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研究员张帆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发表《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及启示》（全文约1.5万字）。

张帆指出，近年“日本安全政策”成为研究热点，但关于冷战后期的日本安全政策研究较少。高坂正尧、永井阳之助等“日本型现实主义者”曾以智囊身份深刻影响了冷战后期日本的安全政策。本文从战略思想的视角出发，以“日本型现实主义者”为主要切入点，重新思考美苏冷战后期尤其是“新冷战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及其启示。

在论争的白热化阶段，麦克·望月（Mike Mochizuki）指出论争中存在着“政治现实主义者”、“军事现实主义者”、“日本型戴高乐主义者”、“非武装中立论者”四个集团。永井援引望月的观点，重点关注了高坂、猪木正道等“政治现实主义者”（即“日本型现实主义者”）与冈崎久彦、佐藤诚三郎、中川八洋等“军事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对立。

“望月—永井说”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问题。对此，本文使用如下身份标签。首先，“日本型现实主义者”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论”，为冷战后期日本的安全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称为“综合安全保障论者”。其次，“传统安全保障论者”（“军事现实主义者”与“日本型戴高乐主义者”）对“综合安全保障论”发起了挑战。

一、“综合安全保障论”的形成

（一）从紧张缓和到美苏“新冷战”

国际政治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迎来了紧张缓和与相互依存的时代。然而到70年代后期，美苏争霸呈现出明显的“苏攻美守”特征。苏联在实现对美“核均势”的同时，通过增强常规武力逐渐获得军事优势。美国要求盟友进一步分担防卫责任。然而，西欧国家和日本却担心在关键时刻被美国抛弃。

（二）既存的安全政策及其基本理念

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安全政策秉承两个基本理念，即“基础防卫力”与“综合安全保障”，两者都受到了“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的影响。前者源自高坂提出的“拒绝能力”这一概念，并反映于《防卫计划大纲》中；后者在猪木、高坂主持的《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报告书》中得以系统化。

从战后到安保斗争期间，日本的知识分子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政策论争。20世纪60年代，高坂提出“新现实主义”，试图以此超越外交政策论争。“新现实主义”主张权力政治与价值的并存，承认权力的多样性，提倡以均势为前提渐进地寻求和平。

“日本型现实主义者”虽然不否定军事力量的意义，却更重视经济与舆论等非军事、非物质力量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一国追求安全保障的手段并不局限于军事力量。“日本型现实主义者”呼吁日本在维持最小限度军事力量（安保体制）的前提下深化经济发展，加强对外援助，推进符合“和平国家”形象的无核外交，改善日中关系与日苏关系以缓和远东地区局势。

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型现实主义”进一步实现了体系化。首先，面对第一次石油危机，高坂呼吁日本增强“帮助别国的能力”和危机管理能力，促进对外经济合作，强化资源技术开发。其次，高坂从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这一观点出发，提出了“拒绝能力”的概念。此外，以猪木为组长、高坂为干事的“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建议构筑综合的日美同盟关系、增强作为“拒绝能力”的防卫力量的同时，还呼吁改善日中、日苏关系，强化粮食、能源安全保障，加强危机管理能力。

二、“传统安全保障论”对“综合安全保障论”的挑战

（一）论争的开始

安全政策论争的导火索在1979年就点燃了。当时，关嘉彦与森岛通夫围绕“有事对策”的必要性展开了论战。关嘉彦认为，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日本需要以日美安保为中心、维持最小限度的自卫能力来寻求安全。相反，森岛呼吁日本增强自身中立化，运用外交、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软件”来实现安全保障。

就在同一时期，片冈铁哉呼吁日本学习“戴高乐主义”，抛弃“基础防卫力构想”与“和平宪法”，增强日美同盟的平等性，甚至考虑自主核武装。

（二）论争的白热化

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论争走向白热化。清水几太郎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呼吁日本建设航母部队，强化自卫队，并考虑保有核武器。

猪木正道反对日本走“军事大国”路线，认为日本以日美安保为前提获得“拒绝能力”就可以实现安全保障，无须进行大规模军扩。

中川八洋认为，日本即使自主核武装，也无法获得对苏报复能力。不如废除“无核三原则”，允许美国核作战部队驻日，以此提升美国“核保护伞”的可靠度，同时修改关于防卫的各种法律制度。此外，“基础防卫力”已经无法应对美苏“新冷战”，日本必须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整备“所需防卫力”。

（三）论争的高潮

与此同时，永井阳之助与冈崎久彦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论战。永井支持既有的安全政策，其理由在于：日本的军事力量根本无法比肩美苏，不如坚持日美安保和整备“拒绝能力”，同时通过经济技术合作、文化交流、动员国际舆论等方式降低苏联的敌意。

对此，冈崎主张一旦美苏之间爆发全面战争，为了避免远东成为第二战场或减少远东可能受到的破坏，日本必须坚持日美安保，增强常规武力。

针对上述冈崎的观点，永井指出较大规模的扩军既不利于经济发展，又容易招来苏联的对抗措施，无益于地区和平。日本应该坚持“吉田主义”，充实自己的实力，依靠商贸、技术交流、对外投资等手段实现国际贡献。

面对“传统安全保障论”的挑战，高坂认为，日本目前尚未获得“拒绝能力”，因此更应该重视“基础防卫力”的整备问题。高坂虽然反对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却有条件地赞成废除防卫费不超GNP 1%的限制。

对此，佐藤诚三郎、佐藤欣子夫妇认为，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经济等非军事手段效果甚微，日本必须深化对美军事合作、强化常规武力以求安全。因此，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和废除防卫费不超GNP 1%的限制势在必行。

（四）论争的结局

《和平问题研究会最终报告书》主张坚持“综合安全保障”，把“拒绝能力”视为防卫力量整备的目标，使用了“慎重对待《防卫计划大纲》的修改”这一消极表现形式。尽管“传统安全保障论”更符合中曾根首相的本意，但中曾根政府未能在安全政策上取得突破，关键的《防卫计划大纲》没有得到修改。“综合安全保障论”尽管遭受挑战，却未丧失主流地位。

三、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政策论争的启示

第一，检验“望月—永井说”的有效性。当时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主要表现为“综合安全保障论”与“传统安全保障论”的对立。本文在批判“望月—永井说”的基础上，意图更加有效地说明当时的安全政策论争。

第二，围绕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为何没有成为“军事大国”这一问题，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日本是为了“推诿责任”，建构主义学派则聚焦于所谓的“反军事主义”文化。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最佳时期正是美苏“新冷战时期”，“传统安全保障论”的兴起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当时占据政策主流的“日本型现实主义者”却否定了“军事大国”路线。“日本型现实主义者”似无意“推诿责任”，只不过认为“基础防卫力”足够履行日本在防卫上的责任。另一方面，“日本型现实主义者”尽管认可军事力量的必要性，却重视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和“无核国家”的身份，将之视为一种软实力。反映他们观点的《防卫计划大纲》一直没有根本性修改，这就使得“军事大国”路线无法得到实践。

第三，21世纪头十年后期以来，“传统安全保障论”再次活跃起来。其相关人士的基本逻辑与当年的“传统安全保障论者”如出一辙，只不过其口中的假想敌从苏联变成了中国。

日本政府虽未放弃“综合安全保障”，但“基础防卫力”这一核心概念已经从《防卫计划大纲》中消失。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采取了解禁集体自卫权、连年提升防卫预算、积极探讨“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一系列行动。岸田文雄政府正在重点推进经济安全政策，但前述动向表明，在不远的将来日本的安全政策可能迎来历史转折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