当时日本社会的状况，结果导致随着战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日本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也不知不觉地以欧美文化为参照系而展开褒贬不一的评价。具体到茶文化学术研究而言，中国的茶文化学术研究积累尚浅，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甚至不知道中国唐代文献中早已经出现了“茶道”一词，今天人们比较熟悉的“茶艺”概念，其实是20世纪70年代才作为“茶道”代名词而启用的新词。在各种日本文化特殊论、优秀论甚嚣尘上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在中国学界对中华茶文化尚信心不足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千玄室先生作为一名日本茶道文化传承者、一位在日本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名人，能够不陷入这种日本文化特殊论的误区而出版《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既坚持了其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又尊重历史事实、积极坦诚地肯定了唐代陆羽《茶经》对日本茶道的影响。此举意义重大，对中日茶文化交流影响深远，其学术贡献理当予以高度评价。

千玄室先生在其著作中呼吁回归《茶经》来建构今日茶道理想的精神境界，其信念是非常坚定的。他不仅多次访华参加陆羽研究会的活动，而且多年来一直期盼在合适的时机能举办一个隆重的仪式为陆羽献茶。2013年是茶圣陆羽280周年诞辰，已经91岁高龄的千玄室先生应中方邀请，亲自率领茶道里千家第129次访华团专程参访《茶经》故里————————————————浙江湖州大唐贡茶院陆羽阁，将亲手点好的一碗抹茶敬献给陆羽。仰望高大的陆羽像，夙愿得偿的千玄室先生情不自禁地老泪纵横，其情其景令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

（二）“日中友好文化交流里千家青年之船”开中日青年茶文化交流之先河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和航空业的发展，中日间人员往来越来越便利、频繁，每年数百万人次的人员往来，以及庞大的经济交流合作规模，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相比令人大有隔世之感。在20世纪70、80 年代，限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刚刚恢复邦交初期国民间的观望心理，中日民间交流多是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下，以互派“友好之船”的方式进行。

里千家青年之船的成员主要是日本茶道里千家社团法人淡交会青年部会员。淡交会青年部成立于1950年5月，是一个以50岁以下的里千家茶道爱好者为会员的青年文化团体。该文化团体通过向海外派遣青年之船的方式，积极与各国开展茶文化交流。1974年6月，有418名青年部成员参加的“第一次里千家青年之船”抵达中国香港，开展以茶为主的文化交流。1980年7月，里千家第15代家元率领第三次里千家青年之船访华，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大茶会，千玄室等访华团成员受到李先念副总理的接见。2001年6月，为了纪念里千家第100次访华，由里千家第16代家元率领第九次里千家青年之船访华，在中南海受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中日间“友好之船”这种交流方式虽非里千家最初倡导，但与大多是官方组织的交流活动相比，兼具“日本文化界”“民间文化团体”“青年之船”这三个关键要素者，唯有茶道里千家派出访华的“日中友好文化交流里千家青年之船”，所以称其“开民间文化界中日青年茶文化交流之先河”应该不为过。

（三）茶道里千家为维护中日关系充分发挥了“中日友好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茶道里千家率先垂范，向中国派遣由家元任团长的大型访华团，努力推动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1979年11月，茶道里千家应邀派出访华团，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会见，不仅日本主流新闻媒体、茶道里千家淡交会月刊《淡交》等进行了详尽报道，《邓小平年谱》中也留有记录。

在中日关系发展平稳期，茶道里千家则积极推进中日友好事业，相关内容前面已经略有提及，不复赘言。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出现低谷时，茶道里千家为维护中日关系、促进其健康稳定发展尽心尽力。2001年小泉执政时期，因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认识问题导致中日关系跌入“政冷”期，两国国民感情也出现波动。虽然中日“友好之船”的交流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茶道里千家为了促进中日青年的相互了解和增进彼此的友谊，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茶道里千家第100次访华，特意于2001年6月派遣“日中友好文化交流第九次里千家青年之船”访华。里千家第16代家元千宗之亲自率船，作为小泉首相特使携带着小泉的亲笔信访华，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很多人还在观望之时，茶道里千家率先垂范积极访华；中日关系平稳发展时期，茶道里千家坚持推进友好交流事业；中日关系出现困难时，茶道里千家则尽心尽力积极维护，发挥了“中日友好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不愧为天津市政府授予的“天津市荣誉市民”、文化部授予的“文化交流贡献奖”以及中国政府颁发的“中日友好贡献奖”获得者。

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中日关系亦面临各种困难的特殊时期，文化交流亦应在增信释疑、促进中日两国相互理解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回顾以往50年的风雨历程，重温邦交正常化初心，真正从人类历史、世界文明的高度深入思考中日关系的未来，避免因政治价值观存在分歧而否定中日间文化价值观的诸多相通之处，进一步加强中日文化交流，深化相互认知，重构新时代中日间文化认同，这是亟须解决的时代课题。茶虽小道，亦确有可观之处，强化源远流长、拥有“精行俭德”“和敬清寂”“禅茶一味”“一期一会”“侘”等诸多共通文化价值观的中日茶文化交流，亦可为解决该时代课题提供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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