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李乾、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李坤在《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发表《消极“安全化”与政治社会化：日本儿童版<防卫白皮书>  的双重逻辑》（全文约2.6万字）。                                                                                                 

日本防卫省首次发布面向中小学生的《第一本防卫白皮书——完全了解！日本的防卫》（简称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来自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引发多方不满，其背后存在的政策逻辑亦值得深思。一方面，该白皮书的主题仍然是渲染威胁，折射出日本对于安全问题的错误认知日益深刻；另一方面，该白皮书不同于日本防卫省循例公开发布的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其受众由普通大众转向儿童，这意味着其出台必然与日本儿童政策有所关联。

一、消极“安全化”：威胁渲染、敌人塑造与低龄受众

“安全化”意味着一些问题作为“存在性威胁”被提出来，并对之采取紧急措施，甚至这些措施固然超出了政治程序的正常限度但仍然不失为正当。其中，“过度安全化”和“安全化他者”是比较常见的消极“安全化”。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在明显的“过度安全化”和“安全化他者”之余，还存在着对于“安全化”受众的消极选择，这三方面构成儿童版《防卫白皮书》的三条内部逻辑，共同导致其虚构安全困境与刻意误导儿童的现实结果。

（一）“过度安全化”：威胁渲染

作为一种突出的消极“安全化”，“过度安全化”现象的产生在理论上根植于哥本哈根学派对于安全较为消极的认识以及设置了较为宽泛的研究议程。一方面，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本身是消极的，即以建构威胁来认知安全，但事实上“不存在威胁”的状态是不存在的。安全是相对于威胁的概念，不能忽视威胁存在的普遍性。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威胁几乎是不可能被完全消除的，若只有“不存在威胁”才是安全，那么安全将永远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哥本哈根学派对于安全研究议程的宽泛设置，使安全问题的广度拓展，但同时其深度变浅，埋下了过度建构的可能。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刻意深化了对于安全的认知和对于威胁的敏感，从而进一步渲染威胁，呈现出明显的“过度安全化”特征。如其在介绍“为什么需要国家防卫”时提到，为了切实地保护国家，需要向周边表明日本有好好保护自己国家的意识和能力，让其他国家觉得从日本夺取什么是很难的，更何况在可能被其他国家攻击的情况下，做好应对措施是必要的。显然，这种表述并非简单地介绍安全状况与防御的必要性，而是更多呈现出一种示威与抹黑。该文件中还写道：“至今世界上还有很多孩子生活在经常遭受导弹威胁的地区，但是在日本居住的人们，即使在新闻中看到过朝鲜的导弹，现实中也几乎没有人经历过这种恐怖吧。”一方面，此种表述是典型的威胁渲染，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几乎没有国家敢于率先使用此类武器，作为威慑和带来恐怖并不是一码事；另一方面，通过与某些存在安全风险的地区进行对比来突出本国的安全，其实质是刻意的宣传与洗白，彰显自卫队的重要性，以获得更多的支持来进一步解禁权力。

（二）“安全化他者”：敌人塑造

有关安全的定义，在哥本哈根学派之前呈现出一种由客观到主客观结合的趋向，即从单一客观上威胁的不存在，到客观上威胁的不存在与主观上恐惧的不存在二者统一。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指出了安全的“主体间性”。这超越了既往安全概念囿于主体内部的考量，使安全不仅仅局限于行为主体主客观方面，开始着眼于主体间的互动与建构。也即是说，只有当行为主体之间确保对方安全时，安全才得以真正成立。但是，这一逻辑同时存在“安全化他者”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会致使安全从“相对安全”向“绝对安全”转变，也就是所谓“我比你更安全才是真的安全”，从而导致安全无法被准确理解和认知。儿童版《防卫白皮书》中对中国“敌人”形象的塑造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威胁论”，其逻辑即为“安全化他者”。可以看到，在该文件介绍中国情况的部分中，开篇就指出“中国军队的动向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在安全保障上的强烈担忧”，且指责中国“在不公开说明的情况下，军队规模和军费急速上升”，并附上了大量数据和图表。显然，这种指责毫无道理。中国一向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此种言论的出现居心叵测，意图将中国塑造为“敌人”，从而转移日本国内矛盾，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更为过分的是，该文件严重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认为“中国政府的船只几乎每天都会在日本固有领土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周边航行，对日本领海的侵入也在反复进行”，并指责中国这一行为违反了国际法。无疑，这一说法是十分可笑且无礼的，更何况是面向儿童的读物，日本防卫省的“敌人”意识与“中国威胁论”于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安全化”受众：低龄儿童

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仅关注主体实践，并不关心受众如何接受以及接受或不接受后的行为问题。究其原因，“安全化”进程取决于施动者的言语建构，而通常施动者具有较高的政治权力、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仅靠自身就能够推动“安全化”进程。日本防卫省每年都会推出《防卫白皮书》，其面向的受众并没有特定指向，毕竟无论其指涉对象为何，建构一个安全问题的“安全化”过程并不需要重视民众的合法性授权。儿童版《防卫白皮书》的出台同样如此，不需要取得儿童的合法性授权，甚至可以说儿童也并不具备此种能力。问题在于，既然受众本身不具有很强的重要性，为何还要专门对其进行细分？实际上，价值是一个被忽略的要素。在一般性的“安全化”进程中，受众纵然没有过多声音，但依然作为一个价值取向的符号，发挥着某种程度的象征意义；施动者只要接受受众的价值取向就好，使用权仍在施动者自身，能作为合法性授权依据就利用之，相反则忽视之。而儿童版《防卫白皮书》的逻辑则相反，之所以选择特定的受众，是因为此前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已经出台，而后只需将施动者的价值输出即可。总之，儿童版《防卫白皮书》的外在逻辑在于对受众即儿童群体的选择，也就是政治社会化对于儿童群体的重大影响。

