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高文胜和同校博士研究生、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张永涛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5期发表《日本“巨型FTA”战略：演变、特征、评估及对中国的影响》（全文约1.5万字）。

高文胜和张永涛认为，大力推动“巨型FTA”是日本FTA战略逐渐深化的结果，代表着日本自由贸易的新动向，对其进行客观理性的评估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日本“巨型FTA”战略在贸易规则、贸易环境与战略布局等三个层面上会对中国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有必要对其未来走向及如何应对进行思考和探讨。 

（一）日本“巨型FTA”战略的评估

“巨型FTA”代表着日本近年来施行自由贸易战略的新方向，“巨型FTA”战略也被视为日本的主要政策课题之一。对其进行客观理性的评估，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更清晰地认识日本“巨型FTA”战略的制约因素。

第一，“巨型FTA”战略是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一种体现，但近年来有与日美“印太战略”联动的趋势。基于日美同盟关系和地缘因素，日本在大力推动“印太战略”的同时，也会着力于将美国影响力留在亚太，以更好地对中国实施制衡，从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符合日本外交“多层的”战略设计特征。

第二，在日本看来，RCEP、中日韩FTA乃至亚太自贸区等“巨型FTA”都可以帮助自己在进一步建构“自由贸易的旗手”身份的同时，获取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依托日美同盟开展经济外交、争夺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并非日本的首选，日本对FTA战略的态度表现为“相对消极”。不过，进入21世纪，日本对话语权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认识也不断发生变化，出现“主动出击”的趋势。

第三，战后“与美协调”的外交传统使强化日美同盟逐渐成为日本外交的第一要务，故日本“巨型FTA”战略很难摆脱美国制约，美国因素是日本在战略实施层面上不得不考虑的最为重要的变量之一。

第四，日本“巨型FTA”战略带有安倍晋三内阁的鲜明烙印，安倍之后的政权更迭带来的不确定要素很多，将成为制约日本“巨型FTA”战略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二）日本“巨型FTA”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坚持“高标准”贸易规则，对中国有双面作用。日本在“巨型FTA”战略实施过程中倡导坚持“高标准”，会增加中国参与区域合作谈判的难度、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刺激中国加速对标。“高标准”贸易规则的衡量以WTO相关规则为基准，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为“WTO ”条款，是在原有WTO规则条款基础上深化得来的；第二类为“WTO-X”条款，是没有包含在原有WTO规则中的新条款。与日本推进的多数“巨型FTA”相比，中国签署的FTA在规则标准方面尚有较大差距。综合来看，目前中国在竞争政策、知识产权等议题方面存在规则差距大、对标难度高等问题，这显然会对中国在国际经贸相关领域拓展业务、扩大规模等形成相当大的制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高标准”贸易规则是国际上许多“巨型FTA”谈判的主要特征之一，加大步伐与之对标是中国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争取更大主动权的必要手段。

第二，加大了中国外部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首先，客观上强化了美日欧三位一体的格局，这或许会使中国面临的贸易环境难言乐观。从中长期来看，新“日美贸易协定”、美欧自贸协定、日欧EPA有助于美日欧三方共同主导以及重塑“高标准”贸易规则。换言之，日本的“巨型FTA”战略客观上会为三方联合对中国施压等营造更大的余地和空间。其次，日本“巨型FTA”战略的均势思维增加了亚太经贸博弈的变数。在日本“巨型FTA”战略设计中，与美国联手是其取得更大进展的根本保障，也便于日本更好地在中美两国之间实施对冲，进一步协调中日关系的同时，联合美国制衡“威胁”。日本既希望美国重返TPP/CPTPP，也期望印度回归RCEP以牵制中国，还希望在亚太自贸区建设中同中国加强合作，以更好地发挥主导性作用。

第三，同盟意识影响中国自贸区战略布局。日本在“巨型FTA”战略推进过程中表现出较明显的日美同盟及“美日印澳四国联盟”意识，对于中国推进自贸区战略、优化战略布局将产生影响。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布局既重视周边又放眼全球，日本“巨型FTA”战略的同盟意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日韩FTA、亚太自贸区等主要FTA的进展。这无疑会对中国推进区域多边机制建设、构建全球自贸区战略网络产生较大影响。

（三）日本“巨型FTA”战略的未来走向

第一，继续大力吸引美国重返TPP/CPTPP。当下，世界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进一步宣示同盟关系对日美两国而言都有较为重要的意义，而美国重返TPP/CPTPP可被视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鉴于拜登政府目前的外交政策倾向、重启冻结条款谈判的难度以及美国是否有新的附加条件等不确定因素，美国重返与否充满变数。

第二，依托“巨型FTA”战略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在CPTPP、日欧EPA、新“日美贸易协定”等“巨型FTA”中，数字条款成为一大特点，这为日本发展数字经济、加强同美欧在数字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条件。日本会继续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而实施并依托“巨型FTA”战略是重要保障之一。

第三，更为重视平衡策略。在“巨型FTA”战略中，日本已经采取了复杂均势策略，预计今后会继续将该策略贯彻下去并进一步细化。例如，在推动RCEP尽早生效、加快中日韩FTA谈判进程方面同中国加强合作的同时，有选择地推进CPTPP扩容，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加入保持更为审慎的态度，并将其视为重要的外交筹码，以谋求在多个层面维系平衡态势。

第四，寻求完成身份建构。日本在推进“巨型FTA”战略过程中虽然屡屡宣称自己为“自由贸易的旗手”，但与“他者”之间在“共有知识”的形成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这意味着其“旗手”身份的建构尚未完成。今后日本在战略推进中应会继续加大同他国的协调力度，力求获取更多的“实绩”，在经贸规则制定方面发出更多的声音，以期早日完成身份建构。

（四）中国的应对之策

面对日本“巨型FTA”战略，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首先，洞晓日本实施“巨型FTA”战略的根本目的是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追随美国、遏制中国、在中美两国之间实施战略对冲等均是日本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也是其“多层的”外交战略设计的集中体现。对此，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其次，把握日本“巨型FTA”战略的限度，抵消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剖析日本“巨型FTA”战略本身存在的不足或矛盾，分析其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层面受到的制约，在此基础上，利用对冲、平衡等战术尽可能抵消该战略对于中国的不利影响。再次，引导日本正确认识中日FTA战略存在“竞合”关系的事实，让日本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过多采取追随、遏制等策略最终只会加重对自己国家利益的损害。中日两国在FTA战略的实施路线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在推进“巨型FTA”建设上有充分的合作空间，应该继续大力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有益尝试。最后，修炼内功，以我为主。中国应进一步发挥国内自由贸易区与自由贸易港的“试错”功能，加快对标高水平贸易规则，坚持贯彻“巨型FTA”辐射“一带一路”原则。应该以我为主，宏微结合应对日本“巨型FTA”战略，既要提高全局意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国构建“双循环”良性互动等视域下看待日本“巨型FTA”战略，与日本加强沟通、淡化竞争意识，也要抓住战略机遇、主动出击，争取早日加入CPTPP、协调日韩关系以切实推动中日韩FTA谈判进程、在RCEP后续扩容与升级中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与世界多边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