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清如、常思纯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2期发表《印太视域下日本ODA的经济效应——基于OFDI与区域供应链的探究》（全文约2.5万字）。

李清如、常思纯认为，印太地区不仅是日本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的重要对象，也是日本获取海外经济利益的重点区域。使用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面板数据，并在稳健性检验中加入非洲国家，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定量识别日本ODA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ODA对日本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具有正向作用，ODA的增加不仅促进了日本企业对上述国家的投资，也促进了日本企业在当地生产和经营网点的铺开；随着日本对东南亚和南亚的ODA投入增加，当地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来自东盟地区的占比显著上升，日本企业在东盟全域范围内的区域供应链有所延伸。在东盟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中，相对于来自企业所在国的占比，来自除所在国以外的其他东盟国家的占比显著上升，也正是这一因素使得日本企业来自东盟全域的供应比有所提高，说明日本供应链延伸的方向更注重在整个区域范围内，而非仅注重企业所在国本身。

长期以来，ODA作为一种战略工具，在日本拓展对外政治经济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印太地区是日本投入ODA的重要对象。根据日本官方文件对于“自由开放的印太”的说明，其核心内容是“使得两洋与两洲联结产生的活力成为国际社会安定与繁荣的关键”。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均为日本“印太构想”的重要实施地区。2016年日本正式推出该战略后，日本政府更加强调ODA的战略性，提出向印太地区进一步倾斜，并借机刺激有效的民间投资，通过官民合作产生援助的协同效应。目前，日本对印太地区的ODA将增强以东南亚、南亚为中心的印太区域“连接性”作为援助重点，为此提出：不仅要通过开发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如港口、机场、铁路和公路）来增强“物理连接性”，还要在便利通关（制度连接性）和人员交流（人的连接性）等方面实现高质量增长，“软”“硬”兼施地改善印太地区的投资环境，提升日本企业在该地区进行投资的竞争力。

基于经济学理论，分析日本ODA影响投资和供应链的途径，以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为主要研究样本，并在稳健性检验中加入非洲国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日本ODA支出额对日本投资流量、企业网点数量和区域供应链的作用效果，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以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ODA支出额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在所有回归中，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控制变量的逐渐加入没有对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产生影响，说明ODA对日本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可以认为，日本ODA的增加，不仅促进了日本企业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也促进了日本企业在当地生产和经营网点的铺开。第二，随着日本对东南亚和南亚ODA的投入，当地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来自东盟地区的占比显著上升，在东盟全域范围内的区域供应链有所延伸，说明日本企业更加注重深入当地的生产网络，拓展所在区域的供应链。第三，在加入非洲国家的稳健性检验中，日本ODA对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不仅表明回归模型的稳健性，也进一步验证了日本ODA在包括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在内的印太沿线地区的经济效应。第四，随着日本ODA的投入，在东盟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中，相对于来自企业所在国本身的占比，来自除所在国以外的东盟其他国家的占比显著上升，也正是这一因素使得企业来自东盟全域的供应比有所提高，说明日本供应链延伸的方向更注重整个区域范围内，而非仅注重企业所在国本身。

基于上述结论进一步分析和展望未来，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涌现的国际形势下，全球供应链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来，生产停滞及物流、人员流动的中断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医药产品、机械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等产业供应链一度面临断裂风险。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都更加重视供应链安全问题。日本政府也加大对供应链的干预力度，出台了专门用于供应链重组的补贴计划和鼓励措施，动员日本企业将供应链分散到东南亚各国及印度等国，实现生产基地多元化。目前，日本已将重塑供应链作为后疫情时代本国经济复苏的重要举措之一，并提出要加强政府与民间的合作，通过实现多元化的采购来源和优化库存，从过去的“效率优先型”供应链向更为灵活机动的“韧性”供应链转变。

不过，尽管以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为首的东南亚各国及印度是目前日本重组供应链的主要合作对象，但这些国家的营商环境和劳动力素质与中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日本将进一步加大对东南亚及南亚各国的ODA投入力度，在交通物流、气候环保、尖端技术、医疗卫生等领域积极推进高质量投资的同时，加强双方“制度”与“人员”的相互联通，使之服务于日本企业的发展战略，努力构建“韧性供应链”，为优化日本在印太地区的投资布局、改善投资环境和提升日本企业投资竞争力发挥积极作用。

印度、孟加拉国等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日本ODA的重点投入方向。印度已连续多年成为日本ODA的最大援助对象，为帮助印度提高产业竞争力，日本对印度国内的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提供了大量援助。近年来，日印签署了多个面向印度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金奈、艾哈迈达巴德等城市地铁系统建设的日元贷款协议。孟加拉国则于2017年超过越南成为日本ODA的第二大援助对象，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援助大幅增加。

此外，日本还积极引入域外国家来增强整体实力，联合西方盟友，不仅要为东盟及印度等印太国家提供“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也要加大力度争夺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规则制定权和标准主导权，以更有效提升自身对外经济及战略影响力。

日本着力支持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打造连接东盟内部并进一步发展为通向印度洋的陆海空大动脉，积极推进“印太构想”下跨区域互联互通，意图为日企投资打破物流瓶颈、创造更优环境，确保供应链畅通，并“带领作为世界增长中心的亚洲强势复苏”。后疫情时代的日本，将积极通过创新与转型，以ODA为后盾，将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作为今后一段时期重点发力的领域，支持日本企业争夺地区重点国家市场，对冲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应密切关注日本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强化对华制衡、动员日本企业调整并转移供应链的动向，及早制定措施积极应对。

第一是继续推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促进中国企业扎根当地市场。进一步夯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安全、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等多方面的合作，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内生动力与发展潜力，使得中国企业不仅能够“走出去”，还能“融进去”，深入当地市场和生产网络，与投资所在国和所在区域共同发展。

第二是稳定和高质量利用外资，警惕日本官方政策对企业决策产生的外部引导作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为企业带来可观收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稳定的政治、宏观经济环境为收益的稳健性提供保障，成熟的国内产业链可以减少外部风险，这些都是吸引日本企业等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在东南亚、南亚、非洲地区，大部分国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是，日本政府宣称的“对华脱钩论”“供应链转移论”，以及为日本企业供应链转移提供补贴等政策，可能对新增投资产生引导作用，一些企业或者企业集团的新投资项目可能会转向东南亚、南亚等印太地区，这方面需要重点警惕。对此，中国更应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改善营商环境，特别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稳定和高质量利用外资。

第三是密切关注并积极应对日美、日欧联手对华竞争、防范与牵制的态势。随着印太地区经济及地缘影响力不断上升，日美欧均加大在该地区的战略投入，并有联手对华制衡的趋势。可以预见，处于印太中心地区和供应链最密集区域的东南亚、南亚各国将成为日美欧在印太地区推动供应链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重点拉拢对象，以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需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

第四是有效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平台，促进中日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维护区域供应链稳定。有效利用RCEP，有望推动中日企业在区域内灵活选择最优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渠道，优化重塑跨国企业区域布局，加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构建以亚洲为中心的高效且强韧的产业链，增强抵御域外冲击的能力，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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