二、政治社会化：日本儿童政策的新动向

政治社会化是指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传播政治文化的过程。然而，相对于即将进入政治共同体的新一代成员而言，政治共同体本身无疑拥有压倒性的话语权。因此，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施动—受动”或“教化—学习”的结构，更多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状态，共同体中的政治文化由此得以传播。鉴于日本儿童和青年对于政治的热情持续低迷，“新有选举权者”的投票率高开低走，政治文化的传播受到阻碍，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以制定政策大纲为中心，发动各省厅着眼于政治社会化调整儿童政策。儿童版《防卫白皮书》的出台正是其应有之义和必然结果。

2021年4月6日，日本“儿童、青年培养支援推进本部”出台了第三版《儿童、青年培养支援大纲》（简称《大纲》）。它立足于2010年制定的《儿童、青年培养支援法》，确定了相关政策实施的基本方针，可谓是推动日本未来数年儿童培养支援政策落地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亦对推进儿童政治社会化的必要性进行了强调。在《大纲》出台两个月后，2021年6月11日，日本内阁府公布了2021年版《儿童、青年白皮书》。根据《儿童、青年培养支援法》第6条的规定，政府需每年向国会提交儿童、青年的状况及儿童、青年培养支援政策的实施状况的报告书，并对外发布，自2010年以来已发布12份，对儿童的生存现状以及相关施策进行阐释。2021年版《儿童、青年白皮书》在第一章以特辑的形式说明了《大纲》的制定情况，并特别指出不应仅仅将儿童视为需要政策支持的存在，更要认可他们在后疫情时代作为国家和社会成员的身份。此外，该白皮书还强调，推动儿童的意见表达和社会参与并非只是这一条的内容，而是渗透进了儿童政策的各个部分，已成为《大纲》的重点事项之一。

质言之，无论是《大纲》还是《儿童、青年白皮书》，都在有意识地渲染后疫情时代日本所面临的复杂和充满威胁的局面，并以此为抓手来推进儿童的政治社会化。这一方面说明在大变局的时代，为了国家的未来发展，需要积极推动儿童的政治社会化以储备政治人才；另一方面也表明，大变局所带来的动荡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加强儿童的政治社会化，通过政治话语的高效传播来保证政治文化的一致性，进而实现政治体系的稳定性。然而对于儿童来说，进行意见表达和政治参与的过程本身就是逐步被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同化的过程，而且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同化：它不仅要求儿童掌握符合本国需要的政治知识，更需要他们对现有的政治生态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这个过程是没有止境的。对此，日本政府各省厅积极开展基于互联网的线上信息发布和宣传工作。特别是近几年，各政府部门官方网站的儿童版主页如雨后春笋般接连出现，形成了一波极具规模效应的宣传攻势。

防卫省的儿童主页作为日本政府推进儿童政治社会化措施的一环，自2019年上线以来，已经聚合了大量面向儿童的防卫宣传内容，包括国防和安全知识、防卫省与自卫队相关信息、漫画版《防卫白皮书》等等。如今儿童版《防卫白皮书》作为该儿童主页新上线的内容，其背后隐藏着日本政府更深层次的谋略用心。首先，从儿童版《防卫白皮书》与防卫省儿童主页本身的关系来看，前者（内容）无疑属于后者（平台）展示的一部分，但它同时也是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的一部分。如此一来，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在推进儿童政治社会化方面的正当性，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防卫白皮书》本身内容所具有的争议性，其双重身份给了日本政府更大的政治操弄空间。其次，从儿童版《防卫白皮书》与漫画版《防卫白皮书》的关系来看，二者同时存在于防卫省儿童主页上，不过前者是后者进一步正规化、严肃化的版本，体现了日本政府强化培养儿童国防意识的意志。最后，对比儿童版《防卫白皮书》与防卫省儿童主页所展示的其他宣传内容，可以看到，网站为其提供了“鱼目混珠”的平台。平心而论，防卫省儿童主页上的很多知识性内容并不具备很强的政治色彩，作为国防教育的一环其实无可厚非；但由于这些内容与疯狂渲染威胁的儿童版《防卫白皮书》等混杂在一起，后者存在的错误或不合理之处便被极大地淡化了。如此一来，儿童主页的内容越是丰富多彩、形式越是光鲜亮丽，就越能遮掩日本政府的战略意图。

不同于日本，二战后在德国存在着“第二罪”的说法，即将希特勒当年所犯下的罪行称为“第一罪”，而将从心里否认“第一罪”称为“第二罪”。也就是说，对于战争彻底的反思，需要对两重罪恶都进行清醒的认识。这其中，“第一罪”从时间上看是历史问题，从领域上看是政治问题；“第二罪”则更多是观念上的、教化上的，是可能延续的。且不说“第一罪”，透过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可以看到，日本政府甚至想要将“第二罪”一同消解掉。对此，中国除了要特别警惕之余，既要在政治上做出努力，推动中日两国官方和民间的交流，求同存异、共同前行，又要在教育上特别是学术上做出努力，有理有据地驳斥其错误历史认识，防止教育被利用，成为日本的政治工